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印度、米苏波达米亚、地中海地区与东亚“人类智慧与文化成熟”的辉煌时代，中国人民已有很高的文化发展，其程度足与当时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文化相媲美。
但是古代中国文化并非没有严重的缺点。缺点之一是缺少一种字母来写出日用的语言。
这一差强人意的特征是中国文化极端的单纯与规律——这可能是古代人民能够仅有一种书用文字，没有受益于字母的便利，而能相处自得的主要原因。
在孔孟时代（公元前550—公元前350年），中国文学上诗与散文的发展盛极一时，这种文学的形式，无可怀疑的，根据当时所用的语言写成。孔子的《论语》，以及老子与孟子的著作与古代所遗留下来的哲学与文学作品，也多多少少代表了当时所用的语言。
可是这种古代的文字在二十二世纪以前，中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帝国的时候，却成了一个死的，至少是半死的文字。
这一地区辽阔的统一的帝国，在遍及境内纵横的官方通讯交通中，需要一个共同的（古文作）媒介。
在公元前124年，汉朝开始制定对古文的知识是任官的先决条件。这是以古文为基础的中国文官考试制度的开始。
二十二个世纪的统一帝国与二十个世纪的文官考试共同维持了一个死去的文字，使它成为一个教育的工具，合法与官用的交通、与文学上——散文与诗——颇为尊重的媒介。
可是许多世纪以来，普通的人民——街市与乡村的男人和妇女——他们所用仅有的一种语言，也就是他们本乡本土的语言，创造了一种活的文学，有各色各样的形式——表达爱情与忧愁的民谣、古老的传说、街头流传的歌颂爱情、英雄事迹、社会不平、揭发罪恶等等的故事。
甚至一千年以前的一些和尚，也用这种语言记载下了他们的一些开诚布公的发现与经典的解释。12世纪以及以后的一些经学大师们也将他们之间的谈话与论辩，用这种语言写了下来遗留给后代。
简而言之，中国文学有史以来有两个阶层：一，皇室、考场、宫闱中没有生命的模仿的上层文字；二，民间的通俗文字，特别是民谣、通俗的短篇故事与伟大的小说。
这些写下的伟大的短篇故事与小说印成巨册——其中有一些在近数百年以来一直是销路最佳的作品。
这些伟大的故事与小说成了学习标准日用语言（白话）的教师。
可是其中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这种语言质美单纯，达意的“自觉的承认”与“有意的”的主张白话作为教育与文学必要而且有效的工具的努力。
我与我的朋友在四十年以前所作的只是弥补这一缺陷。
我们公开承认白话是文学上一个美丽的媒介，在过去一千年中，特别是近五百年中它已产生了一种活的文学，并且是创造与产生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效的工具。
这一运动——一般称为文学革命，但是我个人愿意将它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我与我的朋友在1915、1916与1917年在美国的大学的宿舍中所发起的。直到1917年，这一运动才在中国发展。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与激烈的争辩以后，这一运动最后受到全国的承认与接受。
（本文是1961年1月10日胡适在台北中山路美军军官眷属俱乐部的英文演讲，原文载于同日《China News》，译文载于1961年1月11日《征信新闻》和《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