干涉北伐出兵山东真无耻
大发淫威“济南惨案”逞凶残
日本田中内阁“东方会议”之前，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在镇压了共产党和革命人士、独掌北伐大权之后，蒋介石又与汪精卫合流，决定继续北伐，矛头直指盘踞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这直接威胁着日本的在华利益。1927年5月16日，田中内阁命令第2遣外舰队开往山东沿海。24日，陆相白川义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出兵“护侨”。27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出兵山东，把满洲第10师团的步兵第33旅团共4个大队派往青岛。6月1日，日军在青岛登陆；7日上旬，日军进据济南，兵力增至4000人，是为“第一次出兵山东”。
到了8月份，形势有了新的变化。由于国民党各派系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于8月13日被迫宣布下野，北伐暂时停止。日本政府遂于8月30日宣布从山东撤兵。
此时，政治上失意的蒋介石，把投靠的目光转向了日本。9月29日，蒋介石偕同张群等人访日，请求日本给予支持。11月5日下午1时半，蒋介石同张群访问田中的青山私邸，会谈约达2小时。田中明确地对蒋说：“你不必急于北伐……应该专心致力于南方一带的统一”；如果你“巩固江南”，日本必将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双方就“反共问题”取得一致。田中说：“假如长江以南不能统一，其间共产党便会成长……将为极大的隐患。”蒋介石也说：“共产主义者侵入军队，令人胆寒。”蒋介石要求日本政府不要援助张作霖，田中否认日本“支援过张作霖”，强调说：“日本的希望只在于安心维持满洲的治安。”蒋表示：如果日本不支持张，“则满蒙问题容易解决，排日亦可杜绝”。但对田中所提出的“不要急于北伐”一事，蒋介石没有应允。11月8日，蒋应国民党电召离日回国。
为了继续向蒋介石施压，12月23日，田中训令驻上海总领事矢田秘密告诫蒋介石：如果北伐军到济南，为了“护侨”，日本政府将再次出兵山东。26日，矢田奉命到蒋介石的谋臣黄郛寓所又一次警告蒋不要北伐。
但到1928年，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蒋介石的变化。是年1月，蒋介石复任北伐军总司令。上次访日的情景和日本的所作所为，使他深知靠日本没谱，于是在对外关系上转而投靠英、美。蒋介石送给英、美的第一件见面礼，就是对在不久前发生的美、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打死打伤2000多人的“南京事件”进行辩护：明明是美、英帝国主义的挑衅行为，却把它说成是共产党煽动群众威胁两国侨民的生命安全，他们是为保护本国侨民“而不得已开炮轰击”的。蒋介石这种欺内媚外的做法，深得英、美的赏识，纷纷表示给予蒋介石政府以外交上的支持。
“南京事件”的解决，标志着蒋介石政府和美、英帝国主义的结合。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联合冯、阎、桂三派决定率军继续北伐，攻入山东。
日本迅速做出反应。日本联合舰队游弋于中国海面，“出访”香港，南京政府的访日代表被田中拒之门外。北伐前夕，日本第1遣外舰队出现在山东沿海，以“游历”之名泊于青岛；第2遣外舰队进入长江，泊于江阴、南京；陆军也扬言增兵朝鲜，共同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蒋介石对此不得不有所顾忌。2月11日，蒋任命一向对日“友善”的黄郛为南京政府外交部长，这是他准备一旦北伐便于对日疏通的应急之策。4月7日，蒋介石宣布北伐。蒋亲自率第1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内阁决定按照“东方会议”既定的方针开始行动。4月16日，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少佐向参谋总长要求出兵；次日，田中内阁仍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并于19日正式宣布。日参谋总长19日下午发布了关于派遣第6师团及“临时济南派遣队”的第1号命令，命令第6师团从熊本出发，在青岛登陆后，立即实施对济南及胶济沿线要地的军事占领。为了抢先控制济南，日本政府命令驻天津日军3个步兵中队赶赴济南。25日，第6师团首批部队1381人在福田彦助中将的统率下在青岛登陆，至27日，第6师团登陆完毕，作战物资有2.3万吨，呈现出临战态势。
4月28日，北伐军占领万德，向济南进发，大战在即。其时，奉系军阀的“狗肉将军”张宗昌盘踞济南。
张宗昌见蒋介石率北伐军来攻济南，就派参谋长金寿良到青岛请日本快发救兵。
日本第6师团正愁没有进兵济南的借口，便满口答应驱赶北伐军，但要求将青岛、济南、龙口、烟台等地都交日军负责“防守”。
张宗昌便全部答应日军的要求。福田彦助又得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要他抢占济南的训令，便于4月25日派先头部队向济南进发。日本侵略军被张宗昌引入济南，占领了济南医院、济南报社等地，并不许华人接近。
此时北伐军已占领济南门户万德，胶济铁路也被截断。张宗昌吓得魂不附体，忙向福田彦助求援。福田彦助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不帮忙。张宗昌见大事不妙，连夜逃离济南至烟台，后乘船经大连亡命日本。
北伐军于5月1日占领济南。总司令蒋介石当日下午也赶到济南。他任命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任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兼任山东特派交涉员，负责与日本驻济南领署联系交涉。国民党当局多次声明保护外侨，要求日本政府从济南撤军。日本早已视中国东北为日本第二故乡，视山东为第二中国东北。为实现日本内阁决定的第二次出兵山东计划，日军第6师团司令福田与第11旅团司令斋藤多次密谋，故意装出接受蒋介石要求之态，麻痹对方，以达成对济南的突然袭击。
5月3日清晨，济南城内各处商店相继开门，生意兴隆，一片太平景象。不料上午9时许，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经过日军警戒区时，被无故射杀；北伐军一部移往基督医院时，又遭日军突然袭击；与此同时，日军又向北伐军第40军第3师第7团的两个营发起攻击，北伐军损失惨重。
北伐军第92师、93师奋起还击。日军指挥官福田彦助见事不好，急派人会见蒋介石，并威胁说“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介石怕事态扩大，急派10个参谋组成的传令班，分头到各部队传令停止还击。
不久，蒋介石派外交部长黄郛到侵华日军司令部交涉。福田彦助避而不见，只派其参谋长黑田出面接见。黑田蛮横地提出，北伐军必须立即停火，一律退出日军警戒区，并持枪胁迫他在一份所谓“中国军队枪杀日兵”的“调查报告”上签字。直到黄郛被迫签了“阅”字，才放他回蒋的总部。黄郛回来后向蒋介石据实以报，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政策，下令国民军“不准还枪”。3日深夜，中国军队全部退出。蒋介石决定绕道北上，对日本侵略军继续退让。
日本侵略者却得寸进尺，一面以武力将商埠区的北伐军全部缴械，一面派部队占领了设在济南路局的外交部长办公处。堂堂外交部长，号称“隐身仙人”的黄郛及其卫士亦被缴械，乖乖退出其办公处，迁往北伐军总部办公。此时，恰有两个日本兵被流弹打死。日本侵略军这下找到了挑衅借口，大举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不论官兵，见人就杀，一时尸体遍街，血流成河。中国军队7000余人被迫缴械。
5月4日，处于无奈的蒋介石命外交部长黄郛致电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提出严重抗议。电文指出：“似此暴行，不特蹂躏中国主权殆尽，且为人道所不容。今特再向贵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请立即电令在济日兵，先行停止枪炮射击之暴行，立即撤退蹂躏公法、破坏条约之驻兵，一切问题当由正当手续解决。”日本政府根本不把这个抗议照会放在眼里，不予置理，反而扩大事态，更加疯狂地向中国公民开炮射击。于是，蒋介石又急电在东京的张群直接找日本当局谈判，以求挽救危局。
日本方面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们想把蒋介石的势力控制在济南，逼其签订城下之盟，阻止北伐军北上，从而使日军控制华北领土。为此目的，日寇不但没有把事态平息下来，相反还加紧进攻，企图消灭蒋介石的部分力量。他们一面肆意颠倒是非，诬中国军队抢劫和杀害了日本侨民，为进一步扩大侵华制造借口，一面继续向济南增兵。4日，关东军陆军第14师团第28旅团及其他特种部队2000多人增兵济南，海军增派军舰赴长江华南口岸及青岛。
蒋介石见济南越来越紧急，于是整顿了北伐军，拉着黄郛等人在混乱中溜出了济南。
蒋介石、黄郛等从济南逃出后，来到党家庄住下，急忙修书一封，送给日军福田师团长，申明绕道济南，继续北伐。
事前，福田已通过安插在蒋介石身边的顾问佐佐木得到蒋介石的口风：“革命军为避免糜乱地方，决不与日军冲突。”在获悉蒋介石继续北伐后，福田彦助恼羞成怒，便于5月7日下午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
一、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罚。
二、对抗我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
三、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
四、南军须撤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
五、为监视右列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
北伐军将领见到这个最后通牒，认为这简直是把北伐军当做战败国看待，把抗日将士作为投降的战俘对待，大都气炸了心肺。蒋介石除第二条外，准备全部接受。当下拟定六项答复，并派熊式辉、罗家伦前去交涉。
福田彦助看了蒋介石的六项答复，蛮横地赶走派去的使者，随即下令对济南发动攻击。早在福田发出最后通牒之前，日本国内参谋本部、陆军省就已共同拟订了《对华方案》，其中竟然宣称：这次“济南事件”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的心理的具体表现”。要“显示皇军的武威，使全中国感到震骇”，“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3日，田中义一主持内阁会议，决定采纳该《方案》，增派名古屋陆军第3师团（1.5万人）及其他特种部队2万人扩大在山东的战事。
5月8日拂晓，福田向所部下达侵占济南全境的攻击令。日军首先轰击和摧毁了新城兵工厂、无影山弹药库，接着又野蛮炮轰内外城居民密集地区。城内火光冲天，居民被虐杀者处处皆是。9日，日军在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构筑新的炮兵阵地后，再次向内城发起全面攻击。
济南军民在济南卫戍副司令苏宗辙的指挥下，与日军奋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邓殷藩团第9连连长郭德芳。出征前，他与部属发誓说：“我们生为军人，死当卫国。今天的事，日本人逼得我们实在忍不下去了！为国家，为人民，正是我们牺牲报国的时候了！我们不忍心，也不愿意亲眼看到祖国河山破碎，而束手被擒！我们要本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精神和决心，与敌人拼一个你死我活！”北伐军将士以散兵战术抗击日寇的立体战术，打得敌人闻风丧胆。留守济南的李延年、邓殷藩两团将士，与日寇激战三昼夜，打得日寇不敢轻举妄动，直至10日夜接到蒋介石令他们撤退的密电后，才撤出济南。11日晨，济南沦陷敌手。
5月11日上午，日军举行“显扬国威”的入城式。也就从这时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就开枪射击，见女人就割去双乳，乱刀刺死。济南死伤军民1.1万人有余，惨不忍睹，举世公愤！据“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调查：在“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多人，财产损失达2957万元。
当时，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日军血腥屠杀面前也曾作了如下表示：“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横阻我们北伐，残杀我们同胞，霸占我们土地，这是中国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的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日本种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如果不谋报复，我们就不能算是中国人！我国国民政府是绝不会因为他们的压迫而对他们屈服的！”蒋介石当时的这一讲话，虽然反映了他对日本军队野蛮行径的痛恨和谴责，但在日寇野蛮屠杀之际，他却又下令：“须知我们报仇雪耻的敌忾心，绝不能暴露出来，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原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已于5月4日到达东京，寻求与日本人谈判。张群与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和日本参谋第二部长松井石根联系，求见日本外务省次官出渊胜次和军部首脑伊藤安之助少将。
5月4日，张群奉蒋介石令抵达日本寻求谈判，但反复谈判无果，日本政府对张群的交涉电根本不理睬，反而于5月18日送来日本政府第三次出兵山东的声明书，声称“济南事件”是“日本为保护山东日本侨民及确保胶济路之交通而为之”。至此，双方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时光流转到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告北伐成功并发表对外宣言。对外宣言明确提出，要求同各国“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美国和西方诸国先后与南京政府签订了有关条约，日本则因“济南惨案”与中国“处于邦交断绝状态”，对华贸易陷于困境，田中内阁在国内外失掉人心，声名狼藉。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才被迫启动同中国的外交谈判。
1919年3月28日，双方代表王正廷和芳泽谦吉在南京政府外交部签署了《济南惨案协定》，协定规定：
一、撤兵之实行与正式会议同时开始，至多两个月内将山东现有日本军队撤去，接受办法由双方各派委员就地协商办理；二、此后国民政府对于日侨之保护，视为当然之事；三、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四、双方损害赔偿问题，俟调查委员会共同负责清查后，互以名义上声明，采取宽大主义办理之。双方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
这个协定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屈服的产物，理所当然地遭到国人的愤怒谴责。但作为当时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要中国人民忍受这种耻辱，他说：“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