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珍懂得烹调，她做的红烧牛肉得到溥杰的日本妻子的夸奖，她做的糖醋带鱼得到溥仪本人的赞誉。邱行湘则站起身来，把人们认为好吃的东西连续不断地挟到康泽的碗里。邱行湘的这个举动虽然并不显眼，但是凡是在功德林目击了他与康泽曾经发生过的那么一场“战争”的人们，都明白了邱行湘此间的用意。杨伯涛说邱行湘有悔过之心，廖耀湘说邱行湘有感恩之情，杨伯涛则顺着廖耀湘的语意、带着与邱行湘共勉的意思，当即作了一首诗：“特赦再生永回肠，况复殊遇享膏粱。天高地厚恨难报，愿为统一蹈火汤。”
悔过之心与感恩之情，在逻辑上可以构成因果关系。对于在座的前国民党将军来说，这种关系不仅揭示了他们心理运动的趋势，而且表明了他们具体行动的意义，所以杨伯涛最末的那句诗的构思，还应该从前时他们以国民党战犯之身参观人民大会堂的时候谈起。在绘制着高山族风格的几何形图案的台湾厅里，他们站在一幅描绘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油画面前，重温了一部悲壮的历史：从三国时代孙吴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航海到“夷州”，到明朝末年驱逐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祖国的“海上走廊”，到杜鲁门悍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地区。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之后居然出现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完完整整的华夏古陆便产生了一道人为的裂痕……国民党战犯在台湾厅站得很久很久，莫不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难以迈开艰难的步履？国民党战犯在台湾厅走得很慢很慢，莫不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开始追逐时代的足迹？
邱行湘在寓所的壁头上，贴有一幅中国地图。杜聿明坐在地图之下，发表了一番言语：“民族的分裂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祖国的统一也应当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完成，不能把战争的责任留给后人。”邱行湘坐在地图之下，撰写了一篇文字：“……我虽然在洛阳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但是对蒋军的惨败却不服气，不服输，把这次蒋军覆灭的原因归咎于蒋介石指挥失策，其他蒋军兵团见死不救，以致兵力悬殊，孤军作战。通过10多年来的学习与改造，尤其是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以后，我逐渐认识了真理，辨明了是非。世人皆知，蒋介石卖国独裁，祸国殃民，固然刚愎自用，指挥无能，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但是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战争的性质和人心向背。蒋军必败、人民解放军必胜的道理就在这里……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在台湾的老朋友、老同事们，目前台湾蒋经国集团的处境和我当时在洛阳一样，已经是末日将临了。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坚强意志。希望台湾国民党军中的老朋友、老同事们，认清形势，审时度势，早做抉择。只有在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才有出路。”
这是已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对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广播”节目里播用的一篇广播稿。邱行湘撰稿之余，除了想起他在赴洛阳主战之前去蒋经国的官邸（励志社）辞行的情景，还想起从那时开始认识的忘年之交赖钟声。他之所以把当年的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与他首屈一指的得意嫡系门生连在一起，乃是因为赖钟声毫不吝啬地把青春和才智献给了蒋经国，而在得到东西的人继续得到东西的时候，失去东西的人却不知在哪里。
有这么一天，在邱行湘看见喜蜘蛛后10分钟，他突然收到了赖钟声的信，信封的落款是“北京市第九十二中学”。这位戴着眼镜的高中物理教师用他的蝇头小楷向收信人首先表达了提笔时的欣喜若狂的心情，然后笔锋一转，情绪从有顶的高山落到无底的深渊。他谈到新安分别相视无言，也谈到解押永年行程坎坷。不过最终是一番不可抑制的抱怨：“我本一介书生，因对当时贪污腐化的局面不满，才放弃工程技术岗位考了干校。这一举铸成大错，偏为小蒋所用，几成为殉葬品！若不去当那个倒霉的青年军少将政工处长，如出国学习，现在回来情况会有多大的不同！环顾美籍中国学者，大半系我的联大同学，而今旧同学中都是专家学者，我不过一中学教师耳！有时难免有‘冠盖满京华，唯我独消瘦’之慨！”
赖钟声比起青年时代显然要发福得多。他是北京物理学会理事、《物理通报》编委，撰写了几本物理方面的小册子。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身上产生了这样的事迹：高二班的上午第四节课，由于授课的一位女教师因病请假，本应改作自习。然而就在上课的电铃刚刚响毕，连续讲了3节课的赖钟声又慢慢走进这个班的教室。他并不准备讲课，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着牛顿第二定律与第三定律的综合练习题。写着写着，双手发抖，写着写着，粉笔落地。正待他弯腰去拾，学生已上前拾起。他透过突然发黑的镜片看了学生一眼，然后闭着眼睛，写了最后一道题。学生没有看见这道题——他们只看见老师倚靠在黑板上，手里捏着一支沾有污垢的粉笔……邱行湘收到信的时间是下午，可是他从一封信里看见了一个早晨。尽管赖钟声用略带惆怅的笔调告诉他，因为自此从高血压到脑出血再到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所以也就如同在生命的树林里，已经从上午走向了黄昏。但是邱行湘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对赖钟声的评价依然根据着自己的结论。他把这位俊气的书生看作树林中的一只黄莺，站在绿色的树梢上对着蓝天啼鸣。当然，它也有栖息的时候——邱行湘奇怪的是，它明明站在蓝天底下，为什么不向一只刚刚飞出鸟笼的麻雀唱上一支思恋与欢乐的歌曲？
赖钟声寄出信的时间竟在邱行湘获赦多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人民日报》一则关于江苏各界人士在南京中山陵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活动的报道中发现了邱行湘的名字——赖钟声没有从几年之前的全国任何一家报纸上面获悉33名战犯首批获赦的消息，却责怪邱行湘为何不去读读《物理通报》，封底上面的编委名单中就有赖钟声的名字。邱行湘啼笑皆非之余好一番长叹短息：身为少将政工处长时，要了政治丢了技术；身为三级中学教师时，要了技术丢了政治。他了解对方的内心，也希望对方领会他的见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懂得战争的人们也就懂得政治，譬如说，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既可以当做军事常识又可以当做政治术语。倘若有人连这也不懂，那么赖钟声应该担任这方面的教师，即令在昔日的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同班同学王升、李焕、陈元这些台湾军政大员面前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经历和事迹。
邱行湘把自己的意思写信告诉了赖钟声，虽然带着几分命令的口气，但是为了使这位当年的下级能够得到相应职务的委任从而重新与自己战斗在一个阵地，他给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侯镜如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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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行湘现在收到的是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的来信。
关于这封信的内容，我们此时不去提及，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应当向读者介绍一篇与之相关的文字：
“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邱行湘还妄图依托其长期修筑的防御体系阻挡我军进攻，负隅顽抗。我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经过英勇顽强的突击，连续摧毁了敌人一道道防御工事，一举夺取了所谓‘固若金汤’的洛阳，并且俘虏了邱行湘。对于这样反动、顽固的敌人，在他放下武器之后，我们仍然执行了宽大俘虏的政策。后来，经过共产党的教育，邱行湘决心改恶从善。”
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洛阳营”前营长、现解放军南京部队副司令员。他曾经率领一支英雄的部队攻克了敌人的第一道城门。
关于这封信的内容，我们此时也不去提及，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应当向读者交代一件与之相连的事情。一位来自北京的干部为着特殊的使命抵达南京。他到了洪武路跃进制盒厂，找了厂长和工人；他到了汉府街街道办事处，找了主任和居民；他到了江苏省政协办公室，找了书记和秘书。于是，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南京方面有关人员对于邱行湘的全部议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南京市市长彭冲于1960年在傅厚堂大会堂召开的省政协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谈话：“溥仪在北京每天早上都要唱《东方红》，我们南京的特赦人员也在积极要求进步嘛。”
这位实地考查的干部不是别人，正是功德林的刘管理员。他曾经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奇迹，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奇迹能够比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国民党战犯，更应当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究其内在的道理，其实也非常单一。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尽管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同，生活逻辑不同，处世哲学不同，甚至政治信仰不同，阶级范畴不同，但是，热爱脚下即令坎坷不平的国土，忠诚自己即令遭遇不幸的民族，则是一个起码的道德，违背了这个道德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应当受到长江的冲洗；具备了这个道德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应当受到黄河的养育。
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国务汇报会上，就中国共产党改造国民党战犯的若干情况向人民作了庄严的报告。他在结束他的历史性发言时，放下了手中的讲稿，用满意的目光和赞扬的语气，向与会者作了表彰性的介绍。他说：“在特赦人员中，上海的陈长捷和南京的邱行湘表现良好。”这句话被张治中写在他的信笺上，就在当场听到周恩来的讲话的当天，他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两封信分寄上海与南京。这位人大副委员长在给两位文史专员的信中，除了热情的祝贺，还有殷切的希冀：“得到党和人民的承认，这是来之不易的。你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盼在革命大道上继续奋进！”
邱行湘是在送走刘管理员整整半年以后收到张治中的信的。他把这封毛笔书写的信件紧靠着铅字印刷的特赦证，放在衣柜上的一口皮箱里。本来特赦证旁边是放人民币的地方，现在他把人民币转移到衣柜的抽屉里。不知为什么，每当他看见张治中的墨迹，脑海里便出现刘管理员的身影，连同刘管理员讲述的关于黄维的故事。
黄维继续生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
其实，一定意义上他也失去了国民党战犯的身份。由于依旧发明“永动机”
的缘故，他现在的职务是工程师。这个职称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核审而能够得到战犯管理处的确认，乃是因为如下的原因：既然黄维仍不服输，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提供一个战场。黄维的战场摆在一间24平方米的实验室里。整套设备是他的武器，数名助手是他的军队，而来自共产党国库的近千元人民币，则是他用来维持战争的经费。
天时、地利、人和、兵强、马壮、粮多。在这样的战场上都打不了胜仗，还当什么中将！黄维拿出吃奶的力气，拿出决战的勇气，苦苦折磨了360天，结果站在实验室门口发出带血的哀叹：“失败，失败……”而只有当他坐到大通铺上面才咬牙切齿地补出一句：“失败是成功之母！”
黄维还得投身他不愿结束的战役，邱行湘则拒绝参加任何一场与真理交锋的作战。也许正是刘管理员向他介绍黄维近况的用意，邱行湘突然发现了一条历史的秘密：突破洛阳城防的是“洛阳营”；打下黄维兵团的英雄部队之一也是“洛阳营”。换言之，这支军队可以征服邱行湘，也可以征服黄维——不同的命运统一在同一支军队面前，区别于时间的先后之间。至于失败与胜利的演变，当然也就随之而来——失败在一个战场，胜利在另一个地方。
邱行湘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在南京宽敞的柏油马路上。两旁法国梧桐的枝叶把他融化在绿色的世界里。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给大地洒下圆圆的光环，富有弹性的土地又把光环送到他的额前，使他在斑斓的生活中常常眼花缭乱。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开始产生幻觉：对面走来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笔挺的黄色呢军服的国民党将军，领章上那颗三角星的光芒，辉映着灼人的目光。他挟着黑色的图囊，走得那样威风凛凛，那样匆匆忙忙——对了，脚下就是黄埔路，为了开赴一个罪恶的战场，他刚刚从“主席官邸”走了出来。
邱行湘的心里“咚咚”作响。淡蓝色的无轨电车在他身后按响喇叭，他却仿佛听见了洛河边上的枪声；深绿色的梧桐树叶不时掉下几滴露水，他却如同北渡黄河浪花溅到脸上。直到看见他所在的机关的大门，眼睛才泛出宁谧的目光。这里是长江南岸，他走在长江路旁。南京“总统府”的水泥柱头残存着几个弹洞，几个弹洞的旁边，高悬着一块吊牌，吊牌上写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邱行湘走得那样威风凛凛，那样匆匆忙忙，他穿着整齐的蓝卡叽中山服，拎着黑色的提包，直端端地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