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前是甜水巷，那里算卦的比较多。你心血来潮算一卦，看看能不能考中进士。卦师占卜两个时辰，最后说“勿要强求，顺其自然”，然后收你200文。你很愤怒，虽然这与明抢毫无区别，但这已是低价了，一卦万贯的也有。算了吧，还是找个地方落脚。到店宅务（国有廉租房）或者主户（拥有开封户口的居民）那里租一间房子，单间，各种设施齐全，月租金140~206文。想洗澡自己弄点儿凉水浇，到公共浴堂洗浴每次需要10文。剩下的100文左右，可买一斗蜜酒，在夜深人静的后半夜，举杯邀明月，与谁同消万古愁……
书归正传，绕了一大圈还得说农民。
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户在农村中占了很大比例，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被剥削得极为严重。出现这种情况，在于大量土地集中在个人手中。这些人通过合法的、非法的手段占有土地，主要是地主阶级，其中官僚占了很大一部分。譬如范仲淹用工资买了一千亩土地，分给了宗族亲戚耕种。对于农民的剥削，绝非限于这种突出的案件。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时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是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
很多底层农民忙活一年白忙，交租都不够，哪儿来种子种地？
想活命其实有办法——去借高利贷。
如果剥削是狼，现在底层农民又遇到了一只拦路虎。
所以，中国底层农民一直生活在前有狼后有虎的危险境地。
·《与马运判书》的理财新主张·
高利贷是贷款的一种，官方叫放贷取息。高利贷这词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古代中国当然也有。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年间，官方即有关于放贷取息的记载。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典当，逐渐形成行业。入宋以来商品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熙宁四年（1071年）官方成立抵当所，经营放贷和存款业务。京城各大衙门口把物资扔到抵当所，委托生息。放高利贷收入太诱人了，有钱的“钱户”专门找一帮业务员（行钱）去放贷，乃至于和尚僧道也去放高利贷。
宋代高利贷的利息有“倍称之息”的说法，即借贷的年利通常为100%。宋代朝廷出台过政策，规定高利贷收取利息不得过“倍称”，但是商业的发展超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民间高利贷利息200%~300%的很常见，就这么高！
老百姓没急事万万不会去借高利贷，一旦沾上，终身甭想翻身。
鄞县的很多农民在农忙时节没钱种地，为了能活下去有铤而走险借高利贷的，结果一年白忙活。如果碰到天灾，只有上吊这条路可走，那还得投入一根结实的绳子。跳河吧，这个没啥成本。
种地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如果今年老天爷在上面抽风，那么下面的广大农民兄弟必然中风。为了防止农业减产和天灾等问题，宋朝初期曾在各地设有常平仓和广惠仓，作用类似备用粮库，起到调节作用。然而，自设置以来收效不大，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农民该吃不上饭的还是吃不上，该种不起地的还是干瞪眼。
剥削、高利贷，再加上官吏横行等，一直是农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前面已经有了那么多造反的例子，王县长必须去解决农民种不起地的问题，很现实亦很急迫。
基于此，王安石推出了常平敛散法，贷谷子给农民种地，立息以偿。
作用类似于农业贷款，既解决了农民种地问题，又增加衙门府库收入。这项政策有个通俗的名字叫青苗法。王安石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唐代宗时利用取利息给百官开工资的经验。衙门收取的利息相对于高利贷来说简直是太低了，所以这项惠民政策一经推出，受到老百姓的一致好评。当然也有不愿意的，那些靠放贷为生的提前青黄不接。
这项政策推出之后，社会效果良好，王安石因此名声大盛。他虽然不在开封，但京城里却有了他的传说。很多官员效仿王安石的做法，多数都成功了，典型代表是五年后的陕西转运使李参。李参执政陕西时，当地驻有戍卫部队，苦于粮食太少补给不足，经常出现士兵吃不上饭的情况。长此下去，军事哗变不可避免。李参实行了青苗法，经过几年的发展，府库充盈，廪有余粮。
王安石将惠农政策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把他的理财思路向上级江淮荆湖两浙制置发运判官马遵汇报，即《与马运判书》，文曰：“……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
理财两大思想无非开源与节流。
王安石《与马运判书》的理财思想侧重开源。在他看来，如果使国家富强，则必依赖天下之民，将自然界赋予的财富开发出来。如果一直在现有的财富上做文章，等同于关起门来，父子之间做买卖。儿子的钱财是老爹给的，老爹再挣儿子的钱，怎么能说发家致富奔小康了呢？
王安石的理财新主张浮出水面，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沿着这条思路不断前进。
鄞县期间，王安石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同时夫人吴氏为他生了个女儿。一如所有父亲一样，小姑娘的降生为王安石带来许多快乐，但她注定命苦，没过多久夭折了。小王姑娘连个名字都没有，我们只知道她叫“鄞女”，仅此而已。
宋代女性的名字是个严肃的课题，很多女性其实没有名字，以张氏、李氏等代替，譬如王安石的夫人叫吴氏，具体叫什么不清楚。有名字的要么是交际花（如李师师），要么是高干子弟（如李清照），寻常百姓家的闺女通常没有正式的名字。《水浒传》里的坊间普通妇女如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之流，那是为了方便阅读。女儿夭折，王安石很悲痛，只有为人父了才知道孩子对父母的重要，不论男孩女孩，都是爹娘的骨肉。就在王安石郁闷之际，一个人的到来让他从阴霾中走出来，激情重新燃烧，鼓足了干劲。
他就是范仲淹。
当时，范仲淹知两浙路杭州，距离王安石所在的鄞县直线距离145公里，不过几天的路程。王安石早闻大名，听到范仲淹来到杭州，很想一睹真容，连忙写了文状求见。得到范仲淹同意后，王安石带着无比崇拜的心情，即日启程。对于他来说范仲淹是偶像级人物，偶像是一个标杆，能够激励崇拜者朝着成功的方向去努力。虽然庆历新政经过短暂时间以失败告终，但他坚信范仲淹身上一定有他学习的内容。
王安石带着这种心情赶往杭州，路过绍兴飞来山。王安石登上山顿时诗兴大发，写下了千古名篇，一展胸襟和抱负，这年王安石刚满三十岁。
登飞来峰
文/王安石，知鄞县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诗风朴实无华，不需要翻译就能看懂。转句“不畏”二字用得绝佳，先声夺人，气贯长虹，最后一句“身在最高层”无形中拔高了全诗的意境。想要了解王安石，窃以为先要读懂了这首诗的内涵。一首诗能否成为著名诗作，看它能衍生出什么。譬如崔颢的《黄鹤楼》衍生出了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当然两首诗的意境不可同日而语。王安石的《登飞来峰》直接衍生出了后来苏轼的《题西林壁》，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完全是对“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模仿，意境并未超越。
·王县长驳斥转运司严打私盐贩子·
王安石经过几天的行程来到杭州，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范仲淹。
蓦然回首，往事已远，那个充满激情的庆历新政已过去了六个年头，此时的范仲淹六十岁，不说垂垂老矣，也是年事已高。短短六年的颠沛流离，跟流放没什么区别。远离帝国权力中心，人走茶凉，对于失败一次的人来说，任何利于帝国长治久安的政见，都显得苍白无力。何况晚年的范仲淹早失去了锐气。王安石像一个虔诚的朝圣徒，迫不及待把自己治理鄞县的情况向范仲淹叙述，得到了后者充分的肯定。并且，范仲淹还语重心长地教导王安石各种为官之道。
与范仲淹的见面，使王安石得到了庆历新政两条失败的经验。
我们这个民族非常重视经验，主要表现在历史和中医两个突出的方面，它们都是经验学科。经验更多时候是为了避免走过多的弯路，哪怕失败的，也应该总结获得。庆历新政失败本身理财观念就有问题，天下久安，奢华之风极盛，忽然来个节流，会有很大的反弹。另，精简机构从官员身上开刀，必然招来强烈反击。这两条失败的经验对王安石来说至关重要，日后熙宁变法中他选择绕道而行，没有节流，也没有裁撤官员。
这一次，从德高望重的范仲淹那里，王安石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到了鄞县，不久忽然接到了上面发来的文件，打开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文件是转运使司（相当于省政府）发的，文件内容规定州县吏民交一定的钱，用以悬赏揭发贩私盐者，严厉打击民间私盐贩子。
文件中涉及到的关键词——盐。
盐自从被应用，便对人们的生活乃至国家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的盐由国家垄断，属于垄断禁榷商品，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个体商贩想从中牟利，想都别想。在宋代，盐的主管部门是中央三司使司中的盐铁使司下属的都盐案。见宋代财政结构草图：
三司是宋代最高财政机关，最高长官为三司使，下设盐铁司（管禁榷商品、商税、矿税等）、度支司（管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户部司（管田赋、两税等），各管一摊，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与中书省、枢密院两府平行，被称为“计省”，三司使也叫“计相”，地位仅次于参知政事。地方设有转运使司，又叫漕司，州县还设有兵﹑胄﹑商税等案，形成一个庞大的财政体系。
禁榷商品是国家经济命脉，如盐、茶、铁等，这类商品需求缺乏弹性，一旦形成垄断，利益十分可观。正所谓“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盐是生活必需品，市场需求量非常巨大，不会因为价格变动而放弃购买，不吃醋能活不吃盐试试看。
宋代的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矿盐，一是海盐。
沿海地区资源储藏十分丰富，属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经过技术加工然后投入市场，成本小，收益大。宋代制造食盐的那帮人叫煮盐工，明代有了固定称谓叫灶丁，即是负责煮盐的犯人，这部分人的后代户籍上填写的是“灶籍”，世世代代煮盐。当然，也有灶丁摇身一变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如明代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
但凡国家垄断的商品，其中利益巨大，所以有很多不法商贩铤而走险。当时在中国境内，除了大宋官盐之外，西夏还有青白盐，价格低廉，冲击市场。衙门禁止西夏青白盐进入大宋市场，规定但凡民间有私贩青白盐者斩立决，但即便在严厉刑法下也未能禁止。东南沿海地区资源丰富，晒盐十分容易。煮盐技术不是很复杂，工人把技术传授给别人，或者干脆自己弄一亩三分水池子制造食盐，然后临近私贩，挣点儿钱补贴家用。这些其实都是小打小闹，在其生产地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靠山吃山。但时间一长，影响到了转运司的收入，于是下达红头文件，严厉禁止。
王安石看过文件后，当即给转运使写了封回信，坚决反对打击私盐贩子。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民情如此，最好的也是最高明的管制方法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老百姓们一点儿生存空间。目前沿海地区靠煮盐讨生活的不是一人两人，而是一个群体，主要来自社会底层，如煮盐工、跑船的、打鱼的。如果他们有土地可以丰衣足食，谁吃饱了撑的冒着生命危险去贩盐？况且他们的生活状态十分艰辛，吃了上顿没下顿，用王安石诗句形容为“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逃亡”。再者说他们贩盐所得钱财，不过仅够维持生计的，假如衙门把这条财路给他们断了，必然酿成社会事件。一小撮人落草为寇，引起社会治安动荡，那还算好的了，更严重点儿，两个字——造反！
如果真到那时候，责任一定落在转运使头上，什么文件都将失去作用。也不是没有例子，早在太宗朝时期四川茶农王小波起义，主要就是因为博买务对当地布帛、茶等商品的垄断造成的。转运使大人看到王县长的回信，想了想也是那么回事儿，万一果真如王安石预料的那样，出现群体事件那可操蛋了。于是转运使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严厉打击私盐贩子只是走了个形式而已。
三年的时光，稍纵即逝。
王安石将鄞县治理得井井有条，政绩斐然。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秩满，这一次他带着政绩与荣耀回到京城，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高度关注，京城里再次刮起“王旋风”。人怕出名猪怕壮，在满朝文武无作为的情况下，王安石却在基层干得风生水起。吏部对他考核十分满意，惹得无数官员羡慕嫉妒恨，他再次成了各方政治力量拉拢的第一对象。帝国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向王安石伸出了橄榄枝，这一刻他们的关系很融洽，像师生、像朋友、像长辈呵护晚辈，然而十七年后他们却是政敌。
这位朝廷大佬名声之隆罕有匹敌，令人高山仰止，他有个响亮的名字——文彦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