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4年，克虏伯和阿姆斯特朗的军火代理商都在中国，两者都嗅到了战争将来的气息。中国和我们的战事署管理潜在客户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最好在实际案例中解释一下那里的方式。如果不出比实际价值高得多的价钱，谁都别指望把货卖给一位中国总督，因为他总是希望签署比报价高出几千两的收据。买入的价钱和收据上的价钱之间的差额就进了总督的腰包（除非这笔钱落入中间人的口袋），这也是初轮谈判中真正关键的因素，相较之下，货的质量无足轻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需要一定的脾性才能和中国官员成功地打交道，交易耗时许久，充满不确定性。
有两个人跟我讲过一笔枪支交易，最终结果让进行这笔交易的外国人非常满意。他来到天津会馆为这笔交易享用了一场香槟午宴。那笔交易是与李鸿章做的，而且这两位知情者坚持说它决定了中日战争。许多至今仍在世的人都确切知道李鸿章靠这笔交易赚了多少钱。然而，多少人为之丧命，多少家庭毁于一旦，多少妇女遇害，多少孩子沦为孤儿或被刺刀刺穿，或被扔到井里、河里，就谁也不知道了。在那之后他们说中日战争的输赢已成定局。也是在那之后，大笔的枪支订单都没有发货，更不要说准备战事了，然而资金确是流动了，所有天津人都心知肚明。那些可怜的士兵两手空空地上了战场，到了七月，当地官员从北方收到立即送去十万磅炸药的紧急讯息，大概是供舰队之需，命令自接到电报起三日内立即发送。台湾也接到相似的命令，巡抚邵友濂为一大笔武器立即送至南方提供货到付款。军火库的官员们为如何满足这些命令绞尽了脑汁。一万至一万两千名中国士兵被下令奔赴高丽。为了运送他们，清政府派出了一大批中国商用蒸汽船，高升号被颁发了许可证，为保障其他英国蒸汽船安全李鸿章也费了一番力气。
原因是朝鲜的一场叛乱。根据米奇先生所说：“一个藩属国必定会被其宗主国软弱的保护政策所毁灭。李鸿章和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在1885年签署的条约是十年后事件的致命序曲。这些条约批准给俄国在阿穆尔河上航行的权利以及对阿苏瑞省的共有权，这些造成了事实上对中国权利的放弃，和日本签订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协议也是如此，至于朝鲜，实际上是对中国宗主权的放弃。日本取得了向朝鲜共同的派兵权就是迫使中华帝国移交出在谈判中最不愿放弃的对朝鲜独有协防权。”朝鲜政权解体时，国王迫于压力求助于其宗主国——中国派兵援助。李鸿章不愿意这么做，但是总理衙门嘲弄他从不愿伸出援手并且坚持予以援助。中国出兵之后朝鲜东学党起义立即被镇压下去，紧接着中国军队奉命撤退，高升号据说首次被许可把那些清军将士运送回国。
如今日本已经向朝鲜派遣了比中国多得多的部队；不仅如此，一位因其职位而理应知情的先生告诉我，他曾亲眼见到日本为即将进行的战争预先策划的所有战略计划，细至最微小的细节以及日本企图要求的和谈条款；还有希望与另一强国发动下一场战争的具体计划。也许在那之后发生的事件令狡猾的日本人也始料不及，导致对所有这些计划作了修改；但如果别人信誓旦旦告诉我情况属实，这样的文件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之前就已经拟出，那么显然日本人不仅清楚地知道如何计划，也知道如何挑起战争；当局全体一致地称将不会发生战争；涌至朝鲜的战地记者散去了，高升号——贾丁的蒸汽船载着一千五百人的中国军队，同行的还有担任指挥的范·汉乃肯将军。
高升号广为流传的故事总是使我想起布朗宁的《戒指与书》，每一个相关角色都透出对相同环境如此不同的色彩，以至于他们显得迥然不同。
但是我不可能在这个章节中放上整整一册与诗人媲美的语句，我能引用《华北公报》上署名“水手”的一段话就满足了，其中隐含着作者透露实情的意图。日期为7月30日：
一到塘沽，高升号就被命令掉转头去运载煤炭和军队。船长和船员询问是否已经宣战，他们被告知还没有，情况和离开上海时没什么变化。他们以为这个信息无误，就带着一千五百人的部队，一些火炮和一些军需品，以及直到在海上航行一段距离时才允许打开看的密封命令离开了塘沽。
一切进展顺利，直到高升号抵达浅海湾入口处的贝克岛，在那里遇到了一艘等着他们的日本军舰，已经整装待发，而且很明显是在等他们。一到军舰的射程内，他们就被命令抛锚，不久从日本军舰上过来了一位军官，这位日本军官告诉高升号上的船员说中日之间已经宣战，他们运送的货物违法，但是由于船长和部分船员是英国（中立国），日本人不愿动他们。日方要求高升号上的所有船员必须到日本军舰的甲板上来，日方同时承诺说他们会在最近的港口靠岸并保证高升号上的船员的生命安全，但是称他们打算炸掉高升号，灭掉船上的中国人，高升号上的英国人出于荣耀感，他们拒绝在危难时刻抛下同船的中国船员。
日本军舰长官重复了他的命令，但再一次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回到了日方军舰上命令日方军舰向高升号发射了一枚鱼雷，把船尾炸掉了，接着又发射了一枚把整只船炸了。几秒钟的工夫里，水里满是挣扎的人，为宝贵的生命而奋争，徒劳地寻求着任何形式的援助——甚至盼着一艘英国军舰出现。
那艘日本军舰急向后转，并且缓缓地从那片挣扎的人群中间驶过，在此过程中还用机关枪对水中的人群进行射击，直到水中的人几乎全部丧命。要说他们没有和外国人作对的打算大概是错的，因为有个外国人本可以爬到沉船的桅杆去，然而日本人转回来专门把他射下来，射了几次才击中，却丢下几个爬在同一只桅杆上的中国士兵，这几个人最终被法国炮舰莱昂号救起来。
与高升号事件相似的一幕发生在1880年的福州，当法国舰队司令库伯特“面对中国的十一只木船，排列好他的九艘战舰，要求他们即刻放弃堡垒和舰队。几分钟内，除一艘外其余的中国船都被毁掉，三千名中国人遇”当时也没有宣战。中国人确实没有很多了解西方战争规则的机会，就这样常常遭到额外的对待。
接下来，一个外国军事专家继续声称日本若与中国开战没有获胜的可能，这位专家说日本起初可能会取得一些胜利，但从长远来看必将被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又有着丰富的资源的中华帝国所战胜。我见过湘人的勇武，他们是中国最好的战士，他们曾经坐着舢板船顺着长江几千公里漂流而下，头上绑着黑色方巾，用辫子缠起来固定住，每个人的表情上都流露出了对敌人的蔑视；我还见到过日本的士兵，他们来自山区，在东京汇编起来，毫无怨言，秩序整齐，装备精良，而且显然训练有素，能吃苦耐劳，坚决刚毅，纪律严明。我从来都看不到中国获胜的希望；似乎中国必定要从外部受到致命打击，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只能把专家的不同观点归因于很少有人深入中国内部，确研切地究了中国人。
现在让我们看看整个事件（指朝鲜东学党起义以及后面发生的高升号被袭事件）在中国人眼中的版本。“朝鲜，”他们争论道，“在过去两百多年间都是我们的藩属国。全世界都知道，朝鲜一直向我们进贡。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朝鲜叛变迭起，我们对这个弱小的藩属国心怀同情，屡次予以援助，最终在其首都驻军保护其自身利益。
在今年的四月份（公历五月），朝鲜又起了一场叛变，国王又一再请求我们援助平定叛乱。于是我们命李鸿章派兵，他们刚到达牙山，叛军就仓皇四散了。但是倭人（古代对日本人的蔑称）无缘无故地忽然也往朝鲜派兵，进入首都汉城，不断增兵，直到兵力超过了一万人。
在此期间，他们强迫朝鲜国王改变统治体系，表现出一种欺凌朝鲜的姿态。然而我们一直惯于帮助藩属国，从未插手过他们的内政。各种强国联合起来谴责日本的行为，对其在朝鲜派遣的军队给不出合理的旗号。日本从未顺从过公理，也不愿听撤军并进行友善商谈的建议。恰恰相反，日本表现出了不顾形象的好斗脾性，又在那里继续增强兵力。
日本的行为惊吓到了朝鲜民众和我们在那里的商人，因此我们派去更多部队予以保护。让我们吃惊的是，在去朝鲜的半路上，一大批倭人的船忽然出现，趁我们不备，在牙山附近海岸的一处地方向我们的船只开火，这使得我们在他们出其不意的奸诈行为蒙受了损失。”
“由于日本违反了一切法律，如今又虚伪欺诈，行为猖獗，主动触发敌意，使自己处于各种强国的谴责，因此我们希望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向来遵循博爱之道，在整个复杂局势中完全正义，然而另一方面，倭人却破坏了所有国家间的法律和条约；这已经超出了我们忍耐的限度。因此我们命李鸿章向我们各种军队下达严格指令，全速把倭人剿除出他们的贼窝。
他将向朝鲜连续派遣勇猛的军队，以将朝鲜民众从奴役中解救出来。我们还命令满洲总督和沿海诸省巡抚，以及各军总司令准备战事，全力向进入我们港口的倭人船只开火，彻底击垮他们。我们劝告我们的将军在执行命令时丝毫不可懈怠，以防止遭受我们严厉的惩罚。”
到了8月3日，李鸿章在皇上那里失宠并被收回黄马褂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情。当时有许多戏谑之语，以至于已故总领事查洛纳·阿拉巴斯特爵士向《标杆》撰文写道：“李鸿章被夺回黄马褂并不意味着他蒙受了欧洲人观念中的耻辱。当一切进展顺利时朝廷就赐给官员荣誉，事态变糟时就收回它们，这是中国的一个习俗，只要官员未被革职，赐予和收回都无太多含义；事实上，一位负责任的官员都肯定常常遭受三个月甚至长达一年的停薪，以至于很多时候他们在任期间根本不去领取公职的薪水，而一个高官在整个生涯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不止一次被剥夺职衔。”
很明显，李鸿章起初抵制着总理衙门的施压。据之前提到的情节，李鸿章最终为中日战争让路是因为做成了一笔自己和他人都称心的军火交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也许永远无法得到证实。如果不发生战争，就不会购买那批枪支，这很清楚。但也许在战争之前这笔交易就已经被李鸿章决定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下面的描述（如往常一样，我总是尽量引述一位目击者的话）尤其有趣，它显示出所有人眼中的李鸿章对中国观念中的合法和苛刻的正当性如何热切。它同时还显示了“高升号事件”中普通中国人的想法，这一点我们当然不能妄加揣测。
日本人在天津的街道上匆匆忙忙，高升号屠杀事件的幸存者带着使人义愤填膺的故事归来后，社会普遍认为应当立即驱逐日本人。塔库塔格和打火机公司的官员非常慷慨地在日本穷苦人聚集的码头放置船只，在星期二晚上趁天黑把他们运走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日本领事的家眷在星期三晚上被火车安全送到重庆。
1894年8月2日下午7点，英国某在华公司负责海运的一位官员威尔森先生当时写道：
“今天早上发生了一起粗暴的攻击。在塘沽运煤码头的交易厅里传出可怕的声音。日本女人大喊大叫，沿着甲板被拖下舷门，像猪或家禽一样被扔到码头上。五十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控制了整艘船，守卫着所有的通道；他们称自己是在执行命令，其实是被两名官员指使。我们彻夜无眠，我从没见到过这么残忍的景象。他们抢劫日本人，从那些可怜的女人和领事夫人身上榨出六百多美金，还有手表，小饰物等。我很确定我们没有听到这起可怕暴行的最后部分。当我们请求他们礼貌些时，他们只是喊‘高升！高升！’那些女孩被关在海关连接处的仓库中，并未受到恶劣对待。
这些施暴者身着制服，配着步枪，他们据说是临近营地的士兵。”
“领事的夫人和孩子没有被带走，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劝说那些士兵平静下来，劝他们离开船舱。当然了，船上的儿童和欧洲夫人们情绪激动。
我们就在交易厅里等，女士们留在她们的船舱。在凌晨3点时，船里的女人手脚被捆起来。5点时他们被带回船上。总督被这一事件弄得不胜烦扰，而且毫无疑问他要向所有有关方面交出足够满意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