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有的生态平衡被破坏，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异族入侵容易造成环境问题，本民族的统治者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环境恶劣引起了天灾，天灾又演变为人祸，农民因此揭竿而起，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情，和封建王朝一起走向灭亡。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是这样，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也是这样，严重的生存危机，犹如火山爆发，通过战乱这种激烈的形式获得了缓解。大量的人口死亡缓解了耕地不足，缓解了荒年的颗粒无收，这是一种典型的休克疗法，残酷却十分有效。根据阶级斗争学说，农民起义的更重要原因是贫富不均，但是对起义进行一番粗略考察之后便会发现，什么地方灾荒严重，什么地方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暴乱的策源地。换句话说，环境的人为破坏，直接造成了干旱或者洪涝，天灾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人祸，人祸造成天灾，天灾又加剧了人祸。
南京市内的玄武湖现在已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风景区，在宋以前，这湖和长江连成一片，王安石在南京做官的时候，觉得湖区浪费了可惜，下令围垦。结果大片的土地被开垦出来，顿时一派丰收景象，可是好景不长，洪水来时无地方可去，便在市区里乱窜，临了不得不折中让步，恢复一部分湖区防洪抗旱。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玄武湖水面，事实上只有当年的三分之一。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垦荒造田会很快见效，有时甚至立竿见影，据说在北方草原种粮食，最简便的办法，是放一把火，把原有的野草都烧尽，简单地翻耕一下，直接播种，当年就有非常好的收成。投资者收益十分明显，可最终结局却一定是沙漠化，因为种粮食的土地非常脆弱，任何一次致命的干旱都可能变成不能逆转的灾难。
说到环境破坏，历史地理学家会告诉我们一些很沮丧的数据，那些造福于人的重大工程，多年来人们只想到了它的功劳，却忽视了过错。譬如著名的京杭大运河，这条隋朝时凿成的人工河，把中国的南北连成了一片，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骇人听闻。邹逸麟教授在《以古鉴今——反思人地关系之历史》一文中指出，由于运河山东境内从济宁到临清一段无天然水可利用，结果当地所有的水源都被强行引进运河，运河沿线的水源“涓滴归公”，谁敢盗水，便要充军发配，因此，不仅破坏了鲁中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同时也使当地农民无水灌溉，农村经济严重凋敝。
此外，京杭运河为维护航运，两岸全线筑堤，随着河道淤高形成地上河，犹如在东部平原地区树起一道地面长城，黄河泛决，霖雨积水，无处宣泄，便在鲁西南地区到处泛滥成灾，遂使这一带成为近五六百年来农业衰退、人民生活贫困的地区之一。
我们都知道乾隆下江南的故事，都知道有了运河，北方的政治和南方的经济，因此联系在一起，这种紧密联系是中华大一统的重要保证。富庶的江南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钱粮，没有铁路之前，运河是中国的一条大动脉。很少有人在意它给运河沿岸带来的不利因素，但是，没有历史眼光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以往的教训不吸取，便会犯更大的错误。在利益的驱使下，人类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做。读小学的时候，我曾在苏南农村生活过几年，那时的水乡河流交汊，潮起潮落，门口的河水不停地流动，看上去即使有些浑浊，喝了也不会闹肚子。河里都是鱼虾，田埂边就能捉到螃蟹，青蛙多得无法计数。村村都有成片的竹林，白墙黑瓦掩隐在绿色植物之中，喜鹊在天上飞，时不时还有外乡人持猎枪来打野鸡。也不过是三十多年前的情景，时过境迁，如今的苏南找不到一条没有被污染的河流。“一物失称，乱之端也”，经济上去了，农民都住上了小楼，生态环境却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这不是一个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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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历史地图有着浓厚的兴趣，记得小时候去北京，同座的两名女学生每到一个车站，立刻拿出地图册兴致勃勃地进行对照。或许受这件事的感染，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会为历史地图入迷，遇上弄不明白的事，就像骁勇好战的军事指挥员一样，对着地图老气横秋地瞎琢磨。中国久远的历史给了后人充分的想象空间。
单纯地学习中国历史，更多的收获可能只是时间概念，记住了朝代的更替，记住了皇帝的排名，琢磨历代的地图，却可以有一种直观的空间感。在没有接触历史地图之前，我对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一直没有清醒的认识，只知道合纵目标都是针对正在崛起的秦国，看了地图以后立刻明白，为什么秦国破了合纵连横之后，自己就能独步天下。其实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楚国最为有利，它若合纵，即南北联合，联合魏赵燕，“则秦不敢东顾，齐不能西向”。它若连横，即东西结盟，“与齐联合则秦弱，与秦联合则齐孤”。可惜楚国未能把握好时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朝三暮四，结果中了秦国的圈套。
强秦的胜利预示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走向，意味着威胁和危险，通常来自西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人的地理概念中，天圆地方，四周都是大海，大海是大地的连缘。谁掌握了中原，谁就掌握了对这个国家的支配权，谁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不管是秦汉，还是大唐，来自东方的挑战多少都显得无关紧要，而一个朝代的由盛转弱，通常以首都东迁为标志，西周成为东周，西汉成为东汉，西晋成为东晋，都是典型的东不如西，西变为东，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颓败的开始。换句通俗的话说，一个有作为的政府总是惦记着开发西部，一个窝囊的小朝廷便只有作好随时东逃的准备。
在东西对峙的较量中，更多的时候是西占着上风，汉字构成的词组似乎可以非常形象地说明，若要往西去，常说的是西征，这意味着要真刀真枪，要卧薪尝胆，要精心准备，若要向东来，常说的是东进，好像是顺理成章，水往低处流，根本就不要花什么力气。同样的道理是北伐和南下，唐以后，地理概念上的东西对抗逐渐减弱，更多的是南北对峙，在南北之间，占据有利位置的总是北方。加上“南”字头朝代，无一例外皆是可怜兮兮的小朝廷，不是偏安，就是很快地亡国，譬如南唐，譬如南宋，譬如南明。在政治上，南北势均力敌的时候很短，南方政府要想偏安，常见的办法是俯首称臣，像南宋皇帝和金的关系就很滑稽，要称金主为叔叔，跌软跌到这种份儿，真是太没面子。丢脸还不算，必须老老实实地岁贡，每年缴纳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想想中国的南方真窝囊，生来就应该向北方缴银子的命，中央政府在北方，得缴，中央政府逃到了南方，仍然得缴。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大分裂，三国，南北朝，还有五代十国，战争连绵不断，最终结束混乱局面，将四分五裂的中国重新统一起来的强权人物，都来自北方。诸葛亮鞠躬尽瘁，最后也只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南方对北方的挑战极度艰难，史家早就注意到，诸葛亮的用兵，是“先定南中而后北伐”，在南征中，七擒孟获，充分显示了军事才华，然而北伐却次次失败。蜀兵七年中“六出祁山”，留下了“挥泪斩马谡”和“空城计”的著名故事，这些故事的实质，都说明诸葛亮军事上的失利。作为军事家，诸葛亮的水平被大大夸大，也许壮志未酬更能打动人，更让人有想象力，也许对抗中，南方总处于下风，诸葛亮给后人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他的“王业不偏安”思想，对于南方政权有着很好的警戒作用，尤其对于那些想收复失地的北方人，不仅是精神力量，也是很好的心理安稳。
三国时的蜀汉对曹魏用兵不可谓不努力，连年征战，一次又一次失败，甚至诸葛亮死了以后，也仍然用兵不止，“九伐中原”。孙吴的使臣回家报告说，他所到之处，蜀“民皆菜色”，曹魏得到的情报也说，蜀军“士皆饥色”。“心存汉室”成了穷兵黩武的借口，事实上，以现实客观条件而言，蜀汉并不具备统一中国的实力，因此历史学家不得不怀疑蜀汉最后失败，和连年征战国力消耗太大有关。而曹魏自从赤壁败后，回到北方，一直避免与诸葛亮正面决战，采取的政策是养兵屯田，以逸待劳，迅速恢复战乱造成的经济萧条。结果北方乡村一片繁荣景象，“农官田兵，鸡犬之声，阡陌相属”。一旦时机成熟，魏军入蜀，长驱直入，很短的时间内，轻而易举解决了蜀汉。记得小时候看连环画，蜀主刘禅是个半大不小的毛孩子，这也许受了“刘备托孤”和“扶不起的刘阿斗”的影响，其实刘禅自十七岁起，做了四十年的皇帝，成为魏军的俘虏而“乐不思蜀”时，已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头。
曹魏的大将司马懿采取的是防守反击战术，从场面上，当然诸葛亮的全线压上的攻势足球好看。大举进攻有时候也是一种防守，也许诸葛亮内心深处根本就知道，只有以攻代守，才可能挡住来自北方的威胁。进攻严重消耗了国力，但是正是因为积极的进攻，使得强悍的曹魏不敢再次贸然南下。想当年，曹操给孙权写信，称自己的南下只是想到江东打猎，口气之狂妄，气焰之嚣张，对南方的轻视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三国时的南北较量之所以打成平手，形成鼎足之势，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蜀汉和孙吴的联合，共同对付北方。北方之所以能够屡屡占着上风，这是因为相形之下，一方面，南方人的确不如北方人善于作战，另一方面，南方人也更容易沉溺于安逸，更容易不思进取。在统一的年代里，南方一向比较太平，比较便于管理，南方对北方的服从也是习惯成自然。
在来自北方的威胁中，蒙古人最厉害，成吉思汗最辉煌的时候，曾把掠夺到的地盘分给了自己的四个儿子，也就是史称的四大汗国，即钦察汗国，在里海以北，西至多瑙河；察合台汗国，天山附近，锡尔河流域；窝阔台汗国，阿尔泰山一带，至巴尔喀什湖；伊儿汗国，波斯及小亚细亚，西到地中海。对于历史地理学家来说，把成吉思汗帝国的版图描述清楚，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蒙古人成为一股随处乱窜的祸水，流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遭殃。东至黄河，西到多瑙河，北到北极圈，南到越南，只要战马能够到达，蒙古铁骑就可能在那驰骋。马上得天下的蒙古人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狩猎场，他们到处征服，马不停蹄，以致后人想不明白，贪得无厌的蒙古人要那么多地盘有什么用。
蒙古帝国的版图是一笔糊涂账，大约后来一再受列强的欺负的缘故，中国人不缺乏贪天之功之辈，把这些地盘都记在自己的账上。根据这种想当然的账簿，什么俄罗斯，什么中西亚，还有越南，还有不丹，当年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谁说我们不行，想想元朝那阵，咱中国人多露脸。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真是地道的狐假虎威，情形就仿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用武力拿下了南洋，汉奸上大街流行，庆祝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对东南亚的居民说，从此你们就是我们的一样。奴才似的自欺欺人最惹人生气，不能因为比别人早当了几天亡国奴，就忽然以为自己也成了主子。根据元朝的阶级划分，蒙古人为第一等人，色目人，无论是蓝眼睛的俄罗斯，还是棕色的契丹和突厥，为第二等，第三等为北方的汉人，其中还包括朝鲜人，而南方汉人最惨，是四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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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地理位置上，主要是巩固东进和南下获得的地盘，审视元朝的地图不难发现，起源于鄂嫩河流域的成吉思汗家族，在元朝时已经分裂，西征获得大片版图与元朝并没有什么关系。元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其他蒙古人统治的汗国则不是。传统的大中国地图总是东西长于南北，可是在元朝，南北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了东西。元朝牢牢掌握的区域，实际上是当年的金的版图，加上西夏，吐蕃，大理和南宋，以及一部分的西辽。毫无疑问，和蒙古帝国的其他汗国相比，元朝之所以强大，和它接受汉化有关。在军事上，蒙古人永远是胜利者，然而文化上，却不能不承认自己失败了，而这种失败又促使了蒙古人的文明。
朱元璋北伐时，喊过一个极动人的口号，就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立已久的汉人与非汉人之间的矛盾，经过一百年的冲突，终于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可是，明朝不过是获得了元朝的一半地盘，蒙古人不过把原来属于别人的领土，完璧归赵，重新还给别人。来自北方的威胁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又一次处于南北对峙状态。这种状态也是中国的常态，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是历史中的一种客观存在。词义学上也能发现这种矛盾，汉人说别人瞎说，叫做“胡说”“胡扯”，这自然是一种民族歧视。我们今天说一个男人有骨气，就说他是条汉子，可是南北朝时，“何物汉子”，却是一句骂人的话。汉人在元朝时属于第三等人，因此朱元璋的北伐，大有第三等人闹革命的意思。
其实汉人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说到汉族，更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汉族作为一个民族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据说最早出现“汉族”两个字，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可见这种流行的说法并没有太深的历史背景。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这种观点很难服人，因为汉人和汉族并不能等同，就像不能简单地说美国人就是美国民族一样。汉人在最初只是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人，在这一点上，说汉人就像今天多民族的美国人倒是十分合适。秦汉首先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其次才代表民族。汉民族是一个巨大的混血儿，今天说一个人是杂种，多少有些骂人的意思，但是往前看，也没什么稀罕。民族学家认为，汉民族的两大主源是炎黄和东夷，它的支源却包括了苗蛮，百越，戎狄等等。我们说盘古开天地，这盘古就是苗蛮，传说中女娲也是。
陈寅恪先生治唐史，对李姓皇帝的血统进行分析，得出唐宗室并非出自“夷狄”的结论。这一结论的有趣性就在于，陈寅恪虽然掌握有力证据，仍然说自己只是假说。认为唐宗室血统与胡族混杂，并不是凭空乱说，如刘盼遂就认为李唐一族原出于夷狄。日本学者金井之中，专门写了《李唐源流出于夷狄考》，也认定李氏不是汉族。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救国存亡之际，这一问题的探讨，有着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唐室的汉族身份，如朱希祖就说：
若依此等说，则自李唐以来，惟最弱之宋，尚未有疑为外族者，其余若唐、若明，皆与元、清同为外族入居中夏，中夏之人，久无建国能力，何堪承袭疆土，循其结果，暗示国人力量退婴，明招强敌无力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