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领导的成功秘诀
桑顿/文
《财富》杂志曾发表过一篇叫《我见过的最佳建议》的文章。那是一篇励志文章，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有一位教授还为此写了一本新书，名为《领导力——我见过的最佳建议》，书里面提到136名成功CEO、教练、咨询师、教授、经理、总裁、政府官员和宗教领导者，他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最佳的领导建议。
下面这7条是领导们成功的共同秘诀：
领导就是促使事情发生
如果你想让某件事情在学校、在职场上或是在你的社交圈子里发生，就要尽全力去做，其间免不了琐碎的事情阻碍前进。
约翰·巴尔多尼是《领导交流顾问》的作者，也是巴尔多尼咨询公司的创始人，这条经验源自他做医师的父亲。父亲教育他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同时，他的妈妈教导他要同情他人。所以，另一条领导名言诞生了：坚持做某事不应建立在损伤他人的基础上。
倾听和理解问题，然后领导
我们一次次听到：“上帝给了我们两只耳朵、一张嘴是有原因的。”或是像史蒂芬·柯维说的：“寻找理解，好过被理解。”作为一位领导者，首先要倾听问题，然后再去指导，这是田纳西州IBUN公司总裁兼CEO CordiaHarrington给出的最有价值的建议。
回答公司内每个人都想问的三个问题
公司员工想让领导同答的三个问题包括：我们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如何到达那里？我的角色是什么？AHS公司总裁兼CEO凯文·诺兰相信，这三个问题回答得越明确，结果越让人满意。
控制好目标，可以让你在当今动态的商业世界中任意驰骋
全球对话中心和领导解决方案公司总裁、CEO及创始人Debbe Kennedy与大家分享了这条建议。
她早年是IBM公司一名年轻的经理，被委派到当地营销办公室完成第一份作业。她的一位同事Bookie把她叫到办公室，给她提出一个建议，这条建议至今让她记忆犹新。他说，工作、任务、职务以及公司会随着动态的商业变化而发生变化，他建议不要把目标树立在这几项上，应该不停地学习技能，使自己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他说的这四个技能包括思想能力，战略能力，高效执行的能力，以及保持行事高标准的能力。
怀揣好奇心
好奇心是持续进步的必要条件。有人给The Traveller前任执行副总裁及首席信息官MarryJean Thornton建议，让她去研究人、流程及结构。他教导她要保持好奇心。他经常提醒Thornton，进步是基于一部分思考，她学会了好奇，思考她公司的未来，明白现在，才能创造性地让人和组织接近梦想。
听两方面的论据
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及少数民族参议院领袖Brian P.Lees收到的最有价值的建议来自他的导师、美国参议员Edward W.Brooke，他告诉他要听得进去不同的意见，赞成的与反对的，都要用心去听。只听那些与你有共同背景和意见的人是愚蠢的。应该尊重那些反对你的人所阐述的观点，也许从他们的角度出发，那完全是对的。
不仅听，还要和意见不同的人讨论，从教授到政府官员，从老人到学童，不仅要在商业中成为好的领导者，还要在你的社会圈子中成为有价值的成员。
准备，准备，再准备
如果你没有做任何准备，那么先要做好失败的准备。阿默斯特大学男子篮球教练Daye Hixson曾说过一句名言：“准备是获胜的自然规律。”Hixson每年，都会问他的团队：“你们想赢吗？”“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的建议来自不同渠道，包括父母、亲戚、咨询师、老板、工友、导师、教练和朋友。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记得向每个人开放，倾听他们的声音，但还要培养自己风格独特的领导力。
白啤酒现象
汪新华/编译
众所周知，“中国制造”的产品很便宜。有闹钟功能的收音机只需几十元钱就能在超市买到。从牛仔裤到餐锅再到钻床，如今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中国的生产在线生产，它们之所以廉价，是因为中国工人报酬不高。不过，全球化仍然让人纳闷：为什么有些进入中国的西方货，价格也比在原产国还便宜呢？
我把这称为“白啤酒现象”。
德国巴伐利亚人肯定会觉得奇怪，在北京的酒吧，一杯德国白啤酒的价格居然比在慕尼黑还便宜，25元人民币就能买到半升。而在慕尼黑，一般人只能在大学生酒吧里喝到这么便宜的啤酒。可这种啤酒是产自巴伐利亚的原汁原味的白啤酒，它要跨越半个地球，才能抵达中国。既然如此，一杯白啤酒的价格为什么会比在慕尼黑还便宜呢？
当然，北京的工资水平和饮食开销要比德国低。在北京，一个干得不错的女服务员每月挣2000元至3000元人民币。这里的餐馆和酒吧的租金也相对低一些，另外，北京的老板要比其德国同行更会精打细算，但单单这些因素都不足以解释“白啤酒现象”。
这得从经济上找原因，那就是中国的经济繁荣。由于世界上大多数消费品都产自中国，所以每年都有数百万艘集装箱船从世界各地开往中国。每年有2000万只集装箱奔波于世界各大洋，其中1/4装的是中国制造产品。
货轮从上海到荷兰鹿特丹、德国不来梅或汉堡需要29天，那些从中国运出产品的货轮必须将集装箱发回中国，而它们返回中国时搭载的货要少得多，其运费也低很多。一只标准集装箱到中国的运费大约为4000元人民币，据一位德国船主透露：“将一船啤酒从不来梅港运到中国，其运费不会高于从慕尼黑到汉堡。”不过，全球化就意味着有来有往，这当中没有不公平之处。因而，德国人买到了价廉物美的中国闹钟收音机，中国人喝到了便宜、地道的德国白啤酒。
当经济学遇上心理学
唐丹妮/文
神经经济学
和许多小有积蓄的人一样，我把钱投资到了股票市场。我持有一家石油公司、一家制药公司和一家电信公司的股票。我喜欢这么安慰自己，我选择这些股票是因为我能从它们身上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价值，但事实却难以证明这一点。就在纳斯达克崩盘后不久，科技股正大跌，我早该把电信公司的股票抛出，却想再观望一阵，希望它回升。6年过去了，这支股票仍在以低于我当年买进的价格进行交易，而我仍然在观望。
有时我会想，在做出愚蠢的投资决定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几周前，在参加纽约大学脑部成像中心的一次实验时，我终于有机会找到答案了。24岁的心理学博士彼得·索科尔·赫斯纳正在进行神经经济学领域一个项目的研究，利用最新的成像技术探索神经系统在人们做出经济决策时所起的基础作用。
损失财物的心理痛楚
赫斯纳对“损失规避”特别有兴趣，我只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拒绝卖出电信公司的股票。过去的10年里，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证明我们有多害怕财产损失。如果给人们一个均等机会，可以赢得150元或是输掉100元，大部分人都会放弃这个机会，尽管参加这样的赌博对他们有好处。简单计算一下：获胜的概率50%再乘以150元，损失的概率也是50%再乘以100元，可以得到50%×150—50%×100=25（元）。但是当人们面对这个选择时，有可能得到的150元根本比不上可能损失的100元。事实上，直到获胜的奖金增加到200元时，大部分人才会接受赌注。
为什么在有更多的回报时，我们还那么害怕损失呢？损失财物让人感受到的心理痛楚总是比获得同样回报所带来的心理愉悦要大。在大脑成像中心，我看到了核磁共振成像仪。“当血液流经大脑，会造成磁场的微小变化，”赫斯纳解释道，“扫描仪能告诉我们血液在哪流动，我们能得知哪部分大脑正在活动。”我进入核磁共振成像仪后，任务是考虑头上方小屏幕上显示的一系列投资方案。每次我都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利弊各半的赌博，另一个是0（即不参加）。第一个方案出现了：可能得到4元或损失2元和一个0。只用3秒钟我就做出决定，2元看起来不是个大损失，所以我选择了接受赌注。屏幕上显示出了信息：“你赢了4元。”
胆大的人适合投资吗
早在参加这次实验之前，我就拜访了赫斯纳的导师、帮助创建神经经济学学科的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柯林·卡曼若。他向我介绍了所做的一项实验。参与者要预测从一副纸牌里摸出的下一张牌是红色还是黑色。实验最开始，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整副牌中红牌与黑牌的数量，以便计算下一张牌是某种颜色的概率。接下来的第二个实验，参与者只知道整副牌的总牌数。与第一个实验相比，第二个实验更接近真实世界：参与者只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一点了解，而不是更多。
正如研究人员所预想的，两个实验的参与者大脑的反应也不一样。获取较少信息的第二个实验参与者的杏仁核和前额脑区底部表现得更活跃，这两个区域与人类对恐惧等情绪的控制和记忆有关。“大脑不喜欢不明确的情形，”卡曼若告诉我，“当大脑不能弄清正在发生什么时，杏仁核把恐惧传送到了前额脑区底部。”实验的结果表明，当人们遇到不明确的情况时，理智能战胜情感，致使人们拒绝具有危险性的提议。这就得出了“拥有较少恐惧感的人更适合做投资”这样有趣的结论。
理智与冲动
10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学家乔纳森·科恩说：“神经经济学的关键在于研究大脑的多样系统。大多数时候，这些系统还是相互配合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会相互对抗。”
有个被经济学家称为“最后通牒游戏”的例子极好地证明了科恩的观点。想象你和一个陌生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经济学家走近，提议给你们俩10元钱。他让陌生人决定10元钱该如何分配，而让你决定接受或拒绝分配方案。如果你接受，钱将按他的提议分给你俩：如果你拒绝，任何一人都无法得到钱。在此情况下你会做出何种决定？即便只有1元，经济学家也会劝说你接受，但是大多数人都会拒绝低于3元的分配方案。
科恩及同事组织了一系列“最后通牒游戏”，并通过仪器检测参与者的脑部。当参与者接到2元的报价，想到另一个参与者将得到8元时，他们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人类大脑中用来推理的区域）变得异常活跃，同时双侧前脑岛（大脑边缘区域的一部分，受情绪驱动）也活跃起来。边缘结构越活跃，人们越有可能拒绝提议。研究人员发现，看起来像是大脑中的两个区域通过对抗来决定该怎么办，前额叶皮层想要接受，前脑岛却想拒绝。
为什么多数人拒绝了较低的报价呢？也许人类原本就对公平存有偏爱，并且当这种偏爱被侵犯时就会生气，以至于为了惩罚别人而不惜使自己也遭受损失。或者人们拒绝低报价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看起来软弱。卡曼若说：“这些发现表明，参与者拒绝一个不公平提议时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相反，看起来更像是极度情绪化的结果。”
当然，在经济交易中，信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苏黎世大学的恩斯特·费尔通过一个“信任游戏”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该游戏最简易的版本是：一个游戏者把钱给另一个游戏者，由另一个游戏者进行代理投资，并由其决定返还多少自留多少。第一个游戏者投资得越多，所期望获得的回报就越大，但是却需要对第二个游戏者有更多的信任。两个游戏者互相信任，就都将受益；如果互不信任，游戏结束时都所获无几。
长期回报与眼前诱惑
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的行为只为了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的存在能协调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对所有人都有益的结果。神经经济学家的研究却在两个方面挑战着这个论点：如果情感总是战胜理智，那么人们的行为总是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的的假设就不成立了。同样，如果市场反映的是人脑边缘系统特别活跃时做出的决定，就没有理由相信市场的结果不能被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