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行简评曾国藩
【评主简介】
生平事迹不详，待考。
原文
近世论曾国藩者，动訾其杀同种不仁①。然当时固鲜知此义②。且倡天父天兄之说者③，彼实甘附异族而淫暴惨酷④，至宫童子为男妾⑤，逾数万⑥。国藩儒者，其起任诛伐⑦，是何足异？观其拜爵无喜心⑧，居高位而益危惧，迹其初起⑨，已无杀人猎爵之想矣。治兵重节制⑩，主实战，凡虚诞之谋，桀骛之材，举所弗取，动与西人兵学合。故史可法久任南枢，临戎则为四镇所制，一筹不克展；而国藩起乡绅，诸将莫不从命效死，靡他，专习宋儒说，与博通今古者其相去盖如此。自念初出治团练，秉义而行，动用重典，然所入不合，计事辄败。及父丧再起，易以巽顺，遂成大功。又见左宗棠、沈葆桢之流，名实不尽相副。而胳秉章尤无才，徒以能为大言，或善交荐绅，或幸逢时会，皆坐享高名。而郭嵩焘、刘蓉等清操远识，徒以孤行己志，致负重镑。益信毁誉之无凭，成败之由命，故晚岁忧惕，自为圹铭，至有不信书、信运气之语。故国藩者亦古之伤心人也，总南北师旅十二年气任兼圻十年，及殁，余钱二万缗，更非今之伟人志士、频言利国福民者，所可几其万一矣。其生平出处及行谊学术，世多知之者，故不并及，惟喜文词而实囿于韩欧，规模狭隘，不足张所学也。
——节录自《近代名人小传曾国藩》
【注释】
①訾（zl)：诋毁；怨恨。杀同种：指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亦即汉人杀汉人。不仁：残暴；残忍。
②义：道理；意义。
③倡天父天兄之说：指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上帝是天父，自称天父次子，而耶稣是天兄。
④彼：指洪秀全。甘附异族：作者诬称太平天国勾结外国人。淫暴惨酷：作者诬称洪秀全奸淫残暴惨酷。
⑤宫：阉割。男妾：以男子为妾。
⑥逾：超过。
⑦诛伐：讨伐。
拜爵：授予爵位迹：考核；推究节制：节度法制虚诞桀骛临戎调度管束。
虚幻荒唐。
凶暴乖戾。
从军；对阵。四镇：指福王政权中镇守江北四镇的四个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德功。此四镇在大敌当前时，互相争权夺利，彼此仇怨极深，不听指挥，不以国事为重。制：牵制。
靡：无。
重典：重法。
异（xftn)：卑顺；谦让。
荐绅：指士大夫中有官位的人。
时会：犹言时运。
清操：清高的操守。
孤行：独行。
负：以背载物。后引申为牵累，负担。重谤：厉害的指责。
师旅：军队的通称。
兼圻(qi)：圻，地区。兼圻，清代总督多管辖两省或三省，称兼圻。
段：没；死。
行谊：品行；道义。
囿：拘泥；局限。
张：扩大；大。
【译文】
近世评论曾国藩的人，常常诋毁他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身为汉人却残杀汉人，这是不仁。然而在当时本来就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况且倡导天父天兄之说的人，他们勾结外国人而奸淫残暴惨酷，甚至阉割男童，使这些孩童沦为男妾，其数目超过了数万。曾国藩是个读书人，朝廷起用他任讨伐之责，哪里值得那么奇怪？看他被授予爵位之时并无喜悦的心情，居高位之时却越发感到忧惧，便可以推究他初起的时候，并无杀人和猎取爵位的想法了。他治兵重节度法制，主张实战，凡是虚幻荒唐的计谋，凶暴乖戾的人才，在选用的时候是坚决不取的，这常常与西人的兵学相吻合。因此，明代史可法曾在南京福王政权下任大学士，但当他从军对阵之时却受到福王政权中镇守江北四镇的四个总兵所牵制，一次谋划也没能得到施展；而今天的曾国藩起用乡绅，诸将没有不服从命令、以死相效的，没有其他原因，只是曾氏专习以义理为主的宋儒学说，与博通今古的人相比也是这样。曾氏考虑到自己最初出山办团练之时，秉持合理的事而行，常常采用重法、重刑，然而其效果并不好，计划、谋略什么事情均告失败。到遭受父丧之后再次出仕，改变为卑顺、谦让，于是就成大功。
曾氏又见左宗棠、沈葆桢这些人，名实不完全相符；而骆秉章尤其没有什么才干，仅仅是能口出大言，或者善于交结士大夫中有官位的人，或者幸好碰上时运，就能坐享高名。而郭嵩焘、刘蓉等人，虽有着清高的操守和远见卓识，但也仅仅是独行己志，以致受到牵?累而遭受严重的指责。因此，他越发相信毁誉是不可靠的，成败乃是由人的入命运决定的，所以他在晚年深感忧虑和戒惧，自作墓志铭，其中甚至有不信书而信运气这样的话。所以曾国藩这个人也算是古代的一个伤心人了，他总：
领南北军队达十二年之久，任地方总督前后也有十年，直到去世之时，余钱曰仅两万缗，更不是今天的伟人志士、常言利国福民者所能比拟其万分之一的。
他的生平进退以及品行道义和学术，世人很多都是知道的，所以就不同时涉pg及了。曾国藩最喜欢作文章，可他实际上只局限于韩愈和欧阳修，范围比较狭隘，也不足以扩大他自己的平生所学。
【评析】
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曾国藩》中，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极尽诬蔑之能事，说什么“彼实甘附异族而淫暴惨酷，至宫童子为男妾，逾数万”；对左宗棠的评议，讥其“名实不尽相副”，也未免失之偏颇；而说曾国藩“总南北师旅十二年，任兼圻十年，及殁，余钱二万缗”，与史实基本相符，但有溢美之词。这反映出费氏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读者阅读此条时必须持批判态度。
但是，费氏在篇中所指陈的某些内容，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费氏指出曾国藩“拜爵无喜心，居高位而益危惧”，这与曾国藩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中战战兢兢、谨小慎微这一历史事实相一致。费氏指出曾国藩“对于虚诞之谋，桀骛之材，举所弗取”，这与曾国藩在当时重视人才、重视对人才的培养、重视对人才的合理使用这一历史事实相一致。费氏指出曾国藩“及父丧再起，易以巽顺，遂成大功”，这与曾国藩于1857年因父丧在家守制期间，对前几年为人处事的态度和一味蛮干的做法作了深刻的检讨和认真的反省，并在尔后的实践活动中予以纠正这一历史事实相一致。费氏指出曾国藩为官清廉，“更非今之伟人志士、频言利国福民者，所可几其万一矣”，实在是说得有点过头了，但曾国藩为官清廉，的确不是当时一般腐朽的官僚所能比拟的，这是完全不能抹杀的事实，
费氏所言同这一历史事实也同样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