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先以为蒋大胡子在故意戏弄他，尔后根据蒋大胡子关于“大、小胡子是谁”的问话所表露出来的朴实与憨厚判断，共产党的“典狱官”不懂得惩罚，果真是实有其事。于是他传授道：第一，犯人之间不得谩骂，违章者扣饭数日；第二，犯人之间不得斗殴，违章者罚款若干……另外，文强又告诉蒋大胡子，国民党时期，某些监狱吸取西方世界的监狱管理办法，强迫犯人“习艺”，也就是说，规定犯人参加劳动，学一门手艺，诸如缝纫、印刷、木工之类，以后出去能有谋生的手段。最后，文强提醒蒋大胡子，共产党要管理好监狱，必须找好“囚头”。他说，犯人管理犯人，这是从中国古代一直到清朝流传下来的规矩，旧时代的囚头最厉害。他引经据典，以清代文人方苞的《狱中杂记》加以说明，又现身说法，以自己在巴县监狱中，因囚头伸手要钱，他只有一块大洋，实在无法相让，而被囚头拳打脚踢，并抓起他的头发，把他脑袋按在牢房中间的尿缸里一事作为例证，强调找好“囚头”对监狱管理的重要意义。蒋大胡子听得很认真，认为重要的地方，还叫文强重复一次。他以众多的错别字和大量的“甲骨文”，庄重地记录了一个国民党战犯随意的谈话。
事隔不久，功德林各条胡同的房间里都贴上了一张八开大小的纸张，上面油印着十几行文字。
文强仰面之前，不觉暗暗得意，待他过目之后，不觉暗暗惊奇。共产党的监狱章程竟是这样的：第一，犯人之间不得谩骂，违章者自我批评；第二，犯人之间不得斗殴，违章者书面检讨……也是事隔不久，功德林八角楼的台阶周围摆满了二三十架旧式织布机，胡同里面的空房间也搬进了石磨、缝纫机、卷烟机、制造棕绳的木架子……文强坐在织布机旁，不由得一丝窃喜：叽叽复叽叽，一日复一日，铁栅之下竟有这般诗情画意。可是不久他被安排到后院种蔬菜，于是又顿生满腹疑惑：不是学一门手艺好去谋生么？共产党究竟要我去当牛郎还是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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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乙字胡同的一间房屋里，我们可以看见两个埋头伏案的战犯。若不是不时交头接耳，他们看起来仿佛坐在那里考状元。
其中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人们对军统特务的恐惧，也许是从他的神态开始的。一对巨眼，两道剑眉，本来应该生出一派豪气，可是一配到康泽的圆形的脸盘上，等他抬起头来，便令人想起饿狼下山觅食的样子。康泽是在44岁生日之后不几天被俘的。他在樊城的司令部背后一间大厅里大摆酒席，请樊城的一个女名角为他献“万寿”词的时候，解放军进攻老河口的枪声使他的盛宴提前散了场。被俘之前，他在坑道中间部位，头顶钢盔，盘着双腿，闭着双目，像老僧入定席地而坐。
树有根，水有源。康泽之所以成为蒋介石身边的一条最凶恶的猎犬，有着他的历史的根源。早在黄埔三期，他就是军校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以百倍的仇视，与左派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抗衡。在苏联中山大学留学时，在莫斯科继续进行着的两派斗争中，他又是“三反”（反共、反左、反苏）的头目。几乎从那些时候起，康泽自称为“铁石”的反革命决心，就暗暗被蒋介石赏识，最终成为黄埔学生中蒋介石的最大亲信。
另一个是国民党15绥靖区司令部少将处长董益三。这是一个经历比较复杂的人。1927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在武昌荆门同乡会参加中国共产党，上山打过游击，流过血，出过汗。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两年后被保释出狱。由于李立三路线破坏了武汉组织，他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后经武汉中学同学余洒度（黄埔二期生）和军校六期同学刘牢一（原名刘子奎）介绍，到《北方日报》任报社副经理（《北方日报》原由阎锡山办，后由复兴社高干余洒度接手，刘牢一为总编辑，最后由复兴社组织接管），以后又先后到浙江省警官学校任政治指导员、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任主任。至此，他的人生完成了180°的大转弯，开始走向死心塌地的反革命道路。抗战胜利后，董益三被送到美国留学，时康泽因受蒋经国排挤，到美国考察，董益三在华盛顿一家公寓与康泽相识。1947年董益三回国后，任国防部少将专员（闲职）。当康泽升任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员，向郑介民要第二处处长时，郑介绍了董，康泽十分高兴，握着董益三的手说：“我们现在同事，将来也同事。”
康泽不能不算有先见之明，他与董益三同在襄樊战役被俘，现在又同在一条胡同里。
康泽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能一举升到国民党中央常委的核心地位，这对于大多数国民党人来说，要算一个不解之谜。论门第，康泽并不是朱门后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四川山沟里吃红苕长大的”。论资历，他仅仅是黄埔第三期学生。康泽平日不大说话，对他不认识的人，几乎永远不予理睬。当然对他的军统系的人，他可以做到有问必答。监狱生活也许是单调的，董益三此间的解谜之询，问得正是时候。
康泽告诉董益三，他在苏联留学期间，有一次同学聚餐，席间，有人问傅学文为什么要与邵力子（当时的国民党驻苏联大使）结婚，傅回答说：“我准备借邵力子的关系，回国以后刺杀蒋介石。”康泽坐在席角，假装没听见傅学文的话，他请傅将刚才的话写在纸条上递给他看。这张纸条由康泽的手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最终成为康泽在国民党中央地位的保险金。
这仅仅是一说。不久，康泽回答军统系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我们刚才在甲字胡同里认识的那位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的与董益三相同的问话时，谜底就不同了。康泽承认在国民党江西五次围剿共产党期间，蒋介石为培养“别动队”
（即武装特务）而兴办的庐山星子训练班是他起家的源头。他告诉文强，在筹建训练班时，蒋介石要蒋复生（黄埔一期生）和他分别拟制一份筹建计划。蒋复生的面面俱到，洋洋万言，被蒋介石斥为“大而不当”；而康泽的一条一款，骨架文章，被蒋介石誉为“切实可行”。于是，蒋介石用康不用蒋，很快发表了他三青团组织处长的职位。这就是第二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康泽用心再深，也斗不过蒋介石的儿子。这一点他本人也是清楚的。所以经张治中对康泽略加暗示，康泽就立即让出了三青团组织处长的宝座。最后不得不远离“皇上”与“太子”，独自在襄樊的营帐里解解闷气。
真正能在人的价值观念上充分信任康泽的，倒是中国共产党人。襄樊战役结束后，刘伯承将军会见了康泽，陈毅将军会见了董益三。共产党人诚挚地希望国民党人写出有价值的材料，使其在天平的另一头和人生的价值保持平衡。
然而康泽在若无其事的外表的遮掩下，内心是七上八下的。因为不甘心在权力斗争中被蒋经国击败，他对蒋介石有了二心；因为不甘心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他又不愿做蒋介石的贰臣。所以他虽然天天提笔，却是篇篇皮毛，不是写写国民党上层怎样勾心斗角，就是写写国民党如何“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此时他交代的唯一的比较具体的罪恶，仅仅是这样一件事：红军长征以后，江西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某次打死了一名国民党别动队员，别动队立即倾巢而出，抓住了一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然后把这个共产党员的心脏挖出来，放在盘中，去奠祭他们的那个弟兄。
相比之下，康泽的助手董益三的笔下就要有血有肉些，他既交代了他直接掌握的军统的组织与训练，又交代了他间接掌握的军统电讯密码的侦译。当然，董益三的交代都是零星的。完完整整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代出来的人，目下还没有。
但是，完完整整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保留下来的人，隔壁的丙字胡同里倒出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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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叫黄维。他是江西贵溪人，先后毕业于黄埔一期和陆大九期，他是邱行湘的上司，又是康泽的老师（黄维在黄埔三期任区队长，康泽是他那个区队的学生），而且在各自战败以后，他们都集中在井陉河畔。邱行湘在村南，黄维在村西，康泽和董益三在村后的窑洞。虽相距不到半里地，却未见过面。训练班迁至北京时，邱行湘和康泽、董益三等人不在一辆卡车上，黄维则是坐火车进京，所以现在虽是一壁之遥，仍旧互不知晓。
对于邱行湘来说，最不知晓的是黄维出任12兵团司令的背景。那是国民党成立12兵团时，根据当时情形，准备发表胡琏当兵团司令，因为12兵团的两大主力——18军和14军，胡琏都呆过很久。适逢由于指挥上的问题，胡琏多次拒不执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命令，并且白、胡均向蒋介石告状，最后闹到胡琏扬言要辞职的地步。在此种情形下，蒋介石打电话问陈诚（时陈诚患胃溃疡在上海养病），12兵团司令何人合适。陈诚答曰，非黄不可。于是蒋介石立即召见黄维。胡琏被任命为12兵团副司令，心里虽不痛快，却也不得不服，因为黄维是他的老上司：在陈诚登龙发祥的11师里，黄维任旅长时，胡琏任营长；黄维任师长时，胡琏任旅长。黄维当时任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此校于1947年9月开始筹备，由美国方面提出开办此校，仿美国西点军校体制，培养海、陆、空三军干部。学校设备均由美国提供，美国顾问已经到职。永久性校址定于北京，临时性校址放在汉口。但是当时国民党教育部拿不出这个学校的教授班子，空军海军又不愿意让这个学校取代自己的学校，最重要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使国民党战场达到崩溃的边缘，所以尽管黄维苦心经营，当时连一个学生也没有招进来）。就黄维本意而言，他愿意办学而不愿意带兵。这倒不是黄维怕死，他是从维护“党国”的长远利益着眼的。所以他由汉口飞抵南京后，当面向蒋介石表示：“离开部队久了，带兵有困难。”蒋介石却说：“打仗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把共产党消灭，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你不能从你个人来考虑。”黄维提出条件说：“打完了这一仗，我还是回去办学校。12兵团我去过渡一下，兵团司令仍应给胡琏。”蒋介石同意了。于是，黄维以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的身份兼任12兵团司令，开往徐淮战场。他指望几个月就可以返回学校，殊不料学校来不及等他回来就匆匆迁去台湾，而他最终走进一所真正的学校里——只不过他不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而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这位眼大眉重、嘴上蓄着短短的胡子、脸的右边长着一颗小黑痣的“学生”，看样子就不大寻常。刘伯承、陈毅两将军1948年10月12日给他的投降令应该是他的入学证，结果被他撕得粉碎。被俘以后，收容所的人员给他的登记簿应该是他的报名册，他却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愿交出来。他写的是“方正馨，江西弋阳人，14军军部上尉司书”。进入功德林以后，他的一切都像他那颗小黑痣那样固定，唯有浓黑的胡须越长越多。若不是病魔缠身，真可以扮出一个丹凤眼、卧蚕眉、颜如重枣、留五绺长髯的三国名将关羽来。黄维一身患5种结核：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性结核、副睾结核、精囊结核。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对于黄维来说，功德林目前不是他的学校，而是他的医院。在一间周围有花草的房屋，里面安放着单人钢丝床。黄维静静地躺在上面，每天享用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小灶病号饭。如果黄维真能静静地多躺几分钟，那么他此时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坏。可是，他依旧是不大寻常。每当大小便时都是功德林管理员进来抱他，而他一见共产党人的袖子接触了他的皮肤，他就猛一用力，或挺，或扭，直到从管理员手里掉在地上为止。他不怕痛，因为他习惯这样。
由于心理上的缘故，一旦自己是行为的发出者，疼痛可以成为一种享受。若是自己成为行动的承受者，那么疼痛的滋味就难尝了。黄维居然尝过一次，不过那是稍后一点黄维加编组学习时的事情了。
继井陉河畔的训练班迁入北京功德林后，河北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也迁入北京。教导团的战犯兵分两路，一路去广安门解放军官教导大队（救济院旧址），一路来功德林战犯管理处。
现在走进胡同里的有：国民党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国民党第62军中将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国民党第6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梁培璜……军人过惯了集体生活，功德林现在开始编组学习。在戊字胡同里，管理处任命邱行湘为学习组长。在甲字胡同里，管理处任命董益三为学习组长。学习——理解自己的敌人的东西，对于国民党战犯来说，几乎是比战争更令人恐怖的事情。在跨越心理的鸿沟的攻坚战中，会不会出现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