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的要挟和宋哲元的愤怒，蒋委员长是否听到，无从查实。但是何应钦、汪精卫听见是肯定无疑的。他们无法顾及宋主席的怒言，而是害怕土肥原的威胁，因而便向蒋介石建议，“主动”将宋哲元罢免。汪精卫的逻辑是：“与其我们受人压迫而做，不如自己先自动去为之。”
就这样，“要领”还未出台，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被行政院下令免除了，由秦德纯暂时代理。土肥原便转而与秦德纯进行交涉谈判。《秦土协定》是在北平府右街秦德纯的住所诞生的。其内容为：（一）对“张北事件”表示遗憾，将负责人员免职；（二）撤销排日机关；（三）尊重日方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四）第29军撤出昌平、延庆、大村堡以东地区及独石口至张家口长城线以北地区；（五）自6月23日起两周内撤退完毕。秦德纯还同意日本在察哈尔省设置机场，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不阻止日本在内蒙策动德王“自治”等等。
《秦土协定》签字不久，秦德纯被正式任命为察省主席，接着又调任北平市市长。《协定》生效后，29军部分移驻河北。
日本在利用“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签订《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一举实现河北和察省“特殊化”后，又通过了两个历史性的对华政策方针：一个是由外、海、陆三省联席拟定的“对支政策”。内容包括了外相广田的三个主要原则，一是中日亲善，也就是中国停止排日，不得与其他国家结盟；二是中日满经济合作，要求中国给予日本在中国各种的经济发展特权；三是中日共同防共，日本利用防共成为干涉中国内政与外交的重要借口。这个“广田三原则”，成为日本对中国外交侵略的方针。另一个就是由陆相川岛义一所提出的“鼓励北支自主案”，下令日本驻华的关东军与驻屯军，充分利用《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作为基础，全力推动华北五省自治，以彻底消除华北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向心力。
这时日军对于河北的分离，几乎已经是志在必得。由于何应钦离北平南下，中央军与东北军相继撤离，河北一时出现力量的真空。日本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欲选择屈从于日本的角色，成立华北“自治政权”。谁是这个对象？宋哲元。日本人瞧上了他。
蒋介石也在物色他在华北的人选。在经过多次的筛选、比较之后，最后也把目光落到了宋哲元身上。
宋哲元是一级陆军上将，冯玉祥的主要将领之一，1885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县，字明轩。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著名的“北京政变”后，脱离了直系军阀，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宋哲元历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第29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平津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过陕西省主席、河北省主席、冀察绥靖公署主任。早在1921年，他在冯玉祥麾下当旅长时，就出类拔萃，与其他四个旅长张之江、李鸣钟、鹿仲麟、刘郁芬，被人们称为“五虎上将”。
纵观宋哲元的历史，最闪现光彩的一页，莫过于长城抗战了，他的“抗日英雄”的称谓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赢得的。从1933年2月底开始，在长达三个月的激烈战斗中，宋哲元和29军的官兵们浴血抗敌，万死不辞。宋哲元和副军长秦德纯以及师长冯治安、张自忠亲临最前线指挥作战，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宋哲元率领部队坚守阵地，始终未被日军突破。战斗至4月中旬，日军突然打开了友军的防守阵地，使宋部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宋部才不得不撤退到通州。
后来，宋哲元在回忆长城战斗时，这样形容将士们的杀敌士气：“29军的将士早就对日军憋着一口气，杀起鬼子来就像砍瓜切菜一样，好利索！”每每提起在长城战斗中牺牲的官兵，宋哲元心里就很痛惜，他多次告诫自己的部属：我们有幸活着的人应该把他们未了的事情分担一些。他总是尽量要求自己这样去做。
宋哲元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一贯很明朗：他赞成反共但不赞成“剿共”。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不主张进行血腥镇压，但也不愿意在他的地盘上出现这样的运动。
“九一八事变”刚发生后，他就发出通电，提出对日作战，但未有任何效果。在与日本人交往中，宋哲元很有分寸，有这么一件事也许可以说明宋在与日本人接触中所持的谨小慎微态度：那年，他在天津为母亲做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亲自登门祝寿，当时宋哲元不在，司令官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做寿礼的大瓷花瓶留在了宋家。后来，宋哲元知道了此事，立即要把寿礼退回。别人劝他万万不可如此行事，这样会伤两国和气，这是大事。宋哲元一气之下，便将瓷花瓶砸了。
日军相中了他，是因为他是反蒋的冯玉祥旧部，眼下属“骑墙派”，将他留任在华北绝对比蒋介石另安排一个心腹要有用得多。显然，蒋总裁看穿了日本人这极其毒辣的一手，便先一步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宋哲元及其所属几个师长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刚过一月，又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同时撤销了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
双方都在争取、拉拢宋哲元这个实力人物。
宋哲元很有点稳坐钓鱼台的气度，不点头也不气恼。
日方代表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案》，限宋在10日内宣布“自治”。随之便是武力配合，关东军司令官下令调动部分陆军集中在山海关和古北口，部分海军军舰驶向大沽口，日军的飞机像蝗虫一样每天在北平上空掠过。这不能不说是强大的压力，但宋哲元似乎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时限已到，他没有宣布自治，也没有给日方一个明确的答复。
此时，土肥原贤二来到了北平。从东北动身时，他对完成此行使命满怀信心。土肥原的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切切实实地掌握冀东亲日派殷汝耕；第二步说服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
冀东，泛指河北省东北部处于热河省和平津之间的20多个县市，著名的开滦煤矿、天然良港秦皇岛都在这里，通往伪满洲国的铁路干线也从这里经过。日本帝国垂涎这块农业发达、资源丰厚的小绿洲已经好久了。按《塘沽协定》划分，这里属于停战区，区内的治安由中国保安队负责，中国军队与日军均不得进入。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河北省将冀东分为东西两个行政区，西半部以通州为中心，称蓟密行政督察区；东半部以唐山为中心，称滦榆行政督察区。在这片停战区执勤的保安队的大小头目都是日方指派或推荐的，殷汝耕是“最高”行政长官。开始，由日方推荐殷担任蓟密行政督察区专员，滦榆行政督察区专员由陶尚铭担任。陶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过职，对于日本军部的话并不是那么顺从，所以殷、陶之间矛盾迭起。后来，陶愤然辞职，殷就顺理成章地兼任了“滦榆”的专员。
殷汝耕曾两度东渡日本，分别在鹿儿岛第一高等学校工科和早稻田大学学习，归国后便全面“东洋化”，身着和服，口操日语，手挽日妻……他和土肥原等日本实力人物打得火热，一心追求荣华富贵。他曾参与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的谈判。
土肥原现在要把宋哲元和殷汝耕捏在一起，从而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平津地区的西、北两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如果冀东再落入他们手中，则又可以从东面对平津加以包围。这样，最终侵吞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就是手到擒来的事了。
土肥原频繁接触宋哲元，有时一天三次不请自到，上门讨好，外加威逼。
宋哲元始终没有答应。土肥原虽然十分恼火，却没有失望。随之而来的是对宋哲元的最后通牒：11月20日是限定实行“自治”的最后时间。土肥原扬言：如果在规定的时间还不明确表态，会派5个日本师团到华北，6个师团到山东。
宋哲元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在离土肥原的限期只剩下四天时，他给蒋介石发了份电报，既倾诉苦衷又施加压力说：“华北局势受环境压迫，危险万分，时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胁，更属刻不容缓，日方要求：（一）地方自治。（二）脱离中央。哲元对此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已均予以拒绝……但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时，不能永久。伏乞钧座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日方按捺不住难以等待的焦急心情，于11月25日将蓟密、滦榆两区合并为滦蓟区，并把不属于停战区的昌平、宝坻、香河、宁河四县也纳入其中，在通州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汉奸殷汝耕被封为委员长。
蒋介石面对日方的为所欲为，也断然采取了几项措施：撤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长官；派宋哲元担任冀察绥靖主任；罢免殷汝耕，拿办。撤销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
日本人并没有被南京政府的强硬态度唬住，他们限期宋哲元宣布“自治”的要求没有取消，只是时间又放宽了几天。
宋哲元颇有点两头受夹攻的感觉。谁都在拉他，谁也都在打他。一气之下，他便称病到西山休息去了。对于蒋介石新委任的冀察绥靖主任的职务，宋哲元坚辞不就，连连给南京政府发去电报表达了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