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土正在开垦之中。他们在这里洒下汗永。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在闻到泥土的芬芳以后，吸取了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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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里没有甘于寂莫的人。
刘镇湘在三角形地坝的荒土角落静悄悄地晒了半天太阳，终于伸了伸懒腰，走进戊字胡同。他站在《新生园地》下面，用手托住腮，偏着脑袋，把刊头好一番端详，然后当着他人的面，勇敢地垫起双脚，伸出右手拍了拍壁头上那匹枣红马的屁股——手碰着纸，纸碰着布，布碰着墙，发出几种声音。
当几种声音传进几个人的耳朵的时候，功德林里发生了比爆竹还响的争吵。宋希濂、郭一予、庞镜塘、曹天戈、邱行湘、文强等人直端端地开进丙字胡同，质问刘镇湘：“你刚才的举动是什么意思？”刘镇湘则毫不示弱，大喊大叫：“把你们搞墙报的都叫来，我也不怕！”
搞墙报的只差杜聿明一人了，刘镇湘的话刚说完，他便走了进来。杜聿明平日说话语调不高，此间反倒更显得低沉，他接过刘镇湘的话说：“怕不怕是小事，对不对是大事。你今天就不对嘛！大家搞《新生园地》都是好意，你为什么要说这是拍马屁？”
刘镇湘低头不语，众人四下离去。
杜聿明能征服刘镇湘，这中间自有道理。作为辽沈战役的国民党战场指挥官，这里的范汉杰、廖耀湘、郑庭笈等人都是他的部属；作为淮海战役的国民党战场指挥官，这里的黄维、刘镇湘、杨伯涛等人也都是他的部属。杜聿明现在虽然失去了调兵遣将的权势，但是他的部属绝大多数依旧保持着过去的、至少是感情方面的服从。战犯大集中时，来自武汉的刘嘉树这样对杜聿明说：“我听我们那边的管理员说‘杜聿明在北京表现很好’，我想头等战犯早就枪毙了，有什么表现不表现可言。如今杜长官果然如是，吾人还有什么可说！”然而，与其说由于历史的因素促使杜聿明成为功德林的精神领袖，倒不如说由于现实的因素促使他成为战犯中的风云人物。
此时功德林成立了一个缝纫小组。缝纫室设在己字胡同顶端的两间房子里。5部缝纫机成图案地摆在第一间房屋内。第一部摆在房屋当中，旁边坐着杜聿明；其他4部摆在房屋四周，旁边分别坐着王泽、梁培璜、沈醉和董益三。站在屋梁上朝下望去，5部缝纫机恰像一朵一蕊四瓣的海棠花，而那嗡嗡不绝的机器声使人想到蜜蜂的劳动。功德林数百名战犯春夏秋冬、里里外外的衣物便是这里生产的。
杜聿明在功德林的最高职务是缝纫小组组长。他在缝纫室的核心地位，与他在辽沈战役与淮海战役的核心地位一样，是由他的才能决定的。在缝纫小组近10名成员中，他是唯一会剪会裁会打会绗会修理机器的人。虽然没有参加过有关技术考核，但他敢于自信他绝不会在缝纫5级师傅水平之下。这是真的。几年前他在上海的堂弟杜子丰（当年他在上海的办事处长）给他寄了一件长皮袍来，他嫌太长，也嫌太旧，决定翻新成一件短皮袄。于是，杜聿明在出任缝纫小组长之前夕，把他的当年在他创办的国民党第5军军人眷属工厂缝纫车间学来的全部技术作了一次公开的显露。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身上脱下长皮袍，然后七手八脚地拆开，“唰唰”几大剪便上了机器，最后略加手工点缀，在半小时之内将短皮袄穿在身上，大小合度，长短相宜，众人无不为之喝彩。
其实，杜聿明真正的特长还在于，他在他的职务上永远是最忠实、最勤恳的工作者。这可以追溯到他的过去。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队中搞机械化部队的时候已经升到了团长的地位，仍然身体力行，事无巨细，常常钻到坦克车装甲车之下，一干就是半天。当时的国民党随军记者评价他说：“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研讨机械科学，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者矣。”（见《记杜聿明将军》）杜聿明现在果然获得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这是他在功德林的事了。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去缝纫室抱出一大堆平日裁剪衣物剩余的边角材料，又去保管室里找出一大捆用作菜架的木条，然后一屁股坐在胡同角落，弯腰曲腿，手足并用，扎了10多把拖把，整整齐齐地靠在壁头上；一个阴暗的黄昏，他听说邱行湘在菜园里用坏了唯一的那把喷雾器，于是拿了一把头前去修理。在几乎看不清路的情况下，他一阵东敲西打便修好了要修的东西……菜园的声音传进刘镇湘的耳朵，从此他就少了一些声音。他很少进戊字胡同，更不愿意在他的丙字胡同里出现一支攻击的队伍。饭后百步之余，刘镇湘又蹲在他的荒土角落。蹲累了，就在地上坐一坐；坐够了，站起来，拍拍自己的屁股。他不敢拍响，因为缝纫室就在不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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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室的第一间房屋如果是一朵花，那么第二间房屋就应该是两片叶——6张条桌合拢在屋中，4位手工操作者分坐在两旁。生产棉衣、棉褥的时候，沈蕴存和文强在一旁负责绗，黄维和王秉钺（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在一旁负责铺棉花。铺棉花之前，需要用秤分别称出各号棉衣所规定的棉花重量。这个工作通常是黄维完成的。然而，就在黄维手中的秤杆保持平衡的时候，他的生命天平发生了倾斜。
黄维收到了张治中的信！还是一个月以前，张治中、程潜等人进功德林看望国民党战犯的时候，黄维把他多年心血的结晶——一份关于“黄维永动机”制造的说明书，双手递到张治中手里，务请张治中转交中国科学院鉴定。张治中带走说明书的当天把它交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手里。郭沫若即转物理研究所。现在，专家们鉴定完毕，鉴定书由郭沫若签字，由中国科学院盖章，由张治中寄到功德林。
黄维拆开了张治中的信。
鉴定书判决性地写道：任何一种装置，运动一经开始，若无摩擦作用，当可永久继续运动；这在实际上虽然不易实行，但于理论说得通，可以看作一种实际的极限情形。若说什么也不消耗，可得永久工作，此则非但不可实现，而且于理也说不通。所谓永动机，指的是一系统不借助于外界可产生无限工作，这是违反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的，因此是不可能的。不错，Q=0时，U0U1—W，若该系统的内能减少，则该系统可以产生工作（W>0），如伸长或压缩了的弹簧可以产生工作，但这也是暂时而不可长久的，欲其经久，必须使该系统回返于初状态、能周而复始才可，但若作闭合变化，则U1—U0，而W=0了。
黄维的两道浓眉凝聚在一起，眼里喷射出足以将手中的纸团化为灰烬的光焰。在他遭受人生的挫折而产生的情绪的变化里，这样的表情仅仅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12月15日国民党12兵团全军覆灭，黄维当了战俘的时候。那时解放军要他承认罪恶，他承认说：“我最大的错误是打了败仗！”这一次共产党并不要他承认错误，他却在心里承认说：“我最大的罪恶是求教了那些不学无术的人！”
“黄维永动机”的失败以及黄维拒不认输的消息，成了功德林各条胡同最时髦的新闻。与前段时期管理员中间出现的“黄维永动机热”恰恰相反，现在战犯里面出现了“黄维永动机冷”。代表战犯情绪与意志的功德林权力机构——学习委员会不失战机，当即在戊字胡同召开了批判黄维大会。
大会主持人是王耀武。他的开场白是这样几句：“黄维同学的思想改造很成问题。大家有什么意见，都请在这里提出来。现在请大家讲。”
王耀武的讲话是温和的，人们的发言是激进的。一开始，就有人提出“老账新账一起算”的口号。“老账”是指黄维早期在功德林录下的那几首诗，“新账”则是指“黄维永动机”。算“老账”的人并不多（因为知道其事的人并不多）。以陈长捷为中心发言人，他讲了一个小时。他认为黄维借于谦的《石灰吟》，自命石灰，洁白无瑕；借石达开的《答曾国藩》，自谓英雄，狂妄自大；借王维的《西施咏》，自比西施，与众不同。而不管是金银财宝还是英雄美女，都只能表明黄维反动立场之顽固、反动气焰之嚣张、反动面目之狰狞……陈长捷旧书底子很厚，他引经据典，广征博引，虽然上纲上线，倒也并无牵强附会、恶意中伤之嫌。
算“新账”的人颇多，而且出人意料地包括与黄维同属陈诚集团的人物。当然，在如何理解“黄维永动机”方面，人们各说不一。杨伯涛认为，从现象上看，黄维是违反自然科学；从实质上看，黄维是对抗社会科学，对抗马列主义。方靖认为，黄维在30年代就参加过对红军的“围剿”，淮海战役中又负隅顽抗，自知共产党不会饶他，因此想靠永动机寻找出路。覃道善认为，作为人民的罪人，应该利用有生之年加速改造，但是黄维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发明创造上，这就是不务正业，逃避改造。宋瑞珂认为，黄维性情孤僻，严峻寡恩，整天在找出气孔，不搞点花样过不了日子，因此一切不轨之举都是他的阶级本质决定的……黄维是孤立的。但是他不是“孤立”在批判大会的台前，也不是“独坐”在批判大会的堂后，而是与平日听报告一样坐在战犯们中间。这样的批判大会对于高墙外的人们来说，也许感到不合常规，然而它确确实实强化了批判的主题，如果批判确确实实在于说理的话。
黄维坐在马扎上，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冷淡是热情的另一种表达形式。他不愿意对于身外物耗费他哪怕是一卡的热量。他的耳朵浮动着人们“嗡嗡”的噪音，他的心里回响着永动机“嚓嚓”的旋律。如果他也同意对黄维的错误进行追究，那么他现在的结论是：黄维兵团的失败是因为黄维的缘故，“黄维永动机”的失败也是因为黄维的缘故。既然如此，他个人将要付出百倍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