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如此平常，令人沮丧难堪，就像把一切都拉到自然光下，太刺眼，太不美丽。所以这部电影的光线全是经过特别处理的——像影楼怀旧写真，像陈逸飞的油画，从一台酒席到一台酒席，从一间香闺到一间香闺——在高超的掌镜技巧下，一个绮丽的海上繁华梦——没有外景（一说是条件及资金所限），全都是昏暗与暧昧，倒有一种独特精致的韵味（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唯美”了，2010年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也是想走这路线，但电视剧不比电影就一个多小时，几十集下来，就叫人发疯——看过它之后一段时间里我落了个毛病，觉得再粗糙拙劣的古装剧都突然变得顺眼了，至少人家头发是头发，衣服是衣服，白天是白天，黑夜是黑夜。看过它尤其怀念1987年拍摄的《红楼梦》——它那些人物与场面，大部分都是在自然的亮光之下，真实清楚，看着真是舒服；它那些日常生活的场景，必须要在这样的光线下拍才行。而让事物呈现在自然光、白日光之下，也才是最接近中国传统小说的世界的。中国传统小说的世界是不会滥发抒情，也没有幻梦的世界——即使是《红楼梦》；只有平常的生活，真实的现实，白纸上，线条描画的世界，最细小的线条也是清晰的。）
虽然此《海上花》不是彼《海上花》，但是这部电影让不少人对这本书从不知到有知，是大功一件。而且它在一定人群里相当受赞赏，有些影评，显然并没看过原作，却想像理解之深、之准，令我佩服——我如果没看过原作而看那电影，那肯定是不会有这样的认识的。可见电影是OK的。这正是：
假情假义也出色，任是矫情也动人。
世界上最爱它的人去了——张爱玲与胡适
读过张爱玲的“忆胡适”，倒是有一点明白了为什么男女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因为即使存在，旁人也大半以为不是，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了。尤其是才子才女，世人是如此喜爱所谓“传奇”与“佳话”，有机会而不给按上一点，你都不好意思。后来张爱玲嫁的那个美国老男人赖雅，恰好竟与胡适同岁，也成了张爱玲可能对胡适存有别样情愫的辅证——她向来喜欢年纪大的男人。
但也许如果是看得进去《海上花》并了解这本书的遭遇的，便不会这样想。这篇文章虽然是张爱玲在胡适身逝后写的，属回忆纪念文章，起因却是“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指她开始把《海上花》翻译成英文），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当是一说罢。人死之后而写文章把人说得天上有地上无似乎是个挺俗的事，尤其是胡适这种大名人名士，一度似乎天下人都谓之“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张爱玲即使为着这一点清高大概也不愿意写。她倒是写过（大意）“最近××作家死了，我很高兴，因为他写得不好，我又不认识他”的话——当然这是她年轻时候，一夜成名，最风头时，难免刻薄嚣张。
《海上花》是架构起张爱玲与胡适联系的桥梁——1954年末，尚在香港的张爱玲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发出了第一封信：“……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她希望胡适能看一下她附寄过去的她的小说《秧歌》，“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
考证并推广《海上花》与《醒世姻缘》，那是胡适多少年前的活儿了，结果却似乎并不怎么好，没兴趣的还是没兴趣；“平淡而近自然”原是鲁迅对《海上花》的评价（见《中国小说史略》），也是对这本书最简洁、最贴近灵魂的评价，胡适在引用这句话时这样说道：
“‘平淡而近自然’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例子。”但张爱玲的信表明她是领会到其妙处并将之作为自己写作的追求的，而这源头正是来自胡先生您，自然打动了胡适。
果然，胡适不但回信而且在信中大大赞美了《秧歌》一番，“我仔细看了两遍”——还指出其中一二处小误，果然看得仔细——“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因为《海上花》和《醒世姻缘》，一下子就把胡适与张爱玲的距离拉近了，虽然此前他与她素不往来，毫无所知——回信中他这样写道：“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真的假的？比较奇怪。却也不是没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好假装的，毕竟对一个作者说“我读过你的书”是最大的赞美。当然更可能是某时虽闻其名，却没读过，因为不是一个时期、一个圈子、一个“档次”，就像现在哪个专栏作家或畅销书作家，再是名噪一时，噪死了，你找个老教授问去，照样未必得知，未必想知。
张爱玲收到回信，想是喜出望外，知道是对了路，再去信仍谈这两本书：“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
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着。”又将自己预备将它们译成英文的计划托出。又说当然这只是一个愿望，“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
就这样二人“一见如故”，次年张爱玲赴美后上胡家拜访，胡适回访，张爱玲为申请进入可提供免费食宿的作家营而两次请胡适作担保而胡适也都帮忙，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然而全部的所有也不过如此——拜访胡家，一共只两次，第一次系由炎樱做伴，着名的胡太太江冬秀在旁；胡适回访，则是在张爱玲暂居的救世军宿舍——类似贫民收容所——的简陋的公共客厅，这是最后一次见面，而后两作担保都是信函敲定。
这一段又短又“淡”的交往特殊之处在于这正值他们两个都是经过了“暴得大名”，繁华散尽，人生最窘迫卑微之际。张爱玲此番来美国，是因为在香港饱受挫折，希望另觅生机，她给胡适写信，并非雅兴上来，以文会友——她的信写得看似普通、随意，却也圆巧，无可挑剔，联系她的处境，不难猜出其中隐藏的用心，那种谨慎；如何起头，以何起头，都应是经过仔细考虑——她是早就知道了胡适的，但在此次表示仰慕之前，也并没有说过他什么“好话”，倒是在《诗与胡说》里调侃过他——“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
那时她年轻，盛名飞扬，现在一切却都时过境迁了——这么快的，就时过境迁了。她一定不曾想到是会这样吧。
而胡适这时寓居美国，境况也已与他上一次他来美担任“大使”完全不同——文人虽大半声明对政治不感兴趣，若机会够好够吸引也是没有不跃跃欲试的，胡适从政的经历，倒应了他那没文化却有见识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的预言：把脚踏进了烂泥里。他的经济状况也似乎不大佳——按张爱玲无意的几瞥。然而以张爱玲的敏感和“世故”，纵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亦只更无言——三次面谈是可以谈不少话的，张爱玲的文章里却几乎没写什么，大约也是这缘故。下面这一段描写——胡适回访结束，张爱玲送他：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这是一种比男女间暗生情愫要深刻得多的凄悲之感，对人生命运、人世沧桑，某种永恒的无所不在的力量的拨弄，在此之下的感念与相惜是如此无力……以致张爱玲回想起来还会说“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不愿再想——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出爱情这样奢侈而肤浅的东西？
然后，张爱玲“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几年不通消息”——不通消息是因为她没有告诉他新地址——是她不与他通消息。直到从报纸上知道他回台湾了。又从报纸上知道他去世了。张爱玲写到他的去世，语气淡漠，“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继续她一如既往的着名的淡定。“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原来张爱玲的淡定好多时候也许只是一种抵挡——抵挡可能发动的感情，因为大半是无聊和无意义的。对人她可以保持淡定，对她最热爱的文字却不能——对她最爱的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画一样好——和瓷器一样好”的中国传统小说，对把中国传统小说发展到极端——高峰——的、却“平淡而近自然”的《海上花》。然而“平淡而近自然”的价值却是不容易被认识的，这本小说的遭遇就和人生一样……
人们到底都是喜欢戏剧化、喜欢传奇的。
所以虽然此时她决定开始执行这个早已存心的计划——把《海上花》翻译成英文，心中却仍未免悲观，想像到也许这一切努力的结果在洋鬼子们眼中，不过是“许多人整天荡来荡去，面目模糊，名字译成英文后，连性别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换了一批人……中国读者已经摒弃过两次的东西，他们能接受？这件工作我一面做着，不免面对着这些问题，也老是感觉着，适之先生不在了。”
引导她看到这本书，也许是这世界上唯一最后的和她一样珍爱这本书的价值的朋友，去了（而有一天她也会离去），这是对恩师挚友、对知音逝去的感伤，对像宝珠一样发着光而这光芒却仍不为众人看到的《海上花》的命运的叹息——这世界有时候就是这样有眼无珠，睁眼而瞎着——这绝不是那些人所说的那种感情，一丝一毫也不是，却比它更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