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将入相”才是士人入仕的最高标准，在地方能为祖国看大门，回到中央能够总理国家。韩琦可以，虽然成绩不太理想，至少他做到了。韩琦与范仲淹相比，他多了一份蛮干，少了一份巧劲，缺少范仲淹那种政治口号的宣传手段。
在西北边境同西夏对峙时，韩琦是主战派，他曾说：“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可见他没拿李元昊当回事儿。他主动进攻的思想战略令他取得任福夜袭白豹城的胜利，那时候他很牛，相反范仲淹龟缩防守，建立军事据点，跑马地似的搞占领。在韩琦看来老范搭的窝棚根本拦不住李元昊的骑兵，说别的没用，还得进攻好使。不知什么时候，当地出现了一首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民谣不管从什么地方流出来的，韩琦知道那是老范写的，他理亏才把韩琦排在前面。若是范仲淹打了胜仗，民谣的顺序绝对一变。
可惜好景不长，宋夏好水川一战，任福全军覆没。韩琦不得不由攻转守。相比之下人家范仲淹就聪明多了，他在前线的舆论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好，人格完美，形象高大，乃至于犯了大错，朝中也有人保着。范仲淹曾在宋夏交战的关键时刻与李元昊书信往来，原本以为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搞定西夏，结果被人家玩儿了。
李元昊一代名将，将计就计稳住范仲淹，从而重创韩琦。那时候李元昊虽然称帝，但大宋不承认他，只拿他当臣子看。所以你范仲淹身为前线指挥官有什么理由给反叛的臣子写信？平章事吕夷简、参知政事宋庠弹劾范仲淹，以“人臣无外交”为由，要求立斩范仲淹。杜衍等人力挺范仲淹，后来吕夷简不知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也挺范仲淹，简单处理了一下，不了了之。韩琦一看范仲淹经过舆论包装后，俨然一脸忧国忧民相，竟然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妥了，跟着他混吧！他们在前线的舆论宣传给宋仁宗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两个是帝国的肱骨之臣，具有开创新世界的才能，然而他们的表现令所有人大失所望。
韩琦来到扬州当日，王安石没显得特别激动，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过是换了个领导而已。韩琦知道王安石，此人当年差点儿考中状元，而且王安石的文章独具特点，文坛上已小有名气。韩琦之所以在知名度上输给范仲淹，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文章水平不过硬，喊不出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高大全的口号。
王安石起初对韩琦是尊敬的，他也希望能从前辈那里学到更多的工作经验，毕竟人家是经历大风大浪的人。但是知扬州时，韩琦三十八岁，上过战场、搞过改革，又经历过官场的波诡云谲，人到中年的他比别人更能体会到安定的重要性。所以在扬州任上，他注定不会有什么作为。王安石渐渐对他失去了最初的惊讶，理性地看透了他。
王安石一如既往地刻苦学习，每每通宵达旦，这对已在体制内的人来说显得有些多余。新科进士上任伊始，反正也没啥实际工作，更多的人往死里放松。何况扬州是个好地方，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自古繁华之地。火力旺盛的王安石能收摄心神专心苦读，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一次，王安石读书通宵，实在困倦才眯了一会儿。一睁眼睛早已日上三竿，王安石把书一扔急忙往府衙跑，来不及洗漱，蓬头垢面的，一脸颓丧相。韩琦看在眼里愁在心里，毕竟是年轻人有正事的不多。看他那副纵欲过度的样子，就知道昨晚上在哪里眠花宿柳了。
韩琦拿出领导和长辈的姿态，教训道：“君年少，不可荒废了学业。”
王安石默默立在阶下，一言不发，既不接受领导训话，也不反对长官教训。他是一个实诚人，特别执拗倔强，他相信事实是事实，无需增添过多虚伪的狡辩。虚伪不是个人行为，它是官场的需要，维护上下级关系的实用手段。对于此，王安石不屑，他更加清楚地看清了长官韩琦不过如此，以貌取人罢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长官连调查都没调查，仅仅以自己的经验见王安石邋遢德行，主观臆断他“夜饮放逸”，有点儿欠考虑，让下属情何以堪。
那一年，王安石只有二十五岁。
也许韩琦不知道，王安石已经是当爹的人了，长子王雱一岁多，他哪有那个闲工夫出去夜饮放荡。
此外，他已是风靡文坛的冉冉新星。王安石完成了一部重量级哲学作品《淮南杂说》，又名《王氏杂说》。这本书是那个时代的超级畅销书，具体什么内容无法得知，已经失传了，只留下“其言与孟轲相上下”的当世人评价。《淮南杂说》阐述了王安石自己的思想主张，竟然与孟子他老人家不相上下，可见其思想水平之高大伟岸。在《淮南杂说》问世20多年后，司马光上了一篇《论风俗劄子》，论述这本思想学著作对当世士风的影响。借此可证明，在“其言与孟轲相上下”的《淮南杂说》流布于世之后，对于当时的文风，确实是起到了“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的导向作用。宋代新儒学复兴产生了宋理学，是王安石首倡的性理学说。
被领导批了，王安石与韩琦的关系不温不火，不管长官怎么说，他该看书还是通宵达旦，依旧很多时候不洗漱就上班，我行我素，卓尔不群。有个性没什么不好，但如果个性过于鲜明，势必导致人际关系稀疏，遭别人诟病也在情理之中。王安石的犀利、务实的治学精神和倔强、执拗的性格弱点早早暴露而出，在他的前半生给他带来了辉煌，却要用后半生的时间悲壮偿还。
王安石与韩琦交集不多，没过多久，他因秩满回到了京城等待述职。
庆历六年（1046），王安石到了开封汴梁，随着他的到来，京城忽然刮起了一股“王旋风”。
·《河北民》，就是下基层的原因·
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丙寅，中原大旱。
朝廷下诏，开封府久旱，民多死，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以此来缓解是年旱情。大旱起于陕西，最后波及北方、中原等地区，看规模应该是百年一遇，直接经济损失无法估算。
王安石从扬州到开封的一路上，严酷的社会现象，触目惊心。帝国所谓的盛世，在天灾面前显得脆弱无力，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敲诈勒索，发国难财的比比皆是。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收入了他的诗作《河北民》中。王安石讨厌李白的浪漫浮华，推崇杜甫的沉郁诗史，这首《河北民》能看出一些端倪，全诗文词平白真切，毫无渲染夸张成分。
河北民
文/王安石，淮南签判秩满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诗中记录了客观的社会现实：黄河以北的人民处在辽国与西夏边境，常受侵扰，生活艰辛。宋廷通过“岁币”方式暂时得到苟安，却将大量经济负担摊派在老百姓的头上。今年老天爷耍起了暴脾气，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即便这样，老百姓依旧要服徭役去做河工，官府不会管你死活。在这种毫无人性的情况下，老百姓选择了逃荒。然而王安石刚从南方回来，那里的情况比北方强不了多少。丰年自无食，拿什么接济你们？倘若你们生在唐代贞观年间就幸福了，那时候粮食大丰收，突厥被打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朝廷的领导。
王安石通过简单平实的记叙，抨击了宋廷救济不力，最后一句，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
“贞观之治”是古代中国的治世，引无数人向往。可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却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美好。贞观元年（627年）关中大饥荒、贞观二年（628年）蝗灾、贞观三年（629年）水灾……终贞观一朝，户数不及隋朝十分之一。农耕社会人口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人口少国力自然下降。直到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国力才刚刚追上隋朝，历史惊人的相似，继而出现了安史之乱。
王安石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京城。宋代的磨勘制度规定，文官三年，武官五年。秩满之后，没什么考核制度，直接升职或调任其他岗位的工作。
王安石在扬州结束了“实习”生涯，回到京城，等待述职。
他乡遇故知，人生一大得意事。王安石在京城遇到了好哥们儿曾巩，他在国子监上学。哥儿俩喝茶叙旧，叫上了老宰相韩亿的儿子韩维、韩绛兄弟。当时朝廷大员们都看到了，年纪轻轻的王安石撰写《淮南杂说》，其思想水平与孟轲不相上下，他的仕途将会光明得一塌糊涂，必是帝国未来的决策层人物。所以各大政治集团开始挖墙脚，希望王安石能够投入他们的麾下，韩氏家族是其中一支力量。
韩氏家族创始人韩亿，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进士，宦海浮沉，最后干到副宰相，以参知政事知应天府致仕。韩亿有八个儿子，韩纲、韩综、韩绛、韩绎、韩维、韩缜、韩纬、韩缅，全部出仕做官，后来韩维、韩缜先后做到了宰相的位置上。
相比老韩家，另一支辉煌的政治力量是致仕不久的吕夷简家族。吕氏家族创始人乃太宗朝三度拜相的吕蒙正，他有七个儿子，分别是吕从简、吕惟简、吕承简、吕行简、吕务简、吕居简、吕知简，皆入仕做官。政绩斐然，知人善任，富弼等下一辈官员是他推荐的，富弼虽是宰相晏殊的女婿，但绝不是通过裙带关系上来的。
咸平六年（1003年），真宗朝拜永熙陵过洛阳，看望致仕的老宰相吕蒙正。
真宗问：“老宰相你七个儿子中，哪个能继任宰相？”
吕蒙正想都没想答道：“诸子皆不足用，我侄子吕夷简，真乃宰相器也！”
真宗记住了吕夷简的名字，回去后写在屏风上，提拔年轻的吕夷简为龙图阁直学士迁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事。当时吕夷简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真宗驾崩后，吕夷简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登上了相位。史上对吕夷简的评价很高：“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为哲宗朝宰相，接替司马光，执政期间挺过王安石。爷儿俩都是宰相，都封了申国公。吕家后人诸如吕希哲、吕好问、吕本中等，在仕途上不及先祖煊赫，但在哲学上比较辉煌，尤其南宋的吕祖谦，学术界的三位泰斗之一，号称“东南三贤”，另外两个是朱熹和张栻。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在江西省上饶鹅湖寺主持召开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盛会，调和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异同，即是思想史上著名的“朱陆之辩”，史称“鹅湖之会”，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当时中国两种思想力量的碰撞，争论极为激烈，最后不欢而散。直到335年后，明代理学大师王阳明在北京给这场思想史上的争辩下了定论。
初露锋芒的王安石刚到开封，早已是各大政治力量欲要拉拢的新鲜血液。曾巩也看到了这点，所以他提议王安石进入阁馆工作。为了以后能前程似锦，进入阁馆是必由之路。
按照宋帝国官场不成文的规定，新进士但凡秩满，经过在地方的三年历练回到中央后，有资格参加阁馆的考试，进入阁馆工作。阁馆是指史馆、集贤院、昭文馆，掌管藏书、校书与修史等工作，相当于中央图书档案馆。当然，进入中央阁馆工作官职也不会很大，授官如昭文馆校书郎、集贤院侍读学士、史馆修撰等，做类似编辑、校对等工作。即便如此，虽然工资不多，品秩不高，但那是所有文臣的首要之选，更像一种政治出身，从阁馆走出去的官员仕途光明，有跻身帝国最高决策层的资格。与明代的翰林院异曲同工，明英宗天顺以后，但凡入内阁的朝廷重臣，必须在翰林院经过实习。这对所有文臣来说有着巨大的诱惑，尤其那些刚刚参加工作的新科进士们。
作为朋友，曾巩绝对够意思，他自己虽没考中进士，但希望朋友们仕途明朗。他给朝廷上疏举荐王安石进入阁馆工作。为此，他特意跑到远在滁州的老师欧阳修那里，拿着哥们儿的文章给老师看。欧阳修看过王安石的文章，“爱叹诵写，不胜其勤”，对这位年轻才俊无比佩服，也诚恳地向中央推荐了王安石。
中央向这位帝国未来中坚政治力量伸出橄榄枝。以王安石的水平完全可以进入阁馆工作，考试不过是走个过程而已。在所有人望眼欲穿之时，王安石却拒绝了决策层提出的让他去图书馆工作的建议，一下子掀起了不小的风浪。
如果满朝官员像他一样亲眼所见《河北民》的惨况，他们会理解王安石为什么放弃清要之职，选择去地方锤炼。王安石已在扬州度过了三年闲得牙疼的生活，闲职不是他的性格，他是个务实的人。这种精神来自老爹王益，他希望能为老百姓干点实事，以兹检验自己的才能。
中央满足了他的要求，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知鄞县，开始了他真正的执政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