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王安石和他的北宋帝国
10749800000008

第8章 五千年政治,无外乎“平衡”二字(1)

社会改革是由历史大环境造就而成,社会危机的产物,即社会的发展偏离了正轨,失去平衡,滑向崩溃的边缘,通常此际,总会有思想觉醒的知识分子跳出来,试图以改革之方式,将积弊已深的社会拉回原点,引向统治阶级意识中的理想之路。诸如春秋管仲、秦之商鞅、楚国吴起、宋代熙宁变法、明代张居正、清末戊戌变法等,折射出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政治核心,无外乎“平衡”二字。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在王朝崩溃前夕,通常是他们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既倒。士大夫阶层拯救失败后,才会有其他阶层或武装夺权、或起义反抗,继而改朝换代。

社会改革放在任何朝代都是关乎国本的大事,但凡改革伊始,必要先有思想产生,形成哲学体系,继而实施于政。庆历新政的发起先要从一个私立辅导班说起,即后来学术上的高平学派,是为宋代哲学新曙光。

高平学派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代时期后晋的杨悫,他的贡献是给这学派提供了讲课的场所,以及找到了一位能将书院发扬光大的接班人。杨悫是位儒生,时逢天下大乱,他也没心思出仕做官。在归德将军赵直的资助下,于宋州创建南都学舍。

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宋州升为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为北宋的“南京”。

北宋有四个首都,其他三个分别是东京汴梁开封府、西京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一个帝国有四个首都,一点儿都不新鲜,一个是首都,其他是陪都。当时北方的辽国有五个首都,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境);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南);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南大明城)。

北宋四京在地缘上有个共同点——都在长江以北,皆为北方,这就形成了地域性的政治分野,为后来的新旧党争埋下了伏笔。

南都学舍位于今商丘市睢阳区,所以又叫睢阳学舍。且说杨老师开始收徒讲学,规模不大,但历史注定会让它发展壮大,从这走出去的学生最后成为帝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忽然有一天,有位叫戚同文的孝子路过杨老师的辅导班,宋代儒家思想从这里开始放光发亮。

戚同文,宋州楚丘人(今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家境清贫,从小命苦。小时候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不容易,待到他长到成人刚要干一番事业,母亲大人去世了。戚同文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昼夜哀号,好几天不吃不喝,老少爷们儿为之感动,成就了他孝子之名。那天,他路过杨老师的学校,驻足不前。杨老师对这位孝子很佩服,当即授《礼记》。戚同文随即背诵如流,惊得杨老师目瞪口呆,遂把他留下来,免费教学。戚同文记忆力超强,很快把所教之学参透,并在思想上与杨老师保持高度一致。从此勤励读书好几年,据说都不脱衣服,就这么狠。后晋末年,创始人杨老师病逝。临终前,他把辅导班交给了戚同文。

戚同文不辱师命,杨老师是他的榜样,老师不仕,他亦不仕,一心一意收徒教学。随着宋王朝建立,朝廷急缺人才之际,戚同文的辅导班在原有基础上迅速扩大,教学深度和强度有所增加。睢阳学舍出去的学生,考中进士者多达五六十人,诸如兵部侍郎许骧、光禄大夫陈象舆、河北转运使滕涉,皆登台阁,名噪一时。于是睢阳学舍成了学子心中的圣地,升学率非常高,一时间不远千里赶来求学的趋之若鹜,当地学风大盛。

昔日杨老师的小辅导班在戚同文手里骤然一变成为睢阳书院。戚校长教学有特点,不让学生们死读书本,令他们有更多的发挥空间,力争每位从睢阳书院出去的学生都能成为有思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学校规模壮大了,有了经济实力,戚校长道德崇高,他把钱都用在接济宗族闾里贫者身上。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的,免费上学,并给予补贴。街坊邻居有生活困难的,衣裘周济。戚校长不是守财奴,他对钱看得非常淡,也不购置房子,他曾说:“人生以有义为贵,钱有那么重要吗?”高风亮节的一位老校长,当地人被他深深折服。

戚校长除了搞慈善外,还注重弘扬当地道德教育。哪家媳妇胡闹,儿子不孝,他总要亲自去教育。忠厚长者,说句话非常好使,致使当地民风为之一振。最后,戚老校长病逝,享年七十三,当时来看那就是老寿星。睢阳书院的接力棒传到了长子戚维等一辈人手里。

戚校长的去世对睢阳书院来说是个沉重的损失,民间公务员导师,学校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对学校、对学子、对接班人来说都是打击。因此,睢阳书院曾一度关闭,因为著名导师不在了,招生率江河日下。书院又青黄不接,无人可堪重任,晚辈的水平与戚校长相比有很大差距。睢阳书院经过两代人的薪火相传,从小辅导班变成有规模的书院,杨老师、戚校长的心血不能付之东流。危急时刻,当地人曹诚慷慨解囊,向学校投资三百万贯,扩建校舍150间,藏书1500卷,以戚校长孙戚舜宾为校领导,戚维、曹诚为讲师,广招学生。曹诚并将此事上报州府,由州府上报中央,争取官方承认,从而获得国家财政支持。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朝廷对曹诚兴办学校的壮举高度赞扬,由晏殊代表朝廷前来颁发奖状(赐额),升为府学,更名为应天府书院,是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其他三大书院是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宋帝国主要政治人才的来源。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来了一位学生,应天府书院在他手中达于鼎盛。

他叫朱希文。

·触目惊心的苦学精神·

朱希文,苏州吴县人(今江苏省苏州市),两岁没爹,身世孤苦,长大之后母亲告诉了他的家世。他泣别母亲,男儿立志出乡关,他要以刻苦学习精神恢复先祖的荣誉。像朱同学这种家境贫寒子弟,通常学习非常刻苦,毅力超强,当世少有人能与其相比。

宋真宗赵恒有诗云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赵官家告诉天下学子,读书考取功名乃人生最佳出路。朱希文秉承历史使命,去了醴泉寺(今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青阳镇南陈村)读书。当时的学子喜欢去寺庙、道院读书,因为文化复兴要有时间过程,宋初尚没有官方教育机构。像戚校长这种个人从事讲学的比较稀少,知识分子更多的如陈抟、种放、林逋、魏野等人,喜欢往山里钻,以隐求名,他们虽有学问却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最后竟然都当了官。“那时的文学,只是有名的所谓‘西昆体’,汲晚唐、五代之余润。那时的政治,最高不过养尊持重,无动为大,敷衍场面捱日子。那时稍稍带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们,乃至求长生的道士们那里。”红尘之外,禅林之间,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所以读书人都往那儿跑。

朱希文跑到寺院里学了两年,二十三岁时听说睢阳书院升为应天府学正在面向社会招生。朱希文欣然往之,随戚维学习文化知识。在校期间,朱同学非常刻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一天很少从事体育活动,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冬季尤甚。感觉自己困倦了,拿冷水洗脸顿时精神,继续在知识的海洋里潜水。朱同学经济拮据,衣服能御寒遮体即可,没什么更高要求。解决饮食他有高招,煮一锅粥拿外面冻上,切成四块,晚上读书饿了,拿出一块捣碎蘸点盐就那么吃,咸菜对他来说都是奢侈品,正所谓“断虀画粥”是也。同学们看不下去了,纷纷给他带吃的,在大家接济下,朱同学艰苦地完成学业。

朱希文学业大进,越来越强,戚维老师更多时候扮演一位传道者,至于解惑,他的学问有可能不如眼前的学生,只好把戚同文校长教授他的思想的东西转授给朱同学。朱同学聪慧过人,渐渐领会戚校长当年的思想光芒,两人在道德修养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譬如,朱同学后来发迹任参知政事时,对几个儿子说:“咱家穷困那时,我与你们母亲大人周济亲戚,她烧火做饭,毫无怨言。只可惜那时也帮不上亲戚们多大的忙。现在发迹了,可直系亲属已经不在了。我生平最恨的是骄奢淫逸贪享富贵。我在苏州老家还有宗族,虽然有亲疏远近,但都是一个家族,都是祖宗的子孙,所以没有远近亲疏之分。我能发迹实乃祖上积德,如果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他日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于是朱同学拿出工资,广置田宅,称之为义田,分给宗族耕种。时宗族内尚有九十口人。不仅分地,嫁娶婚葬大事小情都给发钱。如嫁女给钱五十贯,娶妻给三十贯等等。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乙卯科,二十七岁的朱同学代表应天府书院进京赶考,高中进士,成为全校“学而优则仕”的典范,无论家世如何,只要肯学一定有出头之日。朱同学的苦学精神,亦被世人称赞。无疑,他成了那一届关注度最高的举子,人们对他产生的浓厚兴趣甚至超出了新科状元,纷纷人肉他的资料。

朱同学出去读书时,母亲告诉他,他本是唐宰相(武则天统治时期)范履冰之后,因为家道中落,两岁丧父,母亲改嫁朱家。中进士之后,朱同学的故事不胫而走,恢复本姓,遂名声大盛。

朱希文,也就是范仲淹。

·北宋儒学复兴的先导·

晏殊知应天府时,恰好赶上范仲淹母丧守孝不在朝廷任职,于是聘请他为应天府书院校长。范仲淹回到母校感慨万千,杨悫、戚同文、戚维、戚舜宾、曹诚,应天府书院经过四代人的努力,方有今日之规模,到他手里,将会继续发扬光大。

范仲淹在这里开始传道授业解惑,儒学复兴也从他这里开始。

虽然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走向政治舞台,可历史在发展,什么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两汉之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代,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执政。在这特殊的历史阶段,儒家思想有短板,为了弥补其不足又与外来的佛家理论结合,形成玄学,统治阶级用这套思想为自己的合法地位进行辩护。可未能救世,这套政治思想逐渐沦为精神养生术。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期,地盘大、人口少、民族多、思想复杂,所以隋唐时期采用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并用的政策。三家相互诘难,又相互吸收,最后结果儒家衰微,道家被尊崇,佛家被扶植。

自唐玄宗安史之乱(755年)至北宋建立(960年),军阀割据,五代藩镇,两百余年间打来打去,什么东西都打光了,包括儒家道德。道德一旦崩溃,对于社会而言直如人间地狱,大街上人人冷冰冰的,与行尸走肉毫无区别。北宋初年,优待文人士大夫,国内较为安定,国际上一直在打仗。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达成澶渊之盟才算消停了。文人士大夫在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下,不自觉地产生了思想变化。但,他们引以为尊的儒家思想,却仍被排在社会主流之外,盖因思想的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范仲淹作《四民诗》,写出了北宋社会上士、农、工、商的现状。

《四民诗其一·士》写道:“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说君主要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而授予“士”之爵禄,“进贤授能”与君主“共理天下”。但是,当时的境况却是“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也就是说自秦汉以来儒家之“道”日益荒疏,善恶失去准衡,“士”之升迁黜陟不是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虽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但是“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由此造成了士风与吏治的败坏。“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这种境况给儒学带来的危害是:“禆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这里的“禆灶”喻指佛老。范仲淹在此所说的是佛老“激扬”、孔学“寂默”、“六经无光辉”。

后来的王安石与张方平一次对话,也反映了这一问题。

王安石曾问张方平:“孔圣人去世百年方有孟子,他们之后再无圣人,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