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接近李鸿章即将开始管辖直隶省的时期，此后，他将担任直隶省总督长达三十年之久，直隶省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这个地区包含了天津、北京和易被攻陷的大沽炮台（现已毁）。李鸿章也曾担任过江苏总督一职，管辖包括上海在内的重要区域，和这次一样，因为官居要职，他有很多跟外国人接触的机会，因此在外国人眼中，他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放大，甚至于说很多人把他当作中国的总督都不足为奇。
在中国，一共有十六个总督，其中八个管辖直隶和广东，两个管辖长江流域（一个管辖江西、江苏和安徽，另一个管辖湖南、湖北），这些江浙等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总督与外国人接触最频繁。四川总督直到不久前才发现他的省内现在遍布传教士。甘肃、云南和贵州的官员虽然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地位显赫，却不能引起外国人的注意。按照惯例，直隶总督和广东总督，尤其是直隶总督，最关心国际性问题。所以，当李鸿章这样的人执掌直隶，他必然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界的领军人物。
然而，李鸿章在担任湖北、湖南总督期间，他曾拒绝向哈罗·凯珀尔上将借钱修建小型蒸汽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突显了他的不同。他也曾试图关闭朝向英国领事馆的官邸大门，他认为领事职位只相当于中国的道台，而道台只能从旁门进入。
当时驻汉口的英国领事拒绝从旁门进入，李鸿章虽作出让步，但是不止一次抱怨英国领事来访太频繁，并说来访太频繁会让他在国内的名誉不好。也正是因为许多中国人认为李鸿章同外国人接触太频繁，所以不喜欢他。
不久之后，因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有功，李鸿章还被任命为内阁大臣。这次晋升后，很多人前来道贺，甚至还有人写诗给他的母亲来铭记这个时刻。当云南的回民政权建立时，云南省和贵州省相继发生了动乱。这个时期因平定叛军而名声大噪的李鸿章又再一次被派往西南部。他正要前往，这时甘肃又爆发了叛乱，统军左宗棠陷入困境，请求李鸿章前去援助，左宗棠后来为大清皇帝收复了喀什噶尔。在军粮紧缺的情况下，左宗棠凭借真正的中国人的耐心和顽强，缓慢前行，沿路播种，以满足士兵的需求。
当李鸿章到达陕甘地区的时候，左宗棠可能已经以他缓慢而顽强的方式打败了叛军，甘肃省恢复了秩序。这时李鸿章又被传唤到了天津，在那里与曾国藩一起调查刚刚在那里发生的大屠杀事件，遇害者包括十六个法国慈善姐妹（包括一个爱尔兰女孩）、一些其他法国人以及一个俄罗斯商人跟他的妻子，望海楼天主教堂和法国领事馆也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李鸿章比其他中国官员都了解外国人，他知道这个情形是很可怕的。
若不是1870年（当时正值普法战争期间，法国战败。），我们可以想像，法国将采取怎样的惩罚报复措施。但是那个时候法国被德国占领，之后国内又冲突不断，所以在接受采访时，面对李鸿章“你觉得法国明年会跟我们开战吗？”的提问时，英国领事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回答包含了太多不确定性。即使那样，鉴于李鸿章的谦逊和真诚，英国领事还是写到：“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不能忍受外国人的一点侮辱，但是我错了，从政多年来，他从来都是鼓励、允许甚至纵容任何外国人的暴行，但这也使得国人对他的厌恶有增无减。”
北方贸易专员与总督间也有矛盾，曾国藩离开直隶后，这两个官员均成为了李鸿章的部下。曾国藩降为原职不久，江西、浙江总督也恰巧离奇死亡。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默许天津屠杀事件，并且没有合理地处罚施暴者，但却一致赢得外国人的尊重。李鸿章从不允许屠杀外国人，然而，直至今天，居住在中国的大部分外国人仍对他恶言辱骂。
欧洲对李鸿章的评价一直不是很高，但是李鸿章也是幸运的、杰出的，他知道如何抓住机遇，几乎所有的外国作家都很崇拜他。1870年天津屠杀事件之后，紧接着发生了1891年无锡屠杀事件、1895年福州屠杀事件、以及1990年一系列屠杀事件，我们不过多考究这些事件的详情，但是我们亦可以提到，从这些事件起，人们就已视左宗棠、李鸿章为死对头。
李鸿章负责北方港口贸易，不久，左宗棠也受命负责南方港口贸易。左宗棠是中国保守派的代表，忠诚、墨守成规，但迟钝，不求改进。他曾经因拒绝上交皇家接见费，在北京城墙外安营好几日。
而李鸿章却从未做过这等事。通过看李鸿章之所不为，以及他人之所为，或可对李鸿章之性情另有所了解。
比如，曾国藩以总督身份去南京，我们不会想到他在此刻发表追忆性文章：
我能力不强，朝廷却赐予我重要的职责；我在职位上十分努力，却没有做任何有价值的事。几年前，我去山东，却未能击败捻匪，一回到南京，我自感惭愧。去年，很荣幸地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但自感不胜任，军队管理不善，黄河也未治理得很好。每想起这些错误，我倍感焦虑，我被这么高的职位压得喘不过气来，但这也提醒我去要更加尽心尽责地去履职，以此来感谢皇上对我的信任。
但自从今年二月开始，我的身体变得日益虚弱。因此在我上任前两个月，我都不能处理任何公务。在此期间，清廷授命我即刻前往天津。我知道天津发生的事情很严重、也很重要。我并没有病把当借口，尽管那时我的眼睛受伤很严重，但是我决定尽快解决天津屠杀事件。
我即将退任，在这之前我也曾说过。到达天津后，我头疼的要命，太阳也折磨着我，还伴随着呕吐、腹泻等症状。后来其他症状有所缓解，但眼睛不能治愈了，右眼几乎失明，左眼在白天也越来越模糊。总督的重要职责之一是阅读下属呈递上来的奏章，但因眼睛状况，我不能阅读任何信件，只能将这些职责托付给抄写员。江西、江苏、安徽等江南事务很繁忙，假如以我目前的身体状态去承担的话，事情务必会一团糟糕。
去年春天，我到直隶上任已过去18个月，因我犯下的错误，我不断责备自己。我的视力已经如此，将来做起事来一定比现在还糟糕。以往皇帝对我的支持，我感激。皇太后、陛下宽容大度，从不提我犯下的错误。我打算退休，修养在家，并不是自私地考虑到我目前的身体状况，而是我的身体已不能胜任任何工作，如果硬要坚持，我会把事情处理的非常糟糕，这样做也只能更加证明自己已无力管理公务。
我因上述原因请求朝廷任命他人接替我的职位，陛下下诏书委任我力荐能者，这使我非常感激陛下的圣明决定，我推荐的李鸿章得到陛下认可，这更让我感到皇恩浩荡。现在天津屠杀事件还未解决，李鸿章到达的时候，我会立即转交印章，并同他一起解决该事件，分担陛下的担忧。待决事件一旦得以处理，我将提议辞去内阁大臣一职……曾国藩在担任了直隶总督一段时间后回到了南京，李鸿章接替了他的职位。比较一下他们两个人是很有意义的事。
曾国藩从南京离开时，人们对这位上了年纪的总督的深厚敬意，让人难以忘怀。没有欢呼，没有万岁声，没有在他出城的道路上竖立凯旋门，但是从总督府前往西门的沿途之上，每隔几里路，就有蜡烛和焚香，在这些之前，人们排成两列，一遍又一遍地向从中间抬过的曾国藩的官轿鞠躬，并像对待上帝一样对他行注目礼。妇女们把自己的孩子拉上前去给他，就好像上帝正在街上行进一样；但是最感人的一幕是城市的老者们，这些人数量大约有一百名，都是些六七十岁、须发皆白的老年男子，他们上前去并将手久久地放在轿子上，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让这位老人离开。这些人的行为让人想起了一些宗教的节日，并且很容易让人错认为这就是宗教节日。以老年人为首的人群，紧随轿子，如同一条长河，从城门流向等待曾国藩的船舶旁。
以上所描述的画面，给我们展示了备受爱戴的曾国藩总督离开他管辖很长时间的省份的情况，对于这么杰出的官员，一定有其可敬之处，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得到百姓如此的爱戴。
说完了曾国藩再让我们说说李鸿章。李鸿章的自传中非常明确的地表达了对其曾指挥并且希望再次指挥的军队的偏爱之情，在他的官职得到很大提升时，他并没有忘记那些曾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将士们。
1869年8月，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名义，给皇帝上了一封奏章，其中建议皇帝关照一下在1868年剿灭捻军的作战中起重要作用的将士，因为此次作战行动确保了大清帝国的稳定与和平。皇帝很乐意授予这些将士荣誉。
然而，兵部的做法却和李鸿章的意愿大相径庭，兵部要求受嘉奖的将士均需详细列出他们做出的贡献。
同样，1870年4月，李鸿章请求皇帝授予在西部抵抗捻匪的将士一些皇家荣誉。然而，兵部又要求受嘉奖的将士均需详细列出他们做出的贡献。
李鸿章也被兵部要求列出所有他推荐受奖的将士所做出的贡献，李鸿章认为兵部的做法实在是在吹毛求疵，因为那些他推荐的将士名单都是同捻匪英勇作战的战士，这些人行军万里、历经万险，同捻匪作战逾百次。
李鸿章推荐的应受嘉奖名单中没有一个人列有兵部所要求的贡献。并且有的官员已回家或加入其他军团，现在给予每个人嘉奖已不可能。因兵部的苛刻要求，那些身经百战而有幸存活下来的英雄，只能捶胸叹息。因此李鸿章向朝廷请愿希望兵部能直接按照1869年与1870年上报的名单给予嘉奖，而不再过问每个人的细节。
此时期的兵部同我们现在的陆军部（指作者祖国的英国皇家陆军部）一样麻烦。这个时候清朝兵部里的那些大员们开始研究理论知识，那些身份高贵的亲王们总是准备着去将他的才能运用到军事部署之上。不管这些人被付10磅或者1000磅，在他们运用自己的才智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说到了满清官员的俸禄问题，我们必须明白清朝建立政权之初最低生活工资是足以满足一个官员的所有需求的，因为那时货币通胀率很低。但是最低生活工资从很久之前就一直是固定的，并且从没被改过。这样导致的令人忧愁的结果就是，官员们很容易受到诱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清官员变得再也无法用名义上的工资生活，于是官员们开始了收受贿赂，甚至是勒索钱财，随后逐渐地发展出了卖官鬻爵，一份报纸的记者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