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我帮等隐受其害，洵有不堪枚举者矣。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处此时局，非设立银行不可……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早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也。
他们拟定了晋省汇业银行的名号，推举渠本翘为晋省汇业银行总经理，提出各票号集股五百万两，每月收4‰股息。
李宏龄等人的上述设想，以当时票号的实力，实行起来并不困难。如果得以实现，票号东家们即能免于几年之后的破产。山西票号一直实行无限责任制。票号如果亏损、倒闭，东家要用自己的全部身家来赔偿。某报纸就以此动员票号办银行：
一旦有事，祸出不测，各码头同时败坏，大局莫支，各省官绅富商均向号东索取存款，此数年后必有之事。是票号与东家关系甚大，办银行与东家绝无后患也。
然而票号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东家不能过问票号事务。当时蔚泰厚总经理（总号掌柜）是毛鸿瀚。毛鸿瀚猜忌李宏龄是为了夺权，以为成立银行尽管有诸多好处，但从此将失去对票号的绝对控制权，最终作出了断送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
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
李宏龄听后，气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票号第三次丧失了组建银行的机会。
在竞争激烈的20世纪初，票号合组银行不成，单个票号身孤力单，经不起任何金融风潮的袭击。“未及三年，辛亥（1911）事起，商务破坏”，票商外欠处处倒账，欠外人人提款，加以各省纸币折收，票号受到重创。而票号仍坚持恪守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信誉，有提必予，结果所存实银被提取一空。一些原坚决反对合组银行的票号总理如毛鸿瀚等开始醒悟，于是各票号在京分号于1912年10月28日晚，联合宴请从日本返京的社会名流梁启超，望借梁之大名再次鼓动山西票号合组银行。但今非昔比，1913年上半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国民党起而反抗，粤、赣、皖、湘四省独立，袁世凯大兵南下，对于历来“北存南放”的票号来说，南放之款资助锱铢难收，北存之款处处逼提，所有票号均银根奇紧，已经拿不出筹办银行的资本金。李宏龄、毛鸿瀚等只得向美国银行团提出借款五百万元银洋。山西票号既不能提供抵押，又仍然不愿出让股份，美国银行以“不能于借款所办之实业内，得有相等之利益”，又缺乏抵押的保障，不予同意，居间牵线的清廷财政部也已厌倦，表示“本部不与问此事”。李宏龄、毛鸿瀚等不得已，再请求政府出面，息借奥地利法郎三千万，言定三十年还清。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借款失败。票号合组大银行的梦想化为泡影，第四次丧失了组建银行的机会。
1914年10月，山西票号“祖师爷”日升昌票号倒闭了。天津《大公报》报道：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
辉煌了一个世纪的山西票号从此风光不再。
年近古稀的李宏龄，听到日升昌票号倒闭的消息后，不禁悲从中来。他把几年前倡导票号改组银行的往来信件翻检出来，编为两册，一为《同舟忠告》，一为《山西票号成败记》，自问自答，仰天长叹：
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山西票号具备了现代银行的三大功能：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汇兑，因而被称做“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山西票号在其繁荣时期分支机构遍及国内及周边国家，是一个真正的跨国金融机构，票号云集的平遥一带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雷履泰1823年左右成立日升昌票号的时候，美国华尔街还远远没有今天的规模，很多在国际金融史上被大书特书、甚至现在仍然活跃的投资银行大鳄们，起步并不比山西票号早。例如：
约翰·布朗商号1818年成立；德雷克塞尔商号1838年成立；雷达飞瑞商号1848年成立；雷曼兄弟商号1858年成立；乔治·皮伯第商号1864年改为J.S.摩根商号；高盛商号1869年成立；所罗门兄弟商号1910年成立；美林商号1914年在山西票号分崩离析之时才刚刚成立。
这些华尔街投资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曾经历过同山西票号一样的困扰：继续维持无限责任的合伙人制，还是转成有限公司制，甚至公开上市？
19世纪经济的大发展，在使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大增的同时，对银行资本金的要求不断提高，且破产清算的风险也大大增加。华尔街投资银行以前做股票债券承销、企业并购顾问，凭的是人脉、头脑和手腕，进入80年代以后，投资银行不再只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还要亲自参与交易。其所需资本金越来越大，合伙人已无力支撑；所承担风险越来越大，一旦失手，将从华尔街的天堂掉入贫民窟。他们面临的问题与山西票号极其相似，然而，他们作出了明智的选择。继美林于1871年率先上市之后，华尔街昔日的国王——摩根斯坦利也与时俱进。1886年，摩根斯坦利拿出20%的股份对公众出售。最后坚守合伙制的高盛，也在1899年宣布上市融资。“他们从高高在上的王座走下凡尘，放弃了隐私、权力、独享，赢得了世界和未来。”
有学者指出：
山西票号走下神坛、跌入地狱已将近一百年。然而，今天仍有众多的所谓学者、文人、专家，出于种种目的，回避事实、掩饰真相、篡改历史、误导大众。他们将山西票号长年累月走钢丝的冒险经营、在汇兑和透支拆借中乐不思蜀的真相掩盖；将导致其僵化迟钝、自闭固执的“黑社会化”管理，美化成所谓儒商的“科学管理”；他们虚构出“中国华尔街”的幻象，将导致票号最终覆亡的资本洁癖，描绘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当谎言以影视、文学的方式一再重复，已经无限接近“真理”。这些伪真理如果大行其道，比山西票号惨痛一百倍的故事，将在中国企业重演。这才将是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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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晋商票号走向衰落的同时，江浙商人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从商业领域大踏步转向资本运作领域，并向近代银行业进军。
19世纪末，经营钱庄的宁波帮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淘汰，便设法插足银行业。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慈溪票号大家严信厚曾要求自愿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此事虽未成，然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浙江巨商均为总行总董。“中国通商银行”声称“权归总董，利归股商”，浙江商人掌握了该行业务经营的实权。此后，在上海、天津等大都市，浙江商帮相继组建多家近代银行，并实际掌控了多数近代银行。例如中国垦业银行为“宁绍帮”钱庄组建，实权基本掌握在“宁波帮”商人手中。
四明银行，为宁波帮商人独立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此外，“宁波商帮”
中还有投资外国银行的商人，如朱葆三、傅筱庵、虞洽卿均为中华懋业银行股东。以宁波商人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
江浙商人创办的金融业，以巨额资金支持了沙船贩运业、进出口贸易、银楼业、房地产业、近代工业等发展。如刘鸿生经营的大中华火柴公司等十多个企业就是在浙江兴业银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等，也都在江浙商人手里诞生。
江浙商人向近代民族资本的转型，深刻影响了中国金融业、工商业发展的进程。
中国通商银行始创于1897年5月27日，总行设于上海外滩六号（今中山东一路七十六号），是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也是中国第一家发行纸币的银行。
甲午战争以后，因需赔付巨额赔款，洋务企业资金严重短缺。盛宣怀奏准清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实收资本金二百五十万两，一百万两来自盛宣怀主管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七十八万两来自李鸿章等官员投资，其余为商股。
中国通商银行名义上是官督商办的私立银行，实际权力却等同于国家银行，清廷给予其三项特权：一、存官款，由户部拨存官款一百万两，周息五厘，前五年只还利息，第五年起，每年拨还二十万两，五年还清。二、发行纸币，铸造银洋。三、经理国家证券。其英文名称为“ImperialBankofChina”，即“中华帝国银行”之意，1912年3月，才议决改为“CommercialBankofChina”。
中国通商银行参照英国汇丰银行的管理办法，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且在总行延聘英人美德伦为洋大班；上海钱业领袖陈笙郊为华大班。中国通商银行曾于北京、上海、天津、保定、烟台、汉口等地设分行，后仅剩天津、汉口两分行，天津分行毁于庚子，汉口分行毁于辛亥。1921年以后，又在南京、宁波、汉口成立三分行，定海一办事处。
1898年中国通商银行即已发行纸币，为中国最早发行的银行券。除发钞外，并代收库银及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开始业务发展比较迅速，到1899年底存款已达三百九十七万两。
花絮
中国近代银行史上的第一桩伪钞案
1903年2月4日，中国近代银行史上发生了第一桩伪钞案。有说是一钱庄伙计拿通商银行钞票去兑换，被柜台发现其中有几张10元伪钞；有说是一人持伪钞去商店购物，事后被店主发觉有假。翌日，通商银行又验出10元、5元的伪钞，银行职员将其当场撕破，盖上“假币”戳记，又将伪钞及辨别伪钞的说明贴在门口。消息传出，上海“市中大闹”，钱庄纷纷拒绝使用通商银行钞票，持有通商银行钞票的人争先恐后去兑换现银，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挤兑浪潮。盛宣怀当时在北京，得知挤兑风潮后，吩咐随到随兑，现银不够就向其他银行寻求帮助，因挤兑会引起整个金融界的信誉大跌，其后果无法预料。通商银行最终以库存金、银为抵押，向汇丰银行换得七十万现银，破例节假日亦开门“欢迎”兑现。一天即兑出现银二十万左右。尽管如此，通商银行门前还是人潮汹涌。通商银行请来租界巡捕，甚至动用消防水龙驱散人群，维持治安。
2月6日，汇丰银行发现一日本人兑换现银所持的四千元通商银行钞票全部是伪钞。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不懂什么是伪钞，更不用说拥有造假钞的技术，此次出现的伪钞很有可能是外国人所为。于是向巡捕房举报，将此人逮捕。
经过审讯得知，此人名中井义之助，与其他几个日本浪人在大阪郊区的一处民房里秘密仿制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共计三十万元，然后将伪钞从日本九州分批偷运到上海，放在中井义之助家中。中井义之助再通过上海日本商社等途径流入市场。在中国驻日使馆要求下，日本警察将中井同犯一一抓获，同时销毁了造假机器和假钞。
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纸币全部在英国印制，“照汇丰银行规制，以精纸用机器印造银票，与现银相辅而行，按存银之数，为印票之数，以便随时兑现”。此次挤兑风波后，中国通商银行将所有发出的钞票一律收回，连已印好尚未发出的钞票也一并销毁，以杜后患。同时委托英国印制新版银元票。1904年年底，印好的新钞抵达上海，于1905年农历正月发行，面额为5元、10元、50元三种。新币与旧币的最大区别是增加了招财进宝的财神像。从此，财神成为中国通商银行纸币的特殊标志。
日本人制造的这一伪钞案，给建立初始的中国通商银行信用以重大打击，存款自1899年底的三百九十七万两下降到1904年底的一百八十九万两，放款自1899年底的五百八十二万两下降到1904年底的二百六十一万两；1898年发行银元券和银两券共六十三万二千两，1904年降为九万三千两。
清廷曾为此案与日本政府交涉，希望日方严惩罪犯。盛宣怀致电清廷驻日本大使蔡和甫，请其询问日本政府对这些伪钞罪犯如何判决。蔡和甫不久回电道：“据日本外务部称，对伪造他国钞票者，日本法律无规定惩治之专门条文。”
中国首例伪钞案于是以“无法可依”为由，不了了之。
本期两大经济要闻之二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统计
——清廷颁布《调查户口章程》
清代前期实行人丁编审制度，主要从赋役角度关心人丁户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制度；1741年（乾隆六年）以后实行保甲计口，很大程度上尚出于治安方面的考虑；1908年以后开始的人口普查，无论从目的、进程、技术含量及最终成果上说，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口统计。
要闻报道
1908年底，清廷颁布《调查户口章程》十一章四十条，命令全国各地普查户口，要求宣统二年（1910）十月前完成，并将各项统计数字报部。
经一年多的调查统计，清廷于1910年6月公布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32061万。
要闻内幕
人口普查，是清廷立宪步骤之一。《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有：1908年颁布调查户口章程；1909年调查人户总数；1911年调查各省人口数；1912年颁布户籍法，1913年实行户籍法。人口普查，从政治角度是为立宪选举作准备，然其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经济上的意义更大，因归为本年经济要闻。
时《东方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新政期间户口调查的重要意义：
清查户口所以为今日必办之要政者，不仅为教育或禁烟计也，其最大之关系，在使他人编订宪法，组织议会，颁布自治制度之际，预核全国人民，厘定选举区，划分自治制，具权利者几何人，应负担义务者几何人，服役兵事者因是而定，征收国税、地方税因是而剂其平。
各省人口普查由巡警道主持，先在省城试点，然后在全省铺开。民政部要求人口普查分两步走——先查户后查口，一些省如四川经过省城试点，决定户、口并查，以节省人力物力。
普查前，各地通常开办短期讲习所，延聘专门人员“讲授章程及巡警现行调查大意”，以训练户口调查人员。
然普查人口，引起社会上流言汹涌蔓延：有说将“按人勒税”或“抽丁当兵”；有说户口调查册将用于修建铁路，或填枕木，或顶桥梁，因“修筑铁路，必须多数人灵魂镇压，铁轨始得安稳”……因而受到农民的极大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