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见沈惠贞坐在沙发上，倪布然坐过去，问：“什么大不了的事，非要这会儿商量。”
沈惠贞说：“潘书记的丈母娘死了，我想我俩都去一下吧！”
倪布然说：“你说的是潘池潘副书记？”
沈惠贞嗔怪道：“潘书记就潘书记，非得加个‘副’字干嘛！”
“本来就是副的，加个‘副’字名副其实嘛！”倪布然调侃道。
沈惠贞有点不耐烦地说：“你当了这么多年秘书，你听过有谁这么称呼领导的？无缘无故的，跟我抬什么杠呀，真是！”
“好好好，我不抬了。”倪布然正色道，“潘书记家的一个白事，况且是丈母娘，又不是他的亲娘老子。一家子人，你去一下就行了，我就不去了吧！”
“还是都去一下吧。”她本来想说，夫君调到人文学院，也许是他一时心血来潮做出的决定。到底能呆多久，谁知道呢！万一有一天在那儿呆不下去，或者不想呆了，不是还得往行政机关调吗。即使再度调入行政机关，不是还有一个不断“进步”的问题嘛。如果上层没有人脉，到时候临时抱佛脚，哭都来不及了。但她一看倪布然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就改口道，“就算是支持一下我的工作，行吗？”
“好吧，沈副处长。”倪布然又调侃了一句。
沈惠贞心想，自己为他着想，他却如此没心没肺。也就没有再说他什么。而就怎么个去法，随什么礼，搭多少礼钱这样的问题扯了几句，倪布然去书房里看书，沈惠贞换了电视频道，接着看她看过的一部韩国电视连续剧。
潘池丈母娘出殡那天，倪布然陪着沈惠贞前往殡葬公司吊唁。
他俩进了殡葬公司大院，就有人给他们各发了一朵白花，白花上系着一条细细的大红布条，不知什么意思，反正当地人都是这么做的。他俩认真地戴上白花，就被淹没在人潮之中。倪布然扫一眼人群，前来吊唁的，大都是党政机关各部门的头头脑脑，怪不得沈惠贞特别重视，大概这也是官场上不成文的规矩，如今变成丧葬文化的一部分了。
他这样边想边转悠着，沈惠贞忙着去献花圈、记礼，和熟人打招呼，忙得不亦乐乎。相比之下，他就显得冷清得多，这些头头脑脑们，在他当书记秘书的那会子，各个见了他总是主动和他打招呼，甚至套近乎，乃至于巴结也不算过分。现在明显的不一样了，见了他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冷冷地打声招呼，连握握手都显得那么勉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身份变了，身价也掉了。
这样转悠着，追悼会就开始了。他俩进了吊唁大厅，来宾们被安排到各自的位置上，倪布然注意到，头头脑脑们在正中间，面对着丈母娘的遗像肃然起敬；丈母娘的亲属在左边，披麻戴孝的，跪在那儿，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右边是其余的“亲朋好友”，无职无爵，显得无足轻重。
主持人宣布追悼会开始后，接着便以深沉的音调公布一份名单：“参加今天追悼会，以及送来花圈和挽帐的有：……”名单很长，完全是按公务活动中的排名顺序排列的，级别高的在前，低的在后；牛比部门的在前，一般的在后。沈惠贞是副县级干部，当然“榜上有名”，有名有姓地公布了出来。县级以下的，没有资格上榜，管你姓甚名谁，统统撂在“以及亲朋好友”中，一锅烩了。即使像倪布然这样的学者，也不例外。他听了以后，多多少少有点失落的感觉。
追悼会结束后，他俩乘车挤入长长的车队，随着送葬大军前往老人家的最后一站——殡仪馆。烧完丈母娘，又随车队回到市区，到乌酉大酒店用餐。
他俩进入大厅，大厅里摆满了一桌一桌的酒席，门口迎宾的，里面接客的，全是机关干部，大多与倪布然相识。倪布然和他认识的一位迎宾先生打了个招呼，问道：“是在这随便坐吧？”
迎宾先生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你在这随便坐，沈处长到这边来！”说着拉起沈惠贞就往前边的包厢里走。沈惠贞随那迎宾先生走后，倪布然在大厅里“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来，心里横竖不是滋味。他想，这纯属私事，来这儿的都是主人的客人，本应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而如今客分三等，县处级干部进包厢，配专人伺候，县处级以下的，就被泛泛纳入“亲朋好友”之列，自己在大厅中找个座位坐下来。真是岂有此理！
倪布然纳闷了一阵子，便释然—笑，心想，这也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也不是只有潘池才这样，而是一种习俗，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人类学研究者，他深深懂得这种文化现象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古代，人们把朝庭命官以外的人称作“白身”、“白丁”或“布衣”什么的，仅从服饰上一眼就能识别出官员和百姓。与人交往，注重身份和社会地位，就连具有改革精神和民主思想的刘禹锡，也在其《陋室铭》中夸耀他“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种待客文化和官本位意识，深深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沉积到人们的每一块骨头里，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个体，要从大厅转移到包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努力将布衣换成官服，拚命挤进官僚行列，哪管它是官本位还民本位，人类学还是动物学！
就在这种胡思乱想中，酒席散了。沈惠贞从包厢里出来，脸喝得红扑扑的，她忙着与领导打招呼，自然就冷落了自己的丈夫。倪布然走出大厅，匆匆离开人群，搭了辆出租车，径直向学院驶去。
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看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他就躺在沙发上，打算小睡一会儿。这时手机响了，一看，是沈惠贞的，他不情愿地摁下接听键，有气无力地说：“什么事，说！”
那边说：“人家好心好意问候你，你这是什么态度？”
“嫌我态度不好就不要来打扰，正烦着呢！”倪布然语气生硬地说。
那边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稍停，沈惠贞温和地问道：“烦谁呢，谁惹你生气了？”
“没人惹我生气，”倪布然没好气地说，“有事说事，没事我挂了？”
“呵呵。”沈惠贞笑呵呵地说，“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社会本来就这样，高低贵贱，自有定数。”
“你说什么呢？”倪布然大声分辩道，“不要以为当了个伺候人的芝麻小官，就觉得了不起了。”
“伺候人的官也是官，县太爷，不管正的还是副的。而你呢？”沈惠贞一改温和的语气，冷冰冰地说，“什么叫社会地位，这就是！”
倪布然的脑袋嗡地一下，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重击了一下。他翻起身，合上手机，愣愣地望着挂在墙壁上的名人肖像和他们的名言，心中升起一股无以名状的悲凉之情。他想，如果这仅仅是沈惠贞的个人之见，本不算什么，但他从潘池丈母娘的葬礼上，他深切地感受到，这不是什么个人之见，而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集体意识或潜意识。一个把官位视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唯一标准的民族，不知这个民族的优势和前途在哪里？他这样想着，手机又响了，他看都没有看，就接了起来。
“没生气吧，刚才话说得重了，不要往心里去。”那头传来沈惠贞软绵绵的声音，接着，她话锋一转，正色道，“不过，我说得是实话。离开市委这么些日子，我想你也该悟出一点什么了吧。别的不说，别人看待你的那个眼神，那个态度，你仔细玩味玩味，在离开市委前后，是个什么情形！布然呀，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要你同意，我立马去找市委的领导，咱们还回市委，好吗？”
倪布然听着沈惠贞的电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难道自己的选择真的错了，就像老婆说的，搞学术“苦海无边”，回到官场就“回头是岸”？“岂有此理！”他脱口而出。
“你这同学就这样让你上心，”沈惠贞揶揄道，“不成把她也一块儿调到市委，这样总可以了吧！”
“瞎扯！”倪布然忿然道。这样说着，有人敲门，他合上手机，喊了声“进！”
应声进来的正是他的同学艾妮。他不觉笑笑，心想怎么这么巧呢，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有什么开心的事，说出来我也分享分享。”她看倪布然的脸微微有点红，没心没肺地笑着，就和他开了句玩笑。
倪布然站起身，礼貌地把她让到沙发上坐下来，想起沈惠贞最后那句话，不禁又冲她笑笑，说：“要是把你调到市委去，你觉得怎么样？”
“别逗了，我哪有那本事呀！”艾妮不假思索地说。
倪布然收起了笑容，睁大眼望着艾妮，不解地问：“如果你觉得有本事的人才能够呆在市委，你为什么要我调出市委呢？”
艾妮一时语塞，回答不出来。倪布然正色道：“如果你也认为搞学术‘苦海无边’，那我真地应该考虑‘回头是岸’了。”
艾妮看他有点着急的样子，赶忙说：“我跟你开了个玩笑，看把你急成这样。”接着她说，“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知道你喝了些酒，而且心里不痛快。我们出去，找个地方给你醒醒酒如何？”她看倪布然犹豫不决的样子，站起身，伸手拉起他，一起出去。
刚出学院大门，碰上了一个熟人，倪布然向艾妮介绍道：“这是中国文化研究会的孔主席。这是人文学院的艾老师。”
他俩冲倪布然笑笑，互相握握手，异口同声地对倪布然说：“我们也是老熟人了。”说罢，三人面面相觑，接着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一阵，孔主席对他俩说：“天缘凑巧，那就找个地方随便聊聊如何？”
倪布然和艾妮对看一眼，点点头表示同意。接着问孔主席：“那你点个地方吧！”
孔主席略做思考，对他俩说：“我喊一二三，三人共同说出各自想去的地方，看咱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好。”倪布然说。
于是，孔主席伸出手指头喊：“一、二、三。”
他的话音刚落，三个人同声喊出了“乌酉湖”仨字，他们相视一笑，恰有一辆出租车路过此处，三人招手拦下，上了车，向乌酉湖方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