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尽天良竟拿活人做试验
践踏人性细菌武器灭人烟
日本侵略者在使用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还采用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化学战对付中国军队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十几年前的电影《黑太阳“七三一”》中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一位妇女在日本兵的看押下，在冰天雪地的室外裸露着小臂和双手，日本兵不断地往上浇水，并把手和手臂上冻成的冰敲掉。很长时间后，这位妇女被拉到室内，被强令把冻得已经僵硬的双手放到热水中。然后，一位日本军官当着十几个日本娃娃兵的面，把手放到这位妇女的手臂上，使劲往下一撕，妇女手臂上的皮、肉全部脱落，惨白的手骨露了出来……
制造这个毛骨悚然画面的始作俑者就是罪恶的731部队。731部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在中国东北建立的一支研制和生产、使用细菌和化学武器的特殊部队，设在哈尔滨东南约20公里的平房镇。因为这支部队的番号是731，所以称731细菌部队。
将细菌和毒气用于战争作为杀人武器，是违反人类文明的最丑恶的犯罪行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899年世界各国就在海牙签署了禁止使用毒气的国际协定。在1925年6月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与会各国，包括日本在内，共同签署了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协定。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公然违反国际协定，使用了细菌武器和毒气弹，造成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死亡，给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水源造成严重污染。这种滔天罪行，令人神共愤。
731部队的前身是在1933年根据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命令秘密建立的一个细菌试验处，所长石井四郎当时的军阶是中佐（中校）。最初这支细菌部队叫“东乡部队”，受关东军直接管辖，以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的名字命名。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1936年，日本陆军省和日参谋本部根据日本天皇的敕令，又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两个细菌部队：一个是在长春以南5公里的孟家屯附近的华人村建立的93号军事基地——“关东军兽类传染病实验局”（也称“关东军兽医防疫研究所”，匿名“一零零号部队”），另一个就是在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建立的17号军事基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或称“关东军用水供应及疾病预防局”，也称“东乡部队”）。17号军事基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以后，改名关东军第731部队。1945年5月，在苏联反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做垂死挣扎，又把731部队改称“关东军第2520部队”。
731部队选定平房站以北4公里处的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三家子、黄家窝堡、刘家窝堡的中间地带，建立17号军事基地——细菌杀人工厂。从此，平房就成为这6个村屯中间的6.1平方公里的代称。
1936年春，日本侵略者派人来到这里进行勘测和规划，并在军事用地四周钉上了标桩。到了秋天，日伪当局出示布告，强行命令黄家窝堡限期搬迁，把该屯变成了731部队的军事用地。从此，黄家窝堡这个地名就在地图上消失了。转过年，三家子、刘家窝堡也被令其强迁。1938年阴历八月十五日，日伪当局强令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五屯迁移，正黄旗五屯西南的一片百十垧地占用后建立了细菌工厂，东南角的百十垧地占用后修了飞机场。
1939年这个细菌杀人工厂刚建成，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颁布了1539号训令，规定“平房石井部队房屋（围墙以内）均指定为特别军事建筑物”。
在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中心区域，设立了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用高墙围着，墙上架有高压电网，墙外设置防护壕。在围墙四周设立东、南、西、北卫兵所。南门只允许731部队本部人员出入使用；西门平时关闭着，特殊情况可以使用，东门和北门是中国劳工上下班的必经之关。沿着围墙有日本军人巡逻，在动力班大烟囱、给水塔和“方型楼”的南北制高点设有暸望监视哨，主要监视中国人的行动。第二道防线设在“方型楼”的四周，圈有土墙，占地79200平方米。这里有一座连接式的三层高的方型高大建筑物，它的主楼走廊连通着总务部、诊疗部，还通过地下道连通解剖室和焚尸炉。这里是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中心场所。在主楼两侧的空场上，设有两处秘密监狱，关押着被试验的人“方型楼”这个地方，可以说是731部队的绝密要害部位，戒备森严，不仅中国人不得进入，而且日本有关人员进入也得经过严格审查。为了保密，细菌工厂的建筑都由日本专业人员进行设计，由日本关东军御用单位——铃木和大铃建设株式会社进行施工。
731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2600余人，其中将级军官5名，佐级军官30余名，尉级军官300余名。从1936年到1942年7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1942年8月到1945年2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1945年3月到同年8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直属的各个部以及各个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
731部队下设8个部：第一部，细菌研究；第二部，细菌试验；第三部，细菌武器制造；第四部，细菌生产。另外，还设有总务部、训练教育部、资料供应部、诊疗部。
731部队拥有雄厚的细菌生产设备，计有孵育器4500具、容量一吨的制造培养液的锅炉4个和容量2吨的制造培养液锅炉两个、培养器1800具、营养液消毒器30具（消毒器的规格长3米，直径1.5米，每具可容纳石井式培养器30个到60个）、整温器5具（每具可装620个培养器）、培养液冷却室两个（每室可容纳100个培养器）、另外，还设有保存产品的特种冷藏室。
这个细菌工厂每一个生产周期就可生产300亿具有中等繁殖能力的微生物。由于细菌产量大，只好用公分来计算细菌团的体积，或者用公斤计算细菌的重量。据原731部队队员的测算，这个细菌工厂每月可生产鼠疫菌300公斤，或者生产炭疽菌500到700公斤，或者生产伤寒菌八九百公斤，或者生产霍乱菌1000公斤。
日本宪兵队机关和伪满当局根据731部队的要求，经常把关内和东北各地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秘密地押送到731部队，供细菌试验之用。被押送的人大多数是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苏联红军、地下工作者和反满抗日的工人、教员、学生，还有所谓的政治嫌疑犯。
在运送期间，恐怕暴露其罪恶的秘密，日本宪兵队给被押送人员规定了一个专用名词：“特殊材料”“特别输送”。731部队“特别输送”俘虏的事铁证如山。不少见证人曾看到下列事实：
哈尔滨宪兵队备有专用的囚车，车体是灰绿色，左右两侧安装两个不透明的窗户，车底设有通气孔。这种囚车频繁地活动在哈尔滨—平房之间的砂石公路上。每次行动都是日本军人武装押送，大约每周运送一次，输送的数量不等，有时二三十人，有时四五十人。囚车一路上不时发出刺耳的怪叫声。日本兵把在室外作业的中国劳工撵到屋子里，不让偷看。有些被迫趴在地上的中国劳工斜视偷看，就会发现押送的人都被蒙上了眼睛，并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
曾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人证实，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有一辆囚车开来，把在押人员从南门或东门押进“兵营”（当时中国人称呼“方形楼”的大院为“兵营”），只见成年累月地抓人，但从来没看见过有人走出去。
这些被抓来的人都押在“方型楼”中间的特设牢房里。秘密监狱是两座白色的两层小楼，分七栋、八栋。七栋位于主楼东侧的广场上，八栋在主楼西侧空场。被抓进的人，男女分别监押，有时可以监押百八十人。这两座监狱通过地下道与解剖室、各试验室、焚尸炉相连接。
据川岛清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供认，从1940年到1945年8月，每年有五六百人被“特别输送”到这里。伪满陆军宪兵队日本顾问立花武夫供称：“我管辖下的宪兵署特务处所审讯的人，必须予以消灭”，“在这些人当中，有极端仇视日本的在满洲的游击队员，我们把他们送到731部队加以消灭”。
日本宪兵队当局的“特别输送”，使石井四郎非常满意。前哈尔滨日本宪兵署副官木村在被审讯时供认：“在一次石井与哈尔滨宪兵署长春日芳谈话时，石井曾说，相信将来和过去一样，继续得到被捕的人做试验。”
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供认：“我曾亲眼看见第一部（细菌研究）的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大批犯人。”他还说：“我在该部队供职期间，多次同石井四郎将军一起去视察监狱的情况，所以我知道监狱里处理犯人、管制犯人和囚禁犯人的某些详细情形。”“一九四二年我视察过这个监狱，看见一间牢房里关着两个俄国人，其中一个俄国女人带着在监狱中生下的婴儿。我在该部队供职期间，这两个女人还活着，以后她们的命运怎样，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们绝不会活着出去的。”
事情果然是这样的。不仅这两个俄国女人没有活着出去，而且所有在押的人都没有逃脱细菌试验而活着出去。
他们对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的方法五花八门，手段极其残忍。
第一，各种细菌传染的实验。细菌传染实验方法有四五种，通常使用的是“菌液注射法”和“菌液内服法”。在进行菌液注射或菌液内服时，731部队队员对实验对象采取的是先诱骗，后强制的手段。他们或是说给实验对象打预防针，或是偷偷地把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掺入牛奶、水、瓜果里，让实验对象吃喝。后来，实验对象发现了731部队队员的阴谋，进行了绝食、绝水的斗争。于是，731部队在其欺骗办法行不通的情况下，就采取了强制手段。他们先把实验对象提押出来，然后将其绑架在柱子上，由持着手枪、皮鞭的特别班成员在旁边监视，如果发现违抗行为就用皮鞭抽打；对特别顽强反抗者，则当场击毙。731部队的实验人员就把菌液注射到实验对象的体内，或者灌到其嘴里。通过灌菌后的观察发现，霍乱、伤寒等胃肠道传染病菌致人死亡的效果最明显，死亡率最高。在不治疗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在3～7天死亡；白喉菌也能产生置人于死命的效果；鼠疫菌通过胃肠传染的效果极差，仅有个别人死亡，其死亡原因也不在胃肠道的感染，而是呼吸道的感染所致。
1943年5月，由关东军司令部军医部调至731部队担任实验分队长的山下升在供述他所犯下的罪行时说：“我在731部队是专门负责对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特别是搞灌菌实验。强行灌菌的对象有中国人，还有俄国人，同时还有女的。在我担任细菌实验分队长的一年多时间里，仅灌菌实验就使用了100多抗日分子，他们多数死亡了，没死的又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实验把他们都杀害了。”
第二，三种细菌传染方法的对比实验。1942年1～2月间，731部队的三谷班用45名被实验对象作鼠疫菌的注射、埋入和内服3种方法对比实验。每种实验又分为0.1克、0.2克、0.3克鼠疫菌液3组，每组5个人；埋入量、内服量、注射量相同。实验结果：注射传染法效果最明显，注射最低量（0.1克）的被实验者一天以后即死亡；其次是埋入传染法；发病最慢的是内服传染法，被实验者经过6天才死亡。于是，参加实验的731部队队员上田弥太郎把这3种实验所产生的效果制成了比较表。从此，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注射传染法的研究上（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证词）。
1942年10月，731部队的宇野诚技师在田村良雄的协助下进行了一次细菌免疫实验。他们首先对5名被实验者各抽5CC血液，测定其免疫价；次日，对其中4人注射了4种单纯合疫苗，一星期后又注射一次；而对第5个人始终没有进行预防注射。11月中旬，他们又一次对4个人抽血测定免疫价；然后，对所有的5个人分别注射了含有0.05克鼠疫菌的1CC液体。三天后，被实验者都发了病，在隔离期间3人死亡，尸体被送到第一部笠原班，由铃木启久执刀，一个一个地解剖了。其余两名染有鼠疫的人被送到诊疗部，在“治疗”的幌子下，继续当做实验材料，最后还是死于“白衣野兽手下”（中央档案馆档案：田村良雄的证词）。
1943年1月中旬，在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启之少佐的指挥下，由宇野诚技师负责，田村良雄为助手，以检测鼠疫菌毒力为目的，对监禁在特设监狱中的两名中国人进行了菌液注射实验。这两名中国人顽强反抗并怒骂他们是“白衣野兽”。特别班和田雇员等把他们强行捆绑起来，宇野诚技师将含量0.03克的鼠疫菌1CC液体注射到了他们身上。3天后，这两个人感染了鼠疫病，不久便死去了。
第三，两种疫苗的对比实验。1942年5月中旬，731部队第四部细菌班成立了一个“A”号人体实验队，实验内容是对渡边和山内使用超声波制造的疫苗与中黑大尉和细井雇员使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方法制造的疫苗进行对比实验，实验材料是活人，实验地点在“特别班”的7号、8号牢房内。他们选定了20名被实验者，首先由小林嘱托（非正式职员）和细井技师对被实验者进行预防接种，给其中的8个人注射用超声波制造的霍乱疫苗，对另外8个人注射了用陆军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的霍乱疫苗，其他4人没有进行预防注射。20天后进行人体感染实验，田川技师和千叶技师把霍乱菌掺入牛奶里让20名被实验者喝下去。由于这种霍乱菌对人致死量为1‰克，所以，被实验者难以活命。然而，实验结果是，接种超声波制造的疫苗的8个人中，除1人稍有腹痛、头痛之感于第二天即复原外，其他人无任何反应；而注射军医学校方法制造的疫苗的8个人中，多数吐泻，3名重症，1名死亡；没有进行预防接种的4个人都先后发病，并于第三天全部死亡。这次实验之后，731部队又改用鼠疫菌进行了多次对比实验，结果都证明超声波制造的疫苗具有特效。于是，石井四郎命令用超声波大量生产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