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芳女校的办学经费，最初除巴路义女士捐助之外，主要来自曾家私产，没有接受政府的津贴。曾宝荪并不拒绝任何团体或个人捐资，但她有一个条件就是：捐款者必须信任学校，否则宁可不要。譬如英国阿丁顿基金会愿捐献一笔巨款，但因附有条件而遭曾宝荪拒绝。又如南洋某烟草公司创办人已加入日本国籍，在当时中国抵制日货时，为证明自己是中国人以便于向中国国内推销货物，于是以捐巨款为饵，请曾宝荪证明，而被她断然拒绝。
艺芳女校的学制是实行小班制和六年一贯制，所以每次招收学生每班不超过三十人。但当时私立学校的惯例是，班次多人数多才为合算，而艺芳重在人才质量，不在于赚钱，从而始终坚持每班不超过三十人这一原则。
艺芳女校的办学宗旨和方针是培养融爱世精神与忠恕之道为一体的人才。据徐少英撰文指出，曾宝荪办学，具有这样几大特点。一是注重对每个学生人格的培养。艺芳女校倡行荣誉制，凡学生寝室、房门、衣柜都不落锁，校内花果学生不乱采乱摘，别人的东西不经许可不擅用。图书馆内放有一本签名簿，借书者自行登记，按时送还，管理员只负担清理打扫卫生的工作。考曾试不用监考，学生没有舞弊行为。二是培养学生的自治精神。校内建立有一个学友会，由全校师生共同组成，会长及职员都由学生充当。学生自治及一国切课外活动，以学友会为汇归，有事讨论时，上自校长，下至生员，都可各藩抒己见，畅所欲言，然后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三是培养亲爱精诚的风尚。
校长与全体学生都住宿于校内，学校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彼此平等，相家互爱护、尊重。老师视学生如子侄，学生视老师如父母。对功课较差的学生，族各科教员至校长亲自为之补习，不收任何补习费用。四是有教无类，不歧视族学生。曾宝荪认为：大匠无弃材，大的可做栋梁，小的可作几案，所以不分智愚高低，一视同仁。在校三十余年，没有记学生一次过，更无淘汰、开除学生的事发生。由于坚持了这样一种办学宗旨和方针，艺芳女校的学风淳朴，在每届全省中学毕业会考中都名列前茅。如1935年湖南省举行第二届中学生毕业会考，全省不及格的学校三十余所，艺芳女校的毕业生不但及格，而且半数以上的学生成绩超过八十分。因此，艺芳女校绝大部分毕业生都能考上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有突出成就的如曾昭燏，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宪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惠雅，湖南医科大学教授，曾任职于美国；徐少英，留学英国，台湾大学等学校教授；袁恬莹，湖南医科大学教授，现在美国从事专题研究等等。
曾宝荪立志教育救国，全心奉献给教育事业，抱定独身主义。她在金陵女子大学演讲后该校学生提问：“请问曾先生为何要抱独身主义？如果您结了婚，定是位非常良好的母亲。”她回答说：“如果我结了婚，至多只能做数人的好母亲，而我现在则可做无数人的好母亲”。这种全力献身教育的精神激励着曾宝荪。自1918年创办艺芳女校起，至1949年前夕，该校中间经历了三次停办又三次复校的挫折。在历时三十二年的惨淡经营中，她始终没有向困难低头，执着地追求她心目中的女子教育事业而献出其青春、才华和钱财。
正如她的学生徐少英指出：“先生毕生不嫁，她的韶华光景，化为广大的春风，吹放了盈门的桃李，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美丽的诗篇。”平心而论，这一评价并不过分。
曾宝荪在湖南从事教育工作期间，还先后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湖南省高等检定考试委员会委员等职。她对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社会并未忘记她，并给予了她较高的政治地位：她是湖南省临时参议会第一、二届参议员；中央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太平洋国际讨论会第二、三届大会中国代表；世界基督教宣教协进会第二、三届大会中国代表等。
她曾代表中国两次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又在国内巡回演讲西方宗教；她还是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
由于曾宝荪在宗教界和教育界的名声日益增高，所以她在1928至1936年间先后出席过四次国际性会议。这其中包括：两次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两次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此外，还做了一次国内巡回演讲。
1928年春，曾宝荪与中国各教会领导人二十余人出席了在英属耶路撒冷召开的世界宣教会会议。参加此次大会的有世界范围内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他们从上海乘轮船，沿途经过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到埃及波赛港上岸再往开罗，继续前进至英国殖民地耶路撒冷。这里的主教是英国人马英士，他很热情地设宴招待了曾宝荪等人。因马主教的姑母曾认识曾宝荪的伯祖父曾纪泽等人，所以曾宝荪得到马主教特别亲近的接待。这次会议开了两个星期，令曾宝荪感受最深的是在“受难节”前夕的一天晚上，由大会主席穆德在客西马尼花园内主持的宗教仪式。先由穆德宣读《圣经》，提及耶稣入园祷告及被犹太人出卖的往事，全体代表沉寂默祷并追念耶妹的痛苦，然后唱圣诗，迈步走上橄榄山。次日，即复活节这一天，“大家同领圣餐，数百人携手同唱离歌，依依惜别，表示只要耶妹的爱，不分国界、人种、语系，全世界可以如兄弟姊妹一样的相亲相爱”。宗教能扼制人的欲望的泛滥，在客观上产生一种关心他人、关心世界的效果。自参加这次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宣教会议之后，曾宝荪感到自己的灵魂进一步得到净化，更是将自己的爱心全力倾注到女子教育事业之上，决心为社会的安定和宁静贡献自己的一切。
1938年圣诞节期间，曾宝荪第二次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地点为印度南部马得拉斯基督教大学。这次大会比上次的人数更多，除一般基督教徒外，还有希腊正教的神父及信徒好几百人。出席这次大会使曾宝荪感受最教为大敌，近来却看出极端的唯物哲学才是宗教的大敌。”由此可以看出，曾宝荪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她从内心深处被温情脉脉、说得娓娓动听的“上帝之言”吸引住了，被彻底驯服过去了。
除了参加会议讨论之外，曾宝荪等人还深入印度社会考察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她觉得印度的“阶级制度很严”，教会冲突比较严重，贫富相差悬殊等等，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的实情。但她非常钦佩甘地的才能和品格-用力行、入狱、节约来劝化印度人。会议结束后，曾宝荪与郑少怀一同去英国传播教义。她们在英国从南到北，沿途即兴演讲。在伊顿学校图书馆内，曾宝荪做了一次很受人欢迎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抗日必胜”，作为东方女性在这里演讲的第一人，她后来在回忆录中还为此感到自豪。
1936年夏，曾宝荪受中华全国青年总会的邀请，到国内十二个大城市做了一次巡回演讲。这次演讲的目的，主要是把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扩大，“尤其是以受过教育的人及在校中学以上学生为对象”。曾宝荪演讲的重点是文化教育与宗教之间的联系。其他两个演讲者，一个侧重于“科学与宗教”曰一个是“专心宗教问题”，并接受学生签名慕道的。他们是福州的陈文渊和沪江大学的涂羽卿。他们三人以上海为起点站，沿途经天津、北平、太原、长沙、武汉、南京、杭州、福州、厦门、香港至广州，累计讲演一百多场次，听讲者大多是高等院校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这期间，曾宝荪还出席过第二次和第四次太平洋国际会议，此处着重叙述一下她在日本参加的第二次太平洋国际会议的情况。
1929年春天，曾宝荪在艺芳女校收到许多有关日本的宣传品，“尤其是由东三省寄来的，对于日本在东三省所经营的南满铁路及其他商业，都极力地说是与中国有益，又有许多文化事业的宣传，说中曰应当本同文的关系，互相友善”。是年5月中旬，她正式接到太平洋学会的邀请书，请她去日本西京(京都)开会。这个学会原来叫太平洋人民外交委员会，“但人民不能真正办外交”，才改成学会的名义。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中国、美国、曰本、英国、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家，还包括苏俄和韩国的观察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满洲问题以及太平洋各国的侨民和殖民问题。是年7月，曾宝荪在沈阳参加预备会议后，回上海亲戚家住了几个月才于10月中旬启程赴日本。会议所在地设在日本西京的奈良公园内的一个旅社，每天上午开会，下午分组讨论，晚上则请社会人士参加。会议期间的一次有关讨论东西文化的比较问题时，曾宝荪强调东方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所在：“我站起来说‘东洋文化，有人伦道德，个人思想自由（不受报章杂志的宣传)，重义轻利的教训，实在可补西洋唯物主义及惟利是图的缺点，颇得在座听众的赞许。”值得注意的是，曾宝荪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
徒，她信仰的是《圣经》上记载的美好词句，用仁爱之心去处世做事，并不赞同全盘接受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尤其是物质文明。她认为中国的“人伦道德”是永存的，是尽善尽美的。因此，她在主办艺芳女校时，就是秉循爱世精神与忠恕之道两者相结合的这一原则去培养人才的。
她在台湾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倚重，但作为不大；晚年以整理曾氏家藏部分手稿为务，保存了有关曾国藩兄弟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1949年夏，曾宝荪到香港走亲访友，是年11月与曾约农一道应邀赴印度，参加世界和平会和世界基督教协会会议。他们在印度停留三个月之后，于1950年3月底又返回香港。起初，曾宝荪等并不打算去台湾，想在香港定居下来。她的弟弟曾昭桦、曾昭柯等创建了一个纺织汗衫厂，想解决衣食住问题。他们请曾宝荪投资，但她不敢轻易一试：“我始终不敢投资，我的钱很少，一家又要靠我每日吃饭，不敢冒险。”她的理由是：“我说我们不是做生意的人，既不能奔走权贵，又羞于交结市侩，又不能逢迎当道，要生意兴隆，实在不易。”是年冬，蒋介石派孙沂芳赴香港邀请曾宝荪、曾约农姐弟赴台。1951年初，曾宝荪等抵达台湾时，受到宋美龄和陈立夫夫人的盛情欢迎。蒋介石还特意任命曾宝荪为中华民国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是年，曾宝荪以台湾当局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会后赴伦敦大学讲演。1954年，曾宝荪被任命为“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这项职务实际上是闲职，且她在这时已体弱多病，不能过多参与实际事务了。因此，她在晚年主要是整理曾氏家藏手稿。
曾氏家藏手稿和抄件，原来都集中汇藏在湖南湘乡县曾氏故里“曾八本堂”，又称“曾富厚堂”。对于这些家藏手稿和抄本，在旧中国很少有人能够过问，曾氏后人亦始终秘不示人。1949年8月，曾宝荪与曾约农从湘乡故里将曾国藩兄弟及曾纪泽等人的日记、书札手迹及其他部分轻便稿本抄件运到九龙，1951年再转运到了台北。所以，曾宝荪晚年与其弟曾约农整理的就是这一部分曾氏文献，而不是全部手稿和抄本，有关曾国藩的大批奏章、咨、札原稿和录存的清廷谕旨及公文批牍抄件等一概弃置于湘乡故居。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如何保存好带去台湾的那一部曾氏家藏手稿和抄件，是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去台后一件最大的心事。他们认为，“这些都有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记录。可说不是我们曾氏一家之宝，乃是国家之宝”。起先他们将这批家藏手稿和抄本保存于台湾自己的住处，但既怕火烧又怕水淹；又曾寄存在谭季甫妹夫的办公室一段时间，但因那里潮湿太重，又只好搬回姐弟俩住处。正在曾宝荪、曾约农为这批曾氏家藏手稿和抄本感到不知怎么处置之际，吴相湘等学者提出建议：“先由学生书局影印重要的一部分出版，以便流传世界，万一遭大难把原文失掉时，人间还有遗迹可考。”于是，曾宝荪与曾约农根据这一建议，决定先将曾氏家藏手稿和抄件进行简单整理，于1965年由学生书局分别影印了《湘乡曾氏文献》《曾惠敏公手写日记》《曾文正公手写日记》等，共计二十四本，但原稿仍保存于台湾家中。1971年11月，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召集与曾国藩有血统关系的人讨论手稿和抄本原件的最终处置问题：“我们向文正遗像行礼之后，开茶点之前，我就提议保存文件方法，讨论一番后，决计寄存故宫博物院，在座的均无异议，于是就决定照办。”决定形成后，曾宝荪就着手清对学生书局的影印本与原稿有无错误遗缺的问题。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全部清对完毕后于1972年2月7日上午10时，正式举行曾氏家藏手稿和抄本寄存仪式，实际上这批文献就正式捐赠给了台湾故宫博物院。曾宝荪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当时的心境说：“这些文件书籍，与我们相伴差不多四十多年，一旦别离，不禁有点伤感。……不过我们心里也减少了一半压力。”此后，曾宝荪与弟弟曾约农相依为命，同住台北市和平路。1978年7月27日，这位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女子教育的爱国基督教徒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八十五岁。
他自幼接受过中西两种文化的教育，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工科学士归国后协助曾宝荪创办艺芳女校，成就斐然。
曾约农(1893-1986年)，号昭树，湖南湘乡县荷塘(今属双峰)人。系曾纪鸿孙，曾广铨长子。他出生于北京，其父此时奉命赴任驻英使馆参赞，携眷前往，尚在襁褓中的曾约农就随父母定居伦敦达六年之久。生长在西方世界的曾约农在三岁时，就在父亲的督教之下学习中英文字，六岁归国时对中英文字均能按父亲的取选背诵不忘。回到中国后的十年间，他致力于柔史刚经，兼及词赋，博涉多通，打下较为坚实的国学基础，同时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一门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