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广锜，又名曾广植，字彦叔，又字幼松，为曾纪寿第七子，曾国华的孙子，1918年出生于湘乡县荷塘(今属双峰县)神冲白玉堂。他自幼资质聪颖，活泼可爱，深得父母、兄弟的娇宠。他七岁入学，后来又进入新式学堂湖南明德中学，1937年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一年后转入西南联大化学系，1943年毕业后入中央大学化学系任教。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入中国多年，抗日战争处于最后阶段，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转入大后方重庆多年。曾广锜目睹国内政治腐败，科学落后，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上，他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从而于1948年下半年赴美留学
进入美印第安纳拉斐德城的帕都大学攻研有机化学经过四年的半工半读后留任该校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美国的九年时间里，曾广锜全力投入于药物化学的研究和教学，并且取得十分突出的成绩，受到学术然而，曾广锜虽在学术上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而且享受着较高的生活待遇，但他的老母亲、他的亲人在祖国，他在美国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国家，时刻有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压抑感。从而，他时刻等待着机会，准备将他的科研成果随同他本人一起带回中国，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他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经过艰难曲折的努力最终回到祖国，为中国化学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急需高科技人才。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号召留学生回国向科学进军，并保证给予生活和科研方面的优裕条件。是年3月，曾广锜的母亲田氏写信告诉他，已向在日内瓦同美国政府谈判的中国代表王炳南大使正式提出请求，并得到允准愿全力帮助他返回祖国。曾广锜得知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很快他就接到王炳南大使及印度驻美大使关于协助他尽快返回中国的通知。然而此时的美国正掀起一场反华逆流，企图从各方面对中国实行种种歧视和压力。美国当局以曾广锜不愿加入美国籍和准备返回中国为借口，对他的人身权利横加剥夺，并予以精神打击。是年4月的一天，美国移民局无视国际公法，公然出动警察擅自闯入帕都大学，将正在化学实验室工作的曾广锜诬陷为精神病患者，将其强行绑架，挟持到汽车上，然后送往瓦巴什山谷的精神病医院。曾广锜像囚犯一样被单独押在一间圆洞的屋子里，天天由医生强行注射麻药针，身心均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5月间，美国移民局又出动打手，将曾广锜打昏在地，随即抬上汽车，戴上手铐，送往洛干斯波特州医院，打算对他予以长期软禁。美国当局对于曾广锜等爱国留学生的身心摧残，无视国际公法的行径，首先激起了侨居美国的华籍人士的强烈抗议，随后国际舆论也纷纷谴责这种侵犯人权的举动。在国际舆论压力下，美国当局不得不对曾广锜改变策略，施展一打一拉的手段，企图迫使他最终放弃回国的念头。如在怂恿精神病人殴打曾广锜，限制他同国内亲属通信联系的同时，又采用多方欺骗、引诱的可耻方式，如暗示服务人员以甜言蜜语做曾广锜的工作，希望他尽速加入美国籍，指使医院请曾广锜到实验室工作，提供一切科研条件等等。但曾广锜回国的主意已定，任何软硬措施都对他不起作用。经过一年时间的坚决抗争，曾广锜终于取得了胜利。1957年6月14日，美国当局被迫宣布将曾广锜驱逐出境，并派专人加以押送。在被押解回国途中，曾广锜铸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但他始终没有低头，表现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赤诚之心。
1957年7月6日，曾广锜被押抵深圳，踏上了离别九年的中华故土。他当即对访问他的记者倾诉美国政府虐待华人的丑恶行径，表示要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广锜带着一颗海外游子思念祖国、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回国后，党和政府对他在生活上、科研工作上给予了全力支持关照。他在上海化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任劳任怨，勤奋工作，取得十分可喜的科研成果，还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化学技术人员。由他牵头研究发明的无毒糖精，受到海内外科技界同仁的高度重视，这项成果还在美国得到应用，并获得了专利权。在曾广锜的晚年，自1982至1987年间，先后应邀到香港大学、美国科学院中美高级学术交流会等单位进行学术交流，为推进中外化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曾广搏的丈夫吴永
他早年丧父，但刻苦自励，学有所成；二十岁时投笔从戎抗法，后又从郭嵩焘问学；因才识出众，被曾纪泽招为女婿，从此步入政界。
吴永(1865-1936年)，字渔川，一字盘庵，别号观复道人。浙江吴兴县人。他的元配夫人曾广珣卒于1899年，系曾纪泽次女。
吴永出生在四川西昌县，他的父亲时值西昌县县官。他在少年时期，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且聪颖过人，六岁入学，八岁时便能做一手文义简朴的诗文。但在十四岁时，家中发生变故，其父病亡。因缺乏经济来源，随母投奔借读在成都的亲友家。他益加刻苦自励，广泛涉猎中国经史之书，又善绘画，通晓音律，摹刻汉印，多才多艺。他在十九岁时，应童子试名列前茅。此时，中法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本应继续举业的吴永，投笔从戎，加入了抗法清军，做起草文稿之类的工作。次年中法议和撤防，吴永离开军营来到长沙，“粥书画携刻以自给”。随后，被湘阴郭子澈聘为学术助手。此时，郭嵩焘因出使英、法遭顽固守旧派反对而被革职回湘，以着书立说自娱。吴永仰慕郭的人品学识，拜为师治古文义法。在湖南居住约两年时间之后，吴永由郭嵩焘引荐给在户部任职的曾纪泽处当差。他的才识博得了曾纪泽的赏识并于1888年与曾纪泽次女曾广跑结为夫妻。过了两年，岳父曾纪泽病逝，吴永帮同处理丧事，随后又护送其灵柩安葬于湖南。大约因曾纪泽等人的原有地位和功绩的缘故，家庭经济困窘、又无正式官职的吴永，按例简发直隶以试用知县赴任。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吴永被李鸿章招聘为幕僚，随同办理中日通商方面的事宜，其才学深得李赏识。次年，张荫桓接任北洋通商大臣职务，遵旨保荐吴永为贤才，于1897年补授直隶怀来县知县。自此之后，吴永历任广东雷琼道、广东高廉钦兵备道兼统潮普等营统领、惠潮嘉兵备道、山东衮沂曹济兵备道等官职。1912年担任山东提法使，旋改任都督府秘书长兼筹备国会省议会选举事务所所长。1913年，任胶东观察使兼中华民国外交部烟台交涉使及侨工事务局长，官制革新后改观察使为道尹，在任达十年之久。1921年，因与上司意见不合，遂辞官居家达五年之久。1927年，应孙宝琦等之请，出任国务院秘书之职。1929年起，退出政界，专心学术。
他在晚年撰成《庚子西狩丛谈》一书，提供了有关义和团运动期间清廷内幕的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庚子西狩丛谈》一书是吴永在担任国务院秘书期间，由他口述经刘治襄笔录整理而成。曾由美国传教士浦爱德将其译成英文，付美国耶鲁大学刊行，后又相继译成德、日两种文本出版。1950年，由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将其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专辑中。据翦伯赞在《义和团书目题解》一文中评价说：该书“为纪述‘西巡，诸书中最佳之着作”。
《庚子西狩丛谈》计五卷，十万字，1985年2月由岳麓书社重印发行。书前分别有吴永、刘治襄、吴阊生诸人所作序言。关于该书所述内容及其史料价值，吴永在序言中明确交代说：“于拳乱之始末，行在之起居，仕途鬼蜮之情，政事得失之故，详征博载，巨细靡遗。……后之览者，毋徒矜佚事逸闻，即作当时信史读之，无不可也。”吴阊生在序言中指出：“盖庚子之祸，为前古之所未有，不独关有清一代之兴亡，抑中外交通之一大变也。而事经一世，记载阙如，后生小子，几莫有知其详者。吴公身在宫廷，亲述其所经历，又得先生雄快之笔记而传之，洵足备当世史家之要删矣。”进而，吴阊生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是因当时内外环境和形势所逼，不要因为它是“匪乱”、“匪祸”而将该书漠然置之不屑一顾：“然拳匪虽陋，尚知愤外侮之侵迫，同心以卫国家，特苦其智不足耳。缕指二十年来之事变，吾未尝不叹此辈之影响，犹为未可厚非也。”刘治襄在序言中指出：该书“除叙述辇路行程外，其间多有政变要闻，宫廷记注，与当时内外大臣、巨挡贵胄之语言风概。旁牵侧引，波谲云诡，可叹可愕，可歌可泣，可以抚膺扼腕，击案浮白”。综览全书五卷中，第一卷主要叙述义和团的兴起，迄至北京被八国联军侵占，两宫仓皇西逃。第二卷自述吴永在怀来禁阻义和团的经过。第三卷主要叙述吴永在怀来迎驾，随从至山西太原。第四和第五卷记叙慈禧由西安回京的具体经过。据吴永自言：“余之陪随銮跸也，往往不次召对，每陈民间疾苦及闾阎凋敝情状，慈圣辄为嗟叹。因谕执政以为闻所未闻。执政某公责余非所宜言，不当入告。余之触忌，此为尤甚。”这可能确是实情。但该书的史料参考价值主要在于比较具体地记述了有关义和团运动在直隶的活动，以及两宫西逃又回銮过程中的宫廷内幕和晚清有关重要人物的言行，某些记述为他书所未闻。譬如在第四卷中，吴永对李鸿章个人性格气质以及同曾国藩的深层关系的记述，就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事业上的继承人，而吴永则是曾国藩的孙女婿，所以吴永在李鸿章麾下“晨夕左右，几逾一载”，对李鸿章的脾性、气质有着深入的了解。当时，即1896年间，李鸿章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而遭到舆论的谴责，被革去北洋通商大臣和直隶总督职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心绪郁郁，“尝自谓，于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又曰，‘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冶。这段话具体记述了李鸿章为自身遭遇感到不平，愤慨难言之情跃然于字里行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明确申述他之所以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而遭国人怨谤，并非完全出自他个人的意愿，“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之语，反映了李鸿章对慈禧等人昏庸无能、出尔反尔的两面手法的怨恨之情。这些属于忌讳的话语在公开场合是绝对不能说的它为我们研究李鸿章这样一位为清廷当替罪羊的悲剧式人物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第一手资料。
该书对李鸿章与曾国藩间深厚的师生情做了具体描述。关于李鸿章洋务思想言行的产生形成以及实践过程，吴永记述了一段很值得重视的史实：“公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公，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和神圣。……又曰，‘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出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百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这一大段记述，反映了李鸿章洋务观受曾国藩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它可与曾国藩同李鸿章书信往返中有关对外交涉的具体态度的论述两相参照。
该书在其他有关史实方面的记述也较具体详尽，为人们研究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许多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尽管作为封建官吏的吴永，在书中所反映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很明显的，但研究者们可以在筛选和印证其他材料的基础上加以参考利用其基本史料。
他自幼接受过传统封建教育；但他厌弃科举，无意功名，喜读《船山遗书》，追求经世致用之学。
曾广河（1874-1898年），字和一，号百航，又字幼符，又号梦荪，曾国荃孙子，曾纪瑞第三子。清邑庠生，特赏员外郎，刑部奉天司行走，诰授中宪大夫。
尽管曾广河在六岁的时候，父亲曾纪瑞就离开了人世，但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裕，尤其是曾氏家训氛围极为浓厚，使得缺少父爱的曾广河仍在长辈们的严格要求下，接受系统的封建传统教育，读私塾之后又到湘乡官立东皋书院就读。东皋书院创建于1684年，立有比较完整的教学规条，在清末湘乡五大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曾国藩亲题“东皋书院”门额，并撰“涟水东山倶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楹联。本来，曾广河可以在这所颇有名气的官立书院锐意功名，但他对科途不感兴趣，大约在东皋书院读书两年后，便定居荷乡大夫第，在自家或富厚堂书楼钻研儒家经典，涉猎文史百科。经过多年的自学，曾广河的学识功底大为长进，知识面十分宽广。他不仅喜读由伯祖父曾国藩、祖父曾国荃共同主持刊印之《船山遗书》，还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日渐认同经世致用之学；同时，他还自学了许多有关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对中西文化的优长劣短有了初步认识。
1894年，曾广河由邑庠生特赏员外郎，就职于刑部，有机会了解到清政府内政外交实情，尤其是结识了许多具有新思想、主张对内改革对外向西方学习的有识之士。次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华民族危机日趋深重。从而，变法维新思想不断兴起，要求变法维新的呼声日趋高涨，曾广河很自然地便参与到这一历史事件之中。
他不仅参与变法维新，而且成为维新志士谭嗣同的好朋友，最终为变法维新以身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