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人们几乎会异口同声地说，最大的变化是思想、观念、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人们确实有一种思想冲破牢笼的快感。现在在中国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早已不存在意识形态影响，怎么有利就怎么去干。人们在思想观念上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意识形态思维的迅速淡化和经济思维的迅速增强，两者间形成的强烈反差使人确凿无疑地相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如今已成为全民共识。意识形态思维的淡化和经济思维强化，首先表现在许多妨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观点突然间销声匿迹，意识形态论争逐渐归于沉寂。许多在过去几十年间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似乎在一夜之间不再成为问题。不仅一些极“左”观点毫无市场，就是一些反极“左”观点的纯理论论争也让人觉得空泛多余。这还表现在中共各级领导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经济工作上，无论在中央政府部门还是地方，都可明确无误地感受到人们要把经济搞上去的强烈愿望。
不一样的制度创新
转轨制国家进行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是激进式改革模式，也叫“休克疗法”。所谓“休克疗法”，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本人的解释，其主要内容是：
——采取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严格控制全社会的货币和信贷规模，削减财政补贴，减少财政赤字，以此抑制社会总需求，强制地消除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缺口，并以此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放开价格，取消价格补贴，形成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
——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的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体系；
——取消经济控制，尽快打破某些行业垄断，放弃对私有部门的各种限制；
——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
但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结果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和后果：
——政府全面推行股份化和私有化的三大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既没有形成所谓的“广大私有者阶层”，也没有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更没能稳定财政，而且使社会生产长期大幅度下降。
——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根据俄国家杜马1996年听证会公布的资料，从1992年到1996年短短几年里，私有化损失总计为95000000亿卢布（其中经济损失55000000亿卢布，社会损失400000000亿卢布），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二战”期间损失的2.5倍。
——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两极分化。10%左右的俄罗斯新贵通过各种不法手段大发横财，60%以上的人口实际收入下降，40%的人口陷入贫困之中。
——盲目开放市场和统一汇率导致金融状况不断恶化。俄罗斯根据1991年底通过的《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法令》规定：对外经济活动放开经营，凡在俄境内注册的企业均有权从事对外经济活动；取消对易货贸易的限制，减少按许可证及限额进出口商品的品种；减免和调整关税；建立外汇储备基金及发展外汇市场等。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统一汇率，实行货币自由兑换。这种盲目开放市场，造成国内工业生产严重萎缩，国民经济持续下滑。过早地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导致了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而且，在外汇储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转而依赖西方贷款来稳定财政。外援贷款的增多使其外债越积越多，沉重的债务负担日益成为束缚经济好转和今后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政府放弃宏观调控使改革陷入失控和混乱。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在转轨过程中，从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国家计划视为经济落后的根源，抱着“洗心革面”的决心，全然抛开了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它们在与传统体制的决裂中，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指针、固定价格、物资统配等传统体制的同时，国家对外贸、汇率、投资、信贷的宏观调控也放弃了，结果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巨大社会代价，使改革陷入失控和混乱之中。
俄罗斯自1992年1月开始实行激进经济改革以来，生产持续下降，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据统计，1996年和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5%。其下降幅度大大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5%）和美国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0%），整个国民经济倒退了将近30年。俄罗斯改革的设计者没有分析本国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盲目搬用西方理论，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俄罗斯前副议长访华时所说：俄罗斯改革最严重的缺点之一就是空头理论家“总是或者努力地去照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验，或者力求直接运用别国的经验”。
而在中国却把改革和发展放到同等重要地位，在改革中实行了灵活的以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会因为改革而牺牲发展，也不会因为发展而牺牲改革。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模式。
作者认为：中国理智而渐进地选择了推迟实行私有化的道路，但又一直在推行走向私有化之路。它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有序地放开市场价格，建立全国性退休养老制度，提供替代的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建立切实可行的股票市场，到了现在，又开始进入实施银行金融业的重大改革。中国改革的特点是，使它的货币处于接近市场水平，在比韩国或者中国台湾早得多的改革阶段就把股票市场试向外国人开放，但又比东欧人下大得多的决心去建立使市场正当运转的必要制度，然后才进行所有制的广泛变革。
笔者研究认为中国在改革过程受西方批评最多的莫过于这一放慢私有化的政策。然而对于中国的成功起最关键的作用，恰恰就是它奉行的逐步和稳妥地为成功的私有化奠定基石的政策。心血来潮地对主要工业实行私有化会招致生产暴降，从而使外国和私人投资者裹足不前。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集中精力于刺激外国和私人投资者进行大量投资和生产，然后利用生产来减轻人民的贫困，为解决国有部门的问题提供资金。
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象征是：小规模经营的农民骑着他的新摩托车上市场，青年男工穿一件由他们的工厂生产的带有名牌标志的衬衫，女工在组装着青少年普遍喜爱的“忍者神龟”玩具和西方文化其他顶尖玩物之后，试着用她的新化妆品。而俄国经济战略的主要象征则是：一个感到困惑的家庭主妇拿着一捆可用来购买国有企业的证券，而这些证券或许是一笔有价值的退休金，或许连在农村度一个周末的代价都不值。
在执行一项明智的紧缩财政和信贷政策的前提下，控制的关键是债券市场：中国政府以吸引人的利率发放债券，以吸收有可能助长通货膨胀的多余的货币。政府随后采取了鼓励证券市场的政策，对证券市场进行管理以及决定性地采用高实际利率的做法，已被证明对于控制1988—1989年和1994—1997年的通货膨胀是行之有效的。现在，中国各大小城市已拥有世界上较现代化的计算机化证券交易系统。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它的规模仍然很小的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类似美国的纳斯达克创业板股票市场也于2012年5月1日正式启动。这一市场是专门用来支持中小科技企业的。股票市场把中国民间不断攀升的好几万亿的储蓄动员起来以竞争的方式配置这些资金，以支持好的企业的生产。
中国政府还顺利地提供了一种把外国资本和当地资本融合起来创办合资公司并最终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式。他们培养了一批能对公司作出评估的训练有素的会计师，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信息网，以有效地传播经济和市场信息。
在做所有这一切时，中国领导显示了对市场体系制度上要求的卓越洞察力，并周到地构想了建立起必要制度的一系列步骤，同时又避免了致命地损害价格稳定、社会福利或对未来经济改革的政治上的支持。实践表明，中国政府当初没有走西方所赞赏的心血来潮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可以在走向市场制度的同时而不使社会产生类似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的社会大震荡。
笔者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同苏联和东欧所偏爱的大事张扬的做法相比，其特点主要是循序渐进。虽然如此，中国经济改革并不慢，规模也不小。表明改革规模的一个指针是，到1992年，绝大多数的价格都已放开。1990年，在全国范围内，农产品总销售量中只有25.2%，工业品总销售量中只有44.4%仍属于国家指定的价格；而在1978年，这些相应的指标分别为94%和近100%。到1992年，70%以上的消费品和生产材料的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甚至农业和工业的许多投入的价格（这是敏感问题）1992年已不受控制。
1992年9月1日，中央政府进一步放开了除早些时候的737种中的111种生产材料之外的所有生产材料的价格，并把其他22种材料的价格交由地方控制。在中国带头实行改革并远远走在内地省份前面的广东，到1992年，85%~90%的价格是市场价格，只有32项仍受价格控制。政府并放开了某些最敏感的价格，例如，在全国范围内放开了糖的价格，大部分沿海地区不再控制粮食价格。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国家控制的价格逐步上调到大体达到市场水平。虽说价格改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国已确认，这样的改革可以成功，而不致引发东欧常见的那种灾难。
国有企业所占的比例也反映了经济自由化程度。造成中国国有企业所占比例迅速下降的原因是中国或外国私营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迅速地在中国的扩张。生产总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大比例的外国企业，每年大约以50%的速度扩展，而个人所有制则每年以24%的速度扩展。这一扩展速度在2001年中国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达到了一个崭新高度。虽说这种扩张速度不可能无限期地一直保持下去，但这么高的比率已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段困难时期也保持了较高比率。如今，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其比例超过50%。
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的问题一直是改革进程中中国政府遇到的最棘手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亏损增长迅速，许多亏损企业从国家控制的银行获得越来越多的“贷款”，一种永远不用偿还的变相补贴。此外，国有企业的亏损大概要比统计披露的还要大得多。不适当的会计制度和监督制度，加上可以过量地获得银行贷款，助长了国营企业对国家予取予求却又不思进取的经营作风。巨额亏损扩大了政府的预算赤字，多年累积形成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呆账。
关于处理国有企业问题的时机，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变量和来自各方的不同意见。但是，中央政府的战略轮廓到那时已日渐清晰。最初，中国做了美国在遇到大规模金融失败时所做的事，把破产的那些企业同经营好的企业合并，让后者承担前者的债务和对它们雇员的责任。这一策略成功地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它所采取的措施是，限制卖不掉商品的公司进一步生产，同时削减对大批亏损产业的资助。到90年代中后期，许多企业即便处境困难，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由政府包办，他们必须自负盈亏。这样的做法，刺激了企业不得不转而投向乡镇企业或者外国企业以组建合资企业。于是，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掀起了外资或私营寻求合作伙伴，甚至买壳资源的情况。破产的国有企业极其缺乏资金，而私营或外资能挽救它们。后者对濒临危机的中国企业注入优质资产，使它们咸鱼翻身，浴火重生。到21世纪初，国有企业改造再生已到了攻坚的阶段。
中国强国方程式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发展受到自由贸易理论影响（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拉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东欧、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国家实际上又采用了贸易保护理论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前采取进口替代政策的拉美，包括埃及、叙利亚在内的部分伊斯兰国家等）。从效果上看，似乎单独采用某种理论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是很好。虽然某些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和对国内产业进行贸易保护的政策，一些国家的工业体系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就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率、管理水平、生产力和工业技术水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大，再继续发展可能面临“失败国家”的悲惨局面。
从社会主义阵营直接过渡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如苏联和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完全不加区别地采取了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的现代版政策之后，对如狼似虎的西方跨国资本完全打开市场，结果使国内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遭到剥夺，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国有产业和基础工业以惊人低廉的兜底价格转让给了西方跨国公司、金融巨头和与跨国资本相勾结的国内经济寡头。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无论是简单地采取贸易保护还是贸易自由主义理论，都不是强国之途。而取得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国家或地区，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应该说是亚当·斯密自由贸易主义理论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优势结合：一方面，政府采取补贴和关税保护的方式，对特定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给予保护，通过政府的引导促进某些重要工业领域如钢铁、半导体和汽车行业迅速具备竞争力。必须看到，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处于美国的自由贸易体系之内，为了在红色苏联和中国的周边地区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样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放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单方面取得自由贸易的好处，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崛起阶段，放任其物美价廉的工业成品长驱直入地输入了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同时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内部采取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和国内市场封闭政策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样，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既可以大大利用自由贸易的好处，又可以封闭本国市场，白白占了很多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