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国外交家曾纪泽
他出生在官宦之家，却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学识人品倶佳。
曾纪泽（1839-1890年)，字劫刚，湖南湘乡县荷塘（今属双峰县）人，系曾国藩长子（因曾的第一个儿子幼殇，所以曾纪泽又可说是长子)。在他降临人世之时，其父曾国藩已在京城做官。后来曾国藩拜相封侯，叔父曾国荃也官至两江总督等，可以说他出生在一个正宗的官宦世家，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他是一个高干子弟。然而，他并未沾染世家子弟的习气而变成“衙内”或大少爷。这与其父曾国藩对他从小就进行的严格家教有关。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而他寒窗苦读数十年，从军十数载，备受艰辛，深知名誉、地位、家业的确来之不易，因而渴望自己的家族显赫万世，永不衰败。但是，他目睹那些达官显宦家庭的子女，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困守祖父辈留下的基业，就是挥霍浪用、吃喝嫖赌，欺压下民、横行市井、不思上进，令家业荡然已尽，因而为此深深忧虑不安。于是，曾国藩冷静思索，费尽心机，从封建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再经过自己的理解，独创了一套治家理论和方法。从曾国藩的家书、曰记中可以看到，他温言细语，言传身教，谆谆诱导曾纪泽等人好好读书，好好做人，不求做官发财，不以优越地位自居，重在真才实学，自立自强。
在读书方面，关于为什么要读书、怎样读书等问题，曾纪泽自幼起就受到曾国藩反复训导。曾国藩认为除了生存所需之外，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然而，要求变化气质的法子，就必须“先立坚卓之志”。他告诫曾纪泽说：“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淤曾国藩在这里明确告诉曾纪泽，读书的好处多得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变化人的气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立志。人生就只那么几十个春秋，从小不立志读书，不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到老就会后悔莫及。他一再嘱咐曾纪泽：“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应当珍惜这优越的家庭环境和条件，趁年轻的时候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关于读书的方式方法问题，曾纪泽受到曾国藩的指导特别多。检诸曾国藩家书可见，曾氏对曾纪泽兄弟在这方面予以了细致而又亲切的训导。诸如怎样读经典书籍，怎样读制艺文字，都有区别对待。1858年8月，曾国藩在《谕纪泽》一信中具体概括了读书的四种方法：“读书之法，看尧读尧写尧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紧接着，他以实际事例就这几个字做了解释：“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文》《书》《易经》《左传》《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对于这些书，“非高声朗诵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他把“看”与“读”这两者各自的好处特点做了生动的比较：看书就像在外面经商贸易，获得的利润是原来的几倍；读书就像在家里谨慎守业，不轻易花费钱财。又好比军事家用兵打仗，看书就像攻城夺地，扩大自己的领土地盘；读书就像挖沟修垒，夺得了土地就要能够坚守。总之，看书与子夏所说的“日知所亡”相近，读书则与他说的“无忘所能”相近，这两者都不可偏废。至于写，主要是如何写好字的问题，“切不可间断一日”。至于作，主要是指作诗文，他叮嘱曾纪泽必须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诸如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试，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讲求，——试为之”。过了三十岁以后，“则长进极难”。曾纪泽资质中等，但在父亲的循循诱导之下，异常刻苦认真，因而打下了牢固的国学根底。他所作的诗文虽然没有曾国藩的那样雄伟瑰丽、气势宏大，但也显得章法严谨，笔法老成。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曾纪泽后来成为一个新派人物，与曾国藩对他的指教也有很大关系。1858年9月，在曾国藩快五十岁的时候，他总结了自己大半辈子的学问后，对曾纪泽讲了他平生有三耻，其中之一是“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从而，他语气深切地嘱咐曾纪泽“当思雪此三耻”。他还叮嘱曾纪泽先阅读家中有关科技方面的书籍，如《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在曾国藩的教导之下，曾纪泽自二十岁起，在学习其他知识的同时下苦功涉猎西学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如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他都用心钻研过，并能着文介绍推广。在《几何原本序》一文中，曾纪泽指出：“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学者泯其迹而求之，往往毕生习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视为绝学者。无他，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因此，他要推介《几何原本》的好处，使国人了解西方数学的效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致其知于此，而验其用于彼，其如肆力小学而收效于群籍者欤？”在《西学述略序》中，曾纪泽首先肯定“其向学易而为学有次第，此泰西学者之所以众多，学而成名亦因是而济济焉。”紧接着，他指出西方光色之学等，“推测之眇，通乎神明，其学亦无穷极焉”。他高度赞扬由赫德选择、艾约瑟译成中文的十六种西学科技着作，“虽曰发蒙之书，浅近易知，究其所谓深远者，第于精微条目益加详尽焉耳，实未始出此书所纪范围之外，举浅近而深远寓焉，讵非涉海之帆楫，烛暗之灯炬欤！”与此同时，曾纪泽通过自学，能用英语交谈，以英文写作和核改外交文件。这在当时士大夫鄙夷西学、保守气氛浓厚的文化环境下，是很不容易的。曾纪泽弥补了其父在这方面的不足，雪洗了三耻中的一耻。
在如何做人方面，曾纪泽受曾国藩的教诲也很多。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子孙寄予的最大希望是：野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君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就是“勤俭自恃，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他告诫曾纪泽：野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如果能做到这样，就是“入德之基”。同时，从小时候起就应当养成一种不贪爱奢华、不习于懒怠的品质，这对于官宦人家的子弟来说，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翻阅曾国藩家书，诸如教训子孙做人的文字数不胜数，体现了曾国藩殷切希望曾纪泽兄弟自立做人的一片良苦用心。他在1870年赴天津查办教案之前，特预立遗嘱谕二子，告诫他们修身应以不忮不求为重，“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在曾国藩的悉心家教之下，曾纪泽为人厚重，处事精明果断，而且学识渊博，中西贯通，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受到时人的称赞。
他曾出使英法俄前后达八年之久，为维护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870年春，曾纪泽由二品荫生奉旨赴京引见，升户部员外郎。1877年父忧服除，袭封毅勇侯爵。1878年出任驻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次年转大理寺少卿。在此期间，巴西国通过英公使与曾纪泽联系，谋求与中国通商。他审时度势，奏请清廷与之建交通商，开启了中巴建交的先声。1880年，使俄大臣崇厚昏庸无能，因与沙俄擅订《里瓦几亚条约》，被革职定罪，清廷根据曾纪泽的外交才能，又任命他兼充驻俄大臣，与沙俄谈判改约。在此之前的1871年7月，沙俄为了与英国争夺我国新疆，以所谓“保卫俄国边境”为借口，派兵强占了伊犁。1878年6月，左宗棠率兵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而崇厚所订《里瓦几亚条约》虽然使伊犁在名义上归还中国，但其西、南两境均被沙俄割占，处于“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境地，随时都有被沙俄重新掠取的危险。消息传出之后，朝野沸腾，群情激愤，坚决要求清政府“先折之以议论”，“次决之以战陈”，用外交和军事配合的手段收复新疆全境。曾纪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兼任驻俄大臣的。然而，与俄国人谈判，索回已投之食，确非易事。曾纪泽考虑到：“俄人桀骜狙诈，无端尚且生风，今于已定之约忽云翻异，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圜之路，中国人设身处地，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然而，他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决心“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争回国土，维护主权。
1880年7月，曾纪泽赴彼得堡进行谈判。他的对手是极为狡诈的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外交部顾问热梅尼以及驻华公使布策。8月4曰，曾纪泽初赴沙俄外交部，商谈递交国书的日期，但吉尔斯宣称“现在只候照行，无可商改”，拒绝谈判。曾纪泽以“凡各国订约，必俟两国批准方能施行，如所订之约对难行之处，例可再议”，顶回了吉尔斯的谬论。在谈判期间，沙俄代表妄图以战争相威胁，并要求曾纪泽做出永远不索还伊犁的保证。曾纪泽针锋相对，称此次谈判的目的就是为了索还伊犁，至于打仗，胜负难知。倘若中国获胜，俄国亦须赔我兵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谈判，终于1881年2月初议定新约。据曾纪泽在给清政府的电文中汇报说：“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就原约所失利权“挽回之端已十得七八”。是年2月底，中俄双方正式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又称《彼得堡条约》。该约虽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与《里瓦几亚条约》相比较，除增加赔款数目之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都为中国争回了一部分主权。这是曾纪泽从“替国家保全大局”出发，在复杂尖锐的外交斗争中从容应付，据理力争的结果。
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作为抵抗派中突出的一员，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阐发他的抗法主张，批驳了妥协退让的论调；二是利用合法身份，与法国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外交谈判。
曾纪泽极力主张抗法的理由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法图越南，志在侵我西南利权。当时，清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不值得为一个“藩属”的问题去得罪西方强国。曾纪泽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越南危，非中国之福”。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法国占据越南西贡等地后，起初以为从澜沧江、湄公河可直通中国境内，后因该两处水浅且涸，多处不能通航，“遂欲占据越南东京，由富良江入口以通云南”。为什么法国对越南的据点一再改换，而又急欲通航中国呢？曾纪泽深刻指出，这是因为“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可见，法之侵越，目的非常明显。中国决不能袖手旁观，任其为之。他极力主张，应乘“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日增”的大好时机，“齐心协力”，奋发自卫。
其次，法国处境困难，内外矛盾重重，力量并不雄厚。曾纪泽在细心考察分析了法国实情之后指出：“法人内慑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而国内“朋党相竞，政出多门”，步调并不一致。即使暂时爆发战争，法国也很难坚持到底。
这是因为，法国离越南数万里之，“筹兵、筹饷，尤非易事”。只要中国军民实力备战，坚决抗击，法国一定不能坚持过久。法国之所以在中法正式开战之前急欲议和，其诡谋在于：“先张声势，……犹是恫吓以尝我耳。”他提醒李鸿章等人，不要被法国的假相所迷惑，不要为它的恫吓所屈服，应当振作精神，采取实力备战的主动措施。
再次，中国有能力抵御法国，且有取胜的希望。曾纪泽在分析了法国的情况之后，又对中国本身的实力做了考察：“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女口拨派数艘移近南服，使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于剥肤噬哜之悔。”因此，只有实力备战，主动出击，才能“使敌人有所顾忌”。“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总之，今日除抗战以外，别无他途，“中外强弱之机，在此一举”。只要坚持抗战到底，中国就有取胜的可能，并将由弱转强。他警告清廷，再也不要举棋不定、三心二意而失去良机了。
然而，清政府无视曾纪泽的抗法主张，斥之“多为愤激之谈”，“似是臆度之词”。从而不做抗战准备，一味姑息退让，急于和谈了事，终于使得中国步步坐失良机。曾纪泽连闻噩耗，“终日焦灼，百事颓废”，愤激异常。他坚持定见，一面继续与法国政府反复争辩，不稍苟让。一面扩大影响，争取国际同情势力：“惟向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清政府唯恐战火延至中国内地，即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侵略者加速和谈，从而增长了敌人的气焰，使得曾纪泽与法国政府的谈判更加艰难。在多次谈判过程中，法人肆加凌辱，横蛮不讲理，致使曾纪泽旧疾复发，“每晨起辄咯血数口，血虽不多，颇形委顿”虞。但他置身度外，将个人安危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考虑到“辱身即以辱国，且忍辱往晤，仍不见答，是于公事无益，徒示弱耳。公使示弱，则敌情益骄”愚，仍据理力争。然而，尽管曾纪泽“不见礼于法庭，则依然如故”舆，也终究挽回不了中国失败的结局。1884年4月，李鸿章奉清廷之命与法国正式签了《停战协定》，前线官兵纷纷撤回。曾纪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悲愤难言。他痛陈中国战败的原因，“实由吾华示弱太甚，酝酿而成”余；浩叹议和已成，“岂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让即了也，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俞。他指责李鸿章所订条约，真可谓“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字里行间，无不透露他一片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
他敢于正视现实，拥抱西学，主张取其所长，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