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思维与性灵在历史的长河里漫游。对于他来说，有形的多于无形的，现实的多于历史的。目的都是寻求人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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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禁国民党将军们的功德林被称为一所学校，倒不因为其间有一个图书室，这所学校的真正含义还在于它在监狱的外壳下包容着可以尽量呼吸的空气。
上帝赐予功德林以特殊的幸福。
匈牙利事件和中国反右斗争相继爆发的公元1957年，当高墙外广大的知识分子正在经受一次战争的洗礼的时候，高墙内罪恶的战争分子却进行了一场学术性辩论。
辩论会是北京战犯管理处官方主持的。题目是：孙中山先生是否接受了共产主义？自愿参加这场辩论的120多名国民党将军先后在学习委员会报了名。学习委员会将他们分为甲、乙两组。甲组是论题的否定者（约有80人），乙组是论题的肯定者（约有40人）。每组各派二至三名代表发言。甲组发言人是杜聿明、文强、王凌云，乙组发言人是宋希濂、梁子青。
当双方首席发言人杜聿明、宋希濂昂首挺胸走进会场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想起历史上的一幕：1948年10月，蒋介石决定放弃郑州之后，刘峙即将该地前进指挥部撤至徐州。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主任人选问题上，刘峙建议国防部遴选黄埔军校第一期出身、曾任兵团司令以上、资深而有作战经验、能孚众望者一人，以副总司令名义兼任前进指挥部主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同意此案，并以何应钦系的两员大将——华中“剿总”第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为最佳人选，签请蒋介石核定。事隔9年，北京功德林战犯当中的两位干部——学习委员会生活委员宋希濂和缝纫组组长杜聿明又同时站了出来，接受真理的挑选。
这应该是历史的另一幕——目击者说，宋希濂由于讲话声音太大，额上渗出了汗珠；杜聿明由于挥臂用力过猛，不得不解开领扣——如果我们给这个镜头配上声音，那么可以在辩论会记录稿里摘取如下段落。
乙组：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对内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稍后，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民之生计”。
不难看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最高纲领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基本原则完全相符，因此我们认为，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的本身，就是接受了共产主义。
甲组：
我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联系，但是这是两回事、两个概念、两个范畴。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工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见共产主义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孙中山虽然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但是这只能使它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内容而不能改变三民主义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
所以我们的看法，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他没有而且不可能接受共产主义……这里不存在“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但是用文人的方式来解决武人的问题，毕竟是困难的。4个小时过去了，虽然两个小组各自得到了结论，然而辩论会的结论是：谁也不服谁。人们的眼睛朝前望去。那里坐着管理处主管学习的一位副处长和一位科长。由于功德林的共产党人具有不急于表态的习惯，所以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的神情去判断两组的胜败。但是这种判断也是困难的，因为在甲组发言时，副处长笑了，在乙组发言时，科长笑了。
被黄埔同学尊称为“扩大哥”的曾扩情事后对辩论的双方说：“不晓得哪个出了这样一个好题目，既温习了三民主义，又学习了共产主义——所以你们都胜利了；共产主义当然比三民主义好——所以我们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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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共产主义比三民主义能够使中国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那么共产党人是否具有他的信仰所规定的比国民党人更高的情操？这对正在理解共产主义的国民党人来说，同样是需要理解的。按照“事在人为”的观点，理解后者也许是理解前者的前提。因为这两种东西——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国民党战犯的思维的命题。由于职业的缘故，沈醉的过去岁月是同共产党人一起度过的。他从一个特殊的微妙的角度，对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进行了严峻的真正的考察。结果他发现有两种共产党人：少数的一种人是以冠冕堂皇的信仰来掩饰自己卑劣龌龊的灵魂。这种人贪生怕死，阿谀奉承，一旦叛变，揭发起同党来，可以一下子冲过去把对方的手臂折断。这种人甚至连蒋介石、戴笠之流也是嗤之以鼻的。多数的一种人是以不可多得的生命来捍卫自己一旦认定而誓死不变的信仰。这种人不屈不挠，肝胆相照，即令走上刑场，也是双眸含笑。后一种共产党人，沈醉虽然认识不少，但是他真正了解对方内心世界的，只有两位。
一为叶挺，沈醉称之为“仁人志士”。1941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指令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纠集7个师，围攻新四军。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后，先解押上饶，后囚禁桂林，1943年解送重庆。国民党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与叶挺旧有交往，此时两次去重庆林森路望龙门22号看望叶挺。陈诚希望叶挺暂时屈就一下去担任第6战区副司令长官，叶挺当即断然拒绝，表示除了恢复新四军由他继续担任军长同时惩办顾祝同外，其他任何事情他都不会去做。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在重庆向蒋介石提出用马法五交换叶挺。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得知消息，特地去中美合作所东南角烘炉厂附近半山坡上的一座小平房内看过叶挺。基于对人的研究的兴趣，沈醉产生了一种好奇的心理：军统监狱中囚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释放出去以后，第一件事情是与家人见面，或是去吃好东西；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获释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沈醉直言不讳地问了叶挺。叶挺回答说：“我将来出去的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沈醉带着不可思议的神态把叶挺的这句话报告了军统头目戴笠。戴笠沉思之余，作出了发自肺腑的解释：“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二为江竹筠。沈醉称之为“女中豪杰”。当年在中美合作所最西端的渣滓洞看守所里，沈醉和徐远举一起审讯过这位共产党川东地下工作者。江竹筠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虽然披头散发，却是神态自若。她昂起头，侧身对着壁头上的窗口。徐远举勃然大怒：“你傲慢什么？今天不说，我当场扒掉你的衣裤！”江竹筠慢慢回过头，望着徐远举冷笑道：“我连死都不怕！”沈醉正欲说话，江竹筠上前走了一步，涨红着脸颊，以不可遏制的愤懑，指着徐远举说：“我告诉你，你侮辱的不是我一个女性，侮辱的是我们民族女性的全体，其中包括你的母亲和你的姊妹！”江竹筠的声音缓慢、低沉，却像闪电一样轰击了沈醉，他条件反射似的垂下了头。就在徐远举果然唤进打手的时候，沈醉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小说《红岩》里面的严醉、徐鹏飞、沈养斋的形象原型，便是这里的沈醉、徐远举、周养浩。国民党战犯大集中前，《红岩》作者罗广斌就审讯江竹筠一事在重庆白公馆采访了沈醉。说来奇怪，沈醉宁肯把自己建议将10根竹签打进江竹筠手指的暴行告诉对方，也不愿披露徐远举下令“当场扒掉衣裤”的细节。这件迫使当事者即令在当事之后的若干年内也耻于启口的事情，沈醉终于在一种不可抵御的感召力量的威逼下私下吐露出来。
其实，真正的秘密在于沈醉为什么要踢徐远举一脚？
沈醉的母亲这样对儿子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是要做人。”沈醉并不是生下来就要做鬼的——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他也曾偶然良心发现，在力图做人。
但是，沈醉直到获赦释放以后，才知道自己半辈子的罪恶的特务生涯为他塑造了什么样的形象，也就是他“力图做人”的愿望最终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一天，沈醉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是他的小女儿想看看“严醉”的模样，未知“严醉”可否同意。沈醉表示欢迎，然后特意为这位不曾见面的小姑娘准备了两盒上等的糖果。不一会，客人来了，沈醉开门之时，只看见来了他的朋友，于是问道：“你的小女儿呢？”朋友笑道：“来了来了。”沈醉急了：“来了怎么不见人呢？”朋友没有回答，却指了指自己的背后。沈醉笑道：“好哇，你这个小丫头还要给你沈伯伯捉迷藏呢，看我逮住你！”未待沈醉一步上前，只听得小姑娘“哇”的一声猝然后倒，惊恐良久。
虽然沈醉对自己面目的可怕程度的估计远远没有像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样严重，但是他现在把自己作为人来理解的时候，意念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国民党做人，把效忠蒋介石、效忠剥削阶级作为最高标准；共产党做人，把效忠人民、效忠民族利益作为最高标准。所以今天我在小组发言说，共产党教我重新做人。”
然而，仍旧是做人无别、标准有异。国民党台湾当局公布的沈醉已遭共产党杀害的谣言被戳穿后，又宣布他的“人格死了”。显而易见，这样的宣布是草率的，至少是仓促的，即使按照欧洲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返回自然”的说法，沈醉也只能得到“复苏”而不是“死亡”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在漫长的岁月里，分明为共产党人有意识地为理想的社会而战斗的精神所刺激，从而由记忆的库房中发掘出来已经不具有交罪色彩的珍爱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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