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芯片制造业为例。很少有其他产业资本密集和技术先进程度比半导体产业来得更高。在新的生产厂家，制造最薄的硅芯片需要昂贵的设备，建立每个新的“fab”（这类芯片生产厂商的称谓）需耗资约15亿美元。但在过去几年，中国已从那些生产厂商那里吸收了大量投资。这至少部分归功于中国政府鼓励台湾地区投资者向大陆芯片制造业投资的政策，这一政策收到了预期效果。
吸引芯片制造商来中国的不仅仅是税收优惠政策。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一家主要由美国投资的私人新兴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新的fab。SMIC 几乎80%的客户是美国或日本公司，而如今，超过一半的销售额来自中国本土。换句话说，中国不仅仅为像 SMIC这样的公司提供低成本的出口平台，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且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
“我们在中国的客户数量正在逐渐增加，”SMIC 首席执行官张瑞展（Richard Chang）说。他的这番话也适用于许多其他跨国公司，它们的大型工厂分布在中国各地，满足着国内外广阔市场的需求。
“这意味着规模，”摩根士丹利添惠（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经济师 Andy Xie 说，“而对于制造商来说，规模是最重要的。实际上，规模就意味着金钱。”
谈到中国作为一个战略性制造基地的重要性，康宁公司的情况恐怕最能说明问题。15年前，康宁在中国的生产规模还非常小，今天康宁已拥有13个工厂，这些工厂生产光缆、液晶显示屏和催化转换器等各类产品。它的大多数工厂是收购的，有两个即将到手的工厂原属朗讯（Lucent）。看到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电信设备市场，所以，像康宁这样的电信基础设施供应商会在这里大兴土木也就不足为奇了。
车用污染控制设备是中国有能力成为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又一例证。几年前，中国出台了新的污染控制法规，要求在中国生产的车辆配备催化转化器。生产陶瓷载体的康宁公司自然想参与进来，并希望将来这一市场能够变大。据康宁大中国区总裁西蒙·金诺（Simon MacKinnon）说，康宁在上海的陶瓷载体制造厂达到国际质量标准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在一年内，上海的工厂不仅为当地的汽车制造商提供催化转化器陶瓷外壳，同时也向康宁在韩国和日本的客户出口。
对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来说，日本制造商是最难于打交道的客户。康宁现在能够从中国为它们供货，证明了康宁在中国工厂的实力。“我们（在上海）的工厂生产的产品与我们在德国、南非和美国的厂家生产的产品质量一样好，如果不是更好的话，”麦金诺说。当然他无须补充说明在中国的成本更低。当被问到康宁在全球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的NGK是否已来到中国时，麦金诺勉强地笑着说，“没有，但是他们会来的。”
由于本地竞争过于激烈且市场疲弱，日本制造商们竭尽全力削减成本，对于大量日本公司来说，这意味着要将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现在日本制造商，尤其是日本电子产品制造商，除最核心产品之外的其他产品的生产都移到了中国，部分原因是急于推动利润增长，部分原因是他们清楚地了解，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中国不能生产的高质量产品。例如，先锋电子公司（Pioneer）在广州开办了一家工厂，生产技术最先进的DVD 播放机。而仅仅几个月前，先锋公司在日本才开始利用这项技术。先锋公司总裁 Kaneo Ito 对于自己的举动似乎也感到吃惊。他说，“如果在过去，我根本无法想象仅在日本本土开始生产五个月之后，就将先锋的关键性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区去。”
日本的“中国热”症状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最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在中国最大的国外投资者。著名的欧姆龙公司（OMRON）是日本生产电子传感器（它所生产的用于标准计算机鼠标的电子传感器已占领了全球市场 90%的份额）以及各种医疗测试设备的，它于21世纪初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大型加工厂。欧姆龙公司总裁 Yoshio Tateishi 说，他希望欧姆龙在中国的产量在今后能够成倍增长。他同时希望在上海建立一个“准总部”，这样欧姆龙能够节省大量资金。欧姆龙向在中国的初级水平组装线工人支付的工资每月不到100美元，这些工人大多是高中程度的年轻女性。而在日本，欧姆龙向同样水平的工人则至少需要支付10倍的工资，同时在经济衰退时期要辞退他们所付出的开销也高得多。
在世界感受“中国崛起”
从1983年起至今，我以留学生、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及后来担任澳大利亚大型中文报财经主编名义长期生活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并以各种身份陆续走访世界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就在这段时间正逢中国的迅速崛起。实际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眼，国际社会似乎早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而且从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对中国并无恶意。对中国的崛起，在世界已经形成了一股共识的洪流。
特别是当你置身国外，你会感到中国的崛起几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记得当年我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泰国，时间是1983年4月，当时泰国还鲜有来自中国的客人。我下榻的饭店经理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你真的来自‘红色中国’？”而今天，中国游客早已成为泰国第一大客源。
20多年前我到台湾地区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茶餐馆吃小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得盘子几乎掉落地上：“你怎么跟我们长得一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中国大陆发展太快了”。实际上，整个周边地区，从朝鲜、韩国、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甚至澳洲，几乎一夜之间，中国大陆游客成了他们的最大客源。随之而来的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人民币成为被普遍看好的地区性硬通货。可20多年前，人民币却是遭受鄙弃的。
在欧洲，“中国热”一直持续发酵。除了商店都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外，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东西，从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经》都很受欢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华人职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现在每周有54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上座率近百分之百。从布鲁塞尔到巴塞罗那，从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从巴黎到伦敦，与中国崛起有关的讨论会一场接着一场，让人应接不暇。笔者参加了在西班牙里斯本举行的中欧论坛会议，葡萄牙总统致辞强调：“欧中关系的前景无比开阔”。
拉美地区也出现了火爆的“中国热”。我到巴拿马参观闻名世界的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运河管理局的经理一听我来自中国，便为我一人单独介绍了半天这条运河的历史和今天，最后说：“我们早该和中国建交了。”
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租车司机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中国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夸张口气说：“中国人来了，我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在巴西，一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学者一听说我是来自中国上海，便对我说：“20年前，上海比不上圣保罗，现在圣保罗比上海落后了一大截。”
消除贫困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但中国仅仅用了30多年，经济规模就扩大了几十倍，近5亿人脱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的国家。我在发展中国家一提起中国老百姓致富脱贫的成就，那里的当地人甚至会自发鼓起掌来。虽然中国的脱贫至今还是低水平的，但你只要去任何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看看，大多数国家在过去30年里，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政治动荡、战乱不止，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就不错了。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
我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旅店经理与我开玩笑：“只要中国人每人捐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国家就现代化了。”
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一个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复制中国奇迹模式，因为上层没有像邓小平这样英明有魄力的领袖，下层又缺少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有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持人肯尼亚塔大学校长就说：“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
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和他们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
有一次我去悉尼参加一次小型企业演讲会，见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他对我说：“我们澳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儿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大，不少当地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触。
2011年10月在日内瓦一次讨论亚欧经济制度比较的研论会上，一位丹麦学者甚至提醒“欧洲经济要当心‘中国化’”。他说：“你看，欧洲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都是小公司，很多小公司的经营方式越来越不规范：不开发票、非法雇用东欧工人、节假日也干活。”另一位学者则持异议：“这是欧盟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使然。中国的企业倒是在从不规范走向规范，否则中国不可能吸引到这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欧洲企业则需尽快摆脱许多不合时宜的规范，否则欧洲将失去国际竞争力。”
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情更是复杂。2011年我到纽约出差，住在曼哈顿尚东区的一所公寓里。临走时，我的美国房东老太太以略微犹豫的口气问我：“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后会不会打仗？”老太太在朝鲜战争时期是一名战地护士，毕竟是过来人，知道中美交恶对双方带来的灾难性代价。
美国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近2/3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的关系。但一位资深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私下对我说，美国一方面感受到中国崛起已势不可当，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会成功，竟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势力影响更大，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也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2002年，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该图书因为书名的极其醒目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事实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年之后，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翻了一倍，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再来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错乱了。2012年4月，在悉尼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不经意地提到了章家墩的名字，会场顿时爆发一阵笑声，一切尽在不言中，章家墩成了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笑柄。
当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国的崩溃。那也没有办法，就让他们去说吧，天不会塌下来。
很久以来，中国总是对发达国家重复说：我们人均收入比你们低很多，赶上你们还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却不这么看。他们说，你们人民币的汇率是扭曲的，不能真实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你们沿海发达地区在硬件很多方面早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内地的发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你们的沿海地区就有3亿多人口，到2020年就能达到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光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今天的欧盟。西方持续不退的“中国热”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分析有关。
世界热议“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尤其是近些年来在金融危机横扫全球大背景下的中国崛起，更引发了西方媒体的热议。根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2011年底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崛起”成为过去十年世界的头号新闻。
同样，2011年底《纽约时报》公布了年度流行语，中国与美国的合成词——“中美国”（Chimerica）上榜。同时，“中美国”也荣登《外交政策》的世界最大赢家榜单，该杂志称，看看2011年发生的国际大事，世界上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几乎定义了整个世界舞台。中国作为强势美元的重要支撑者，在一种相互联动的作用下，积极地保证了美元的稳定，中美开始步入“共生时代”。
据美国媒体调查机构“全球语言监测”报告，“中国崛起”是过去十多年全球网络阅读最多的重大新闻，超过了伊拉克战争、“9·11”事件、金融海啸和北京奥运会。对此，前法国总理顾问、经济学家艾利·科恩明确表示，“过去十年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崛起。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这样大规模、这样快速、这样决定性地赶上发达国家。仅以过去四年为例，中国先后超过了法、英、德，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2000年时，中国还仅仅占据着世界贸易份额的1%，今天已经达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