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行湘带着一丝暖意回到小组，却受到人们的冷淡。有人警告他，共产党释放俘虏时是以小组为单位的，既然如此，就不允许一粒老鼠屎打浑一锅汤，害群之马应该根除；有人奚落他，要充英雄回洛阳去，这里蒋介石没有派视察小组；有人威胁他，要把他退还给那个年轻人的小组去，安惠林是治肿瘤的好手。邱行湘想对蒋铁雄说明，李主任并没有责难他，并准备就“没有责难”一事发表自己的一得之见。可是，他发现这位几乎是自己精神支柱的老友表情也不是那么自然了。
邱行湘又一次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不过这一次他多少有些感触：人世间有许多烦恼是可以避免的。口里的苦果是他自己塞进去的——只要他张张嘴，苦果就会吐出来。张张嘴有什么困难呢？只要吐出来的是苦果，而不是自己那颗灵魂！邱行湘这样想时，贺一吾朝他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叹道：“《人生指津》云：身为囚徒，两眼朝下，欲望淡泊，布衣粗粝，快然自得，除了逆来顺受，就是随人骥尾。你我应该将此话置之座右。”
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人们，动植物为着生存斗争，对于环境有着惊人的适应性。邱行湘作为人，作为有着生存目的的人，同样不愿意把自己永远摆在被动的挨打的地位。他吸取了《人生指津》的积极因素，排除了先前的消极心理，决定也来个“哪座山上唱哪首歌”。不出3天，他终于板着面孔唱了起来。久而久之，他竟发现这首歌并不是那么刺耳，甚而至于有时觉得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的节拍与“扰乱金融、破坏抗战”的旋律一样落地有声。
只不过他在第一次启口时，把“蒋介石”唱成了“锵锵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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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月亭告诉邱行湘，孙殿英也押在黄埔村，就在村头南面的四合院里。不过他一个人住单间，没有资格参加训练班班组学习。对于孙殿英，邱行湘虽然没见过面，却早闻大名。这个已满6旬的骨瘦如柴的老头，小时家贫，因赌输了钱，投到大军阀张宗昌部下当马夫，以巴结贿赂升到迫击炮连长、旅长、师长、军长，曾拉出他当时的一连人当土匪，当过土匪总司令、大汉奸。1927年孙殿英受蒋介石改编，任41军军长。几十年来纵横华北，罪恶满盈，真是妇孺皆知。1928年，他以举行军事演习为名，率部到蓟县、马兰峪一带，封锁交通，用了3个夜晚的时间，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尽净。这就是全国闻名的“东陵事件”。孙殿英盗掘东陵，对于清末皇帝溥仪的刺激，甚至比冯玉祥对他“逼宫”还要厉害，以至于溥仪神魂颠倒地走到阴森的灵堂前，咬牙切齿地对宗室和遗老们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溥仪对孙殿英的恨，应该是私仇；人民对孙殿英的恨，无疑是公愤了。1947年5月27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上，李普为孙殿英画了一幅绝妙的漫画：这个鸦片烟鬼头上还戴着那顶美式帽，手中拿着可笑的龙泉剑，再以那“告徒红吉”和“保守党宣言”作背景，点缀着冈村宁次和蒋介石的的委任状和嘉奖令，那半封建的特点也有了，半殖民地的特点也有了，作为这个社会没落阶级的一个代表，他正在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收容所里哀吟着，这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镜头吗？至于国民党对孙殿英的青睐，那就完全是一种利用了。像他那样的土匪头子、杂牌部队司令，莫说蒋介石，就连稍有资历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将领也看他不起。邱行湘暗想，孙殿英与国民党不同，不管怎么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过两次合作，而孙殿英是共产党的死对头了。现在共产党俘获了孙殿英，孙殿英何日在黄埔村头碎尸万段，他是拭目以待了。
然而，孙殿英并没有哀吟多久。黄埔村的秘密，终于被他发现了。这是杨明轩告诉邱行湘的。孙殿英被俘以后，不怕杀头，不怕坐监，怕只怕断了鸦片烟。刚到黄埔村，他就呼天抢地了。没隔几天，断了鸦片的孙殿英屙肚子，发高烧，胃痛，腰胀，什么毛病都出来了，脸色惨白，风来人倒。最后终于在嚎啕大哭之余瘫痪不起，形同僵尸。漳河训练班看到这种非常情况，为了救孙殿英的命，火速派出人员扮作便衣，带着黄金去国统区的黑市市场，在贩毒犯手中买回鸦片。当解放军拿着鸦片走进孙殿英的房间时，孙殿英在奄奄一息中嗅到了天外的“仙香”，猛地翻身下床，跪在解放军脚下，磕头拱手，迭声惊呼：“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解放军是我救命恩人！”以后，漳河训练班采用发烟包的办法，逐渐减少供应量，最终把孙殿英几十年的老瘾断掉了。
“这又是一个战役呵！我们的鸦片枪，就是这样被解放军缴械的。”杨明轩在结束娓娓动听的故事时，对邱行湘这样感叹道。
原来，孙殿英部队的军长师长几乎人人吸鸦片烟。刘月亭、杨明轩都有20多年的老瘾。邱行湘不能想象脸上有个大伤疤的刘月亭在当年的吞云吐雾中究竟是个什么鬼样子，仅能从杨明轩对刘月亭当年“眼窝盛得下一个鸡蛋”的形容里去嘲笑这些杂牌部队的军人的气质。而现在，刘月亭白里透红，神采飞场；杨明轩肌肉结实，力气惊人。邱行湘以为，这才像军人的风度——哪怕是被俘军人的风度。
邱行湘对鸦片是深恶痛绝的。陈诚更是严禁烟、赌、娼。1931年，他随陈诚进驻吉安时陈诚任命他为18军特务营营长，叫他负责卫戍，一抓散兵游勇，二禁烟、赌、娼。一次，特务营巡查队就在烟馆当场抓住了18军干部补习所一个姓覃的教官。据他明察暗访，18军军法处长咎右禾、副官处长唐耀疆……甚至陈诚的参谋长郭忏，都是大烟鬼。又据他明察暗访，国民党对此明禁暗纵，陈诚的“三禁”亦不过是沽名钓誉。
邱行湘知道，共产党是严禁烟毒的。万不想在共产党的黄埔村里还有这么一桩为禁而纵的趣事。他不愿意赞美共产党，却愿意赞美共产党做的这桩好事。尤其是他看见杨明轩腰上挂着的那只玉蝉（刘月亭、杨明轩，作为孙殿英手下的师长，都领到孙殿英盗掘东陵的赏物。他们身上各有一件小玩意。杨明轩的是一只黛色的玉蝉，造型逼真，令人爱不释手。杨明轩更是不分昼夜，时时将玉蝉挂在腰上）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时，他在心里说，解放军虽不算正义之师，训练班可谓仁义之地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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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邱行湘生平第一次劳动。
训练班对犯人的劳动是具有强制性的。他在以下意义上，对劳动并不感到被动：他感到他精神上的负荷重了些，而体力上的消耗几乎等于零。他希望来个负担的转移，把心上的重量移一半到肩上来，以求得自身的平衡。李主任递给他一把锥子，叫他纳鞋底，他却去保管室领了一根扁担。他认为挑担子只需要力气，而他有的是力气；纳鞋底需要伤脑筋，而他再不愿意伤脑筋了。
黄埔村口东侧，是漳河训练班的劳动基地。初春时分，几十亩肥沃的土地上，麦苗墨绿，菜花金黄，仿佛大自然着意扮作妙龄女郎，吸引一切男性去追求生活。
邱行湘参加挑粪，为麦苗追肥。他挑起80来斤的担子，开始起步了。作为军人，他在夜间也能笔直朝前走，可是一旦肩上挂着两个小小的木桶，他就形同醉汉了。身边走过李主任，邱行湘不愿意抬头，只听见他的扁担在肩上一嘎一嘎地打着拍子，他的布鞋在地下一嚓一嚓地合着节拍，百斤重的担子使他走得愈发悠然自得了。邱行湘望着人们一个个擦肩而去，心里好生恼火。他诅咒他那根扁担比面杖还会滚动，在他军人特有的平肩上居然放不稳。好在他胳膊粗大，肩不中用手中用，他索性任其扁担从肩头滑到背上，一手拧一桶，咬着牙齿把粪送到麦地。蒋铁雄给他开玩笑说，他这是在“横枪跃马走天涯”。他却鼓起眼睛对他的同乡发牢骚说，北方的扁担做得太长太圆，根本没有溧阳的扁担好使。
来回几趟，手上的力气使完了，他不得不重新把扁担放在肩上，伸手将扁担按住。这下他又陷入新的苦恼：那粪桶不是前重就是后沉，走在二尺高的土埂上，那身子不是东倒就是西歪，腰被扭得酸痛作胀。莫看他已满40岁了，肩上的皮肤却白如凝脂，嫩如豆腐（其实他的手先前也是如同柔荑一般，只不过摸了半辈子的枪，磨出一手老茧）。扁担一磨，那肩头刚开始发红，便已经破皮了。汗水渗进肉里，扁担又不敢丢开，他只觉得有千根钢针一齐朝他心里钻，痛得冷汗跟着热汗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