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朝廷的调任书下达，调王安石回京城就任三司度支司判官，官职类似于今天的审计署署长。
老王更喜欢去地方当个知州之类的，提拔当个转运使就更好了。
十六年的政治生涯，脾气一点儿没改，老王还上疏要求调任地方。宰相富弼没理会他：消停混着吧，如今满朝文武都在研究如何改革的问题，大哥你就别出来添堵了。
王安石的《万言书》虽没有得到有关领导的回复，却引起了士大夫们的上疏改革热。在他之后，以司马光、苏辙、苏轼为代表的帝国精英们纷纷上疏言事要求改革，恳请皇帝不要随遇而安，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众官言下之意是说：宋仁宗你现在这副德行，说不定哪天两腿一蹬挂了，你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疙瘩云彩，留下烂摊子让下一任领导收拾，你里外装好人，你这厮典型的不负责任。
包拯、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改革建议基本是老生常谈：减轻负担，澄清吏治，节约开支等，毫无创新。然而，他们有个观点高度一致——反对骤然剧变，主张缓和改革。
这就是后来王安石上台实行变法，司马光等人激烈反对的主要思想动机所在。
不过，连保守派代表人物司马光都已经站出来要求改革，足可见帝国积弊已深，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庆历年间已是国库空虚、民变四起，现如今过去了十余年，再不实行改革只能眼瞅着崩溃。每当国家发展偏离轨道，社会失去平衡之际，知识分子血液里流淌的责任感就会迸发而来，试图以改革方式将积弊已深的社会拉回正轨。
改革旧法，大势所趋，历史的洪流是任何人包括皇帝也无法改变的。面对文官集团的猛烈进攻，最痛苦的人当属宋仁宗，临秋末晚了还不让安享晚年之福。宋仁宗挺着病躯，一咬牙一跺脚发出了人生尽头的最后吼声——改革！
这是一次关乎帝国命运的改革，也关乎着许多官员的仕途，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借改革之机掀起政治风波，帝国政局的新一轮洗牌，即将开始。
首先是解决了三大问题：茶、盐、裁军。
盐茶这两种生活必需品早已走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业务由朝廷垄断，属于禁榷商品，任何商人不得染指。朝廷垄断盐茶没人反对，但质量没保证大家就不满意了。朝廷的官盐、官茶基本上粗制滥造，价格高得不像话，与明抢没啥区别。
农业帝国的大环境下，人口和土地是国家收入的两大经济支柱。农民更加重要，没有他们就没有人去耕种土地，田地荒芜还哪儿来的粮食。可以说古代中国一直是由千千万万农民的血汗建设而成的，然而胜利果实却惠及不到他们，灾难却通常留给他们。这就是古代中国农民的悲哀。所以说对于农民生活影响巨大的盐茶问题，就显得很重要了。
官盐茶又贵又烂，于是有人铤而走险，长途走私。价钱公道，质量有保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走私贩多半是玩命世家出身，官府追捕，他们就结成联盟，起来反抗。面对这一社会现象政府无法禁止，只有顺应民意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原因，西夏产的青白盐非常便宜，流入大宋市场，严重冲击了官盐的市场地位，朝廷把盐价一降再降，于事无补。多种原因下，宋廷决策层研究决定，开放盐茶市场。
具体办法是宋廷提高盐茶质量，价格定在老百姓能够接受的合理价，将一部分市场开放，官府向商户收税。随着商业的发展，宋廷干脆全部开放市场，成立诸如商税务、酒务、楼店务、榷盐务、榷茶务等机构，专门对商户进行收税，用“以税代管”的方式控制市场。
再有，裁军问题由来已久，好几届领导班子都曾建议裁撤冗兵。
太祖皇帝为了防止武人作乱在开封汴梁设置禁军，以削弱地方军事力量。宋军在招募上有自己的弊端，诸如流民、无业游民等等都可以参军，朝廷宁可倾全国之力养着他们，也不愿让这些闲杂人等闹事。所以民间有谚语称“要当官起来造反受招安”。宋夏战争中，宋军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打得那叫一个惨绝人寰。帝国决策层因此已开始重新考虑军队问题，裁撤冗兵势在必行。先从中央禁军开始，由河北转运使李参裁撤了一万名老弱病残。
诸多改革方略的缓和实施，对病入膏肓的大宋帝国来说犹如一剂良药，虽然无法彻底根治顽疾，至少达到了治标的社会作用。改革必然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士兵没了保障，只好下岗再就业。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还有一部分满怀怨气起来闹事，袭击的对象是建议裁军的包拯包大人。
因为该事件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包拯，所以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历史上真实的包青天。
1993年台湾“中华电视公司”制作了一部长篇电视剧《包青天》，以包拯为原型结合七侠五义等民间传说改编而成，风靡全国，成为90年代的经典作品，具有划时代意义。经过影视戏曲不断的宣传，包拯的民间形象光芒万丈，黑脸、月牙、说话抑扬顿挫，但与真实的历史形象相去甚远。
包拯，字希仁，淮南东路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丁卯科进士。
包拯并不黑，头额上也没有月牙，文献中没有他长相“漆黑如炭”之类的记载，相反王安石倒是生得黑漆漆。
考中进士后，包拯要去地方就任，可奈父母已老不愿随行，大孝子包拯直接停薪留职。待到父母双亡，守丧结束，并且是在父老乡亲们的劝说下，才勉强出仕为官，知淮南东路扬州天长县（今安徽省滁州天长市）。这个时候，同届进士多半混得风生水起，只有包拯是个县长，但这并不影响包拯的威名。
上任伊始，有民前来告状，他们家耕牛的舌头不知道被那个欠踹的给割了。
包拯曰：“这事儿好办，杀了，卖了。”
牛主人愕然，但县长下令了只好杀掉耕牛。
在宋代，耕牛虽然私人养殖，但属于“国有财产”，没有衙门的命令民间任何人不得私自宰杀，因为耕牛等同于农场的大型机械，提高生产力用的，杀掉耕牛等同于破坏生产力。牛主人杀牛后，有一民前来状告牛主人私自宰杀耕牛，罪大恶极。包拯沉声道：“你为什么割了牛舌头，又来状告人家宰杀耕牛？”盗贼一下子傻眼了，这才明白过来敢情是包大人给他下了个套。
·包拯一生干过三件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拯一生干过三件事。
包拯后来知广南东路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这个地方产砚台，质量非常好。湖州笔、徽州墨、宣州纸、端州砚，宋代以后的文房四宝产地是也。包拯为官清廉，卸任时没带走一块砚台。因此被传为美谈，此为第一件事也！
第二件事是包拯任权知开封府事期间，这阶段老包逆天了，头顶三个头衔：尚书省右司郎中（官）、龙图阁直学士（职）、权知开封府事（差遣），年薪相当于一千多万人民币。担任开封府尹期间，包拯改变了诉讼程序。以前但凡有告状的必须经吏员之手，转呈到官员手里。吏员属于政府临时工，没有工资，这是制度中的一个巨大漏洞，所以吏员的经济来源完全靠敲诈勒索老百姓。
包拯了解这一弊端，遂下令衙门正门打开，但凡有告状者他老人家亲自接见。为老百姓大开方便之门，吏不敢欺，规避了很多问题。
第三件事即发生在嘉祐四年（1059年），宋廷改革的节骨眼上。
嘉祐元年（1056年），张方平担任三司使，风平浪静地度过三年，忽然来了个发家致富占便宜的机会。宋代禁止私人酿酒，想要酿酒只能到官方去买酒曲。刘保衡在京师开了一家酒场，共计赊欠官府的酒曲钱一百余万文。欠了这么多钱，酒场竟然没黄，真乃奇迹也。三司派吏员追债，刘保衡还不起，只好变卖房产。三司使张方平看到了机会，连唬带蒙把刘氏房产便宜地买了下来，堂而皇之地搬了进去。刘保衡的姑姑不愿意了，说刘保衡并非刘家人，状告到开封府，要求拿回被张方平便宜买走的房产。权知开封府事的陈升之立案，结果情况属实。
六十岁的包拯一听怒了，老爷子宦海一辈子脾气不改，怀揣着炸弹逮着谁跟谁玩命，张方平这回倒霉了。包拯上疏弹劾张方平，身为三司使竟然乘人之危，寡廉鲜耻，臭不要脸的。这种小人怎么可能委以大任！财政部长给他干简直是帝国的耻辱。在包拯的猛烈进攻下，张方平被贬知应天府，滚出了中央。
张方平罢黜，三司使职位由工部尚书、集贤院修撰宋祁接任。
包老爷子又怒了，宋祁怎么能行呢？文史造诣可圈可点，但知益州时游山玩水，不理政事，典型不着调不作为。不单单包拯上疏，就连宋祁亲哥宋庠也上疏，要求给宋祁调换岗位，因为宋庠时任参知政事。兄弟俩一个副总理，一个财政部长，你们让其他官员情何以堪？
出于多方面的考量，宋仁宗罢免宋祁，三司使位置空缺。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该由谁来担任呢？这还用问吗？明摆着的事儿，只有包拯同志适合，满朝文武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宋仁宗遂任命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任命刚刚下达，另一位老愤青炸了，撸起袖子向包拯发起了猛烈进攻。这人什么事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乃欧阳修老爷子。
宋祁被罢免，欧阳修看着心里发堵，毕竟宋祁和他同修《新唐书》，建立了深厚的同事感情。翰林学士欧阳修上疏称，人说包拯为人重义轻利，珍惜名节，不看重官禄，洒家却不那么认为，老包明显居心叵测。包拯接二连三地弹劾，目标直指三司使，足见居心不良。更何况包拯才疏学浅，连个诗文都没有流传，恐难当三司使之重任，希望官家能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札子上去，没有回信，宋仁宗并未采纳他的意见，过了一段时间，包拯走马上任三司使。
包拯上任后提出改革策略，也就是之前提到过的，主张淘汰冗兵，减少国库开支。
·仁厚的赵祯·
王安石在京这几年更像一个幕后演员，躲在角落里孤芳自赏，少与人交流。先后历任三司度支司判官、知制诰、修起居注。与他同修起居注的还有司马光。日后二人是劲敌，但在这一时期两人相安无事。
司马光出镜率较高，人家在谏院干过一段时间，表现抢眼。
司马光经常上札子拐弯抹角地称赞宋仁宗，人都喜欢听好话，皇帝也不例外，尤其宋仁宗这种颇有些作为的仁君。司马光的奏疏说的较为实在，不是通篇阿谀奉承，就事论事，点到为止。宋仁宗龙颜大悦，甚嘉之。司马光逐渐成了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