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7月27日，10万北伐军以两广为基地，分三路出发，策略以“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为主，实行各个击破。根据这个策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进兵湖南，援助退守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合后，胜利攻下长沙，占领岳州，进入湖北境内。1926年8月26日，北伐军六个团对湖北汀泗桥发起猛烈攻击，吴佩孚亲临督战，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经过浴血苦战，连克汀泗桥和贺胜桥。8月31日，北伐主力集结武昌城下。9月初，北伐军向武汉三镇发动攻击，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日，北伐军占领武昌。吴佩孚率残部逃往河南，至此，吴佩孚部队基本被消灭。
原来中立的孙传芳见势不妙改变了态度，派福建的五省联军乘机进攻粤东，企图切断北伐军后路。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从两湖地区挥师东进江西，追击孙传芳，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与此同时，其他两个师乘势向福建发动反攻，占领福州。由于闽军遭东路军一路杀溃，驻守福州的守军与海军第一舰队于12月2日决定接受广东政府改编，东路北伐军于12月间占领福建全省，向浙江挺进。1927年2月底，占领浙江全境。3月22日一军进驻上海。3月24日二军、六军占领南京。
北伐战争开始后，冯玉祥在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定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将部队改编为国民军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共产党人刘伯坚任联军政治部副部长。随后冯率部挥师南下，很快控制了陕甘宁，与北伐军会师于中原。北伐仅一年时间，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皇姑屯事件之后，身负国仇家恨的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南京，宣布改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至此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形式上完成了统一。
八一南昌起义
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加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汪精卫成为政治上的领袖，而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则掌握着军权。1926年3月，蒋介石用武力平息“中山舰事件”，国共两党关系陷入危机。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排除共产党员的提案。
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等人为首，坚决主张向蒋介石发起反击，但这一主张并未被苏联顾问团和中共中央采纳。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不仅为蒋介石开脱，还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苏联顾问鲍罗廷也主张对蒋介石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正是陈独秀、鲍罗廷等人的妥协态度，使得蒋介石得寸进尺，迫使共产党员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一些苏联顾问也被辞退回国。
南昌起义
同年，蒋介石以“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为名，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各级领导机构内中共党员不得超过1/3，企图以此削弱和限制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条件。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全面反共，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发动武装斗争保卫革命果实。
1927年7月中旬，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听取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同志的建议，召开紧急会议，组织了不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并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委派临时中央常委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指挥南昌起义。7月26日，周恩来秘密离开武汉，来到南昌，积极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7月27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正式宣布成立。当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支持共产党，信仰马列主义，因此深得同志们的信任。周恩来亲临军队指挥部，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的总指挥。由于形势紧迫，前敌委员会把起义的日期初定于7月30日。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混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想要阻止起义。周恩来据理力争，前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一致反对张国焘，坚决认为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张国焘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破产了。前敌委员会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
31日夜晚的南昌城内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方面，起义指挥部内人声鼎沸，灯火通明，指挥部前后架起了机枪，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也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另一方面，敌人的营房中，则是一派醉生梦死的景象。正在这紧要关头，起义部队中有人叛变了。周恩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两个小时。
8月1日凌晨2点左右，侯镜如率领部队潜至敌营，向空中发射了三枚红色信号弹，率先投入战斗。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指挥下，3万多名起义将士猛虎般地扑向敌人，城里城外，到处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经过数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歼灭了反动军队五个团约万余人，缴获步枪万余支，控制了南昌城。
8月2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革命委员会成立，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言大纲》，并举行了隆重的宣誓授印仪式。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参谋长。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始有了自己的革命武装。
革命根据地与反“围剿”战争
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又相继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但都在攻取大城市的战斗中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1927年9月，秋收起义受挫的革命队伍在文家市会师，毛泽东说服大家放弃进攻长沙，前往江西。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他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官兵平等、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在周边的农村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理论到实践上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随后，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此时，南昌起义的队伍，在经过9个月的辗转后，也来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们撤离南昌后，毛泽东一直非常关心这支打响了第一枪的革命武装，无奈信息一直被敌人严密封锁。后来，毛泽东偶然发现一张敌人留下的报纸，才知道朱德的部队已经到了潮州、汕头一带。南昌起义的部队有了下落，毛泽东非常高兴，他马上召集干部开会，表示一定要与他们取得联系。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队伍，来到了湘南地区。并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组织领导和配合下，发动了湘南武装起义。3月，在永兴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3月底，面对敌军的三路“协剿”，为保存革命力量，除留一部分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外，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和农军向井冈山转移。4月底，两军终于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井冈山会师成功保留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从此，革命渐成燎原之势。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3年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约10万人，并开辟了10余块苏区。10月，在中原大战取得基本胜利之际，蒋介石迅速聚集了10万兵力，以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中央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决定诱敌深入，待其疲惫时，一举歼灭，最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1931年2月，蒋介石派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18个师另3个旅、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最终，红一方面军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5万余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赶赴南昌指挥，调集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兵力，并请德、日、英军事顾问参与战事筹划，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3万人在毛泽东指挥下，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敌1.5万余人，缴枪两万支，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近40万兵力，蒋介石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对各个根据地的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何应钦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通过黄坡、草台冈两战，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名，缴获步枪万余支、新式机枪300余挺、大炮40门，基本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也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大军和200架飞机，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命令红军全线出击，当攻击受挫后又实行消极防御策略。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到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经过一年苦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终未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
敌人日益进逼，根据地逐渐缩小，根据地军民生活越来越困难，面对残酷的现实，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
万里长征
1933年10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中央苏区的红军。大战当前，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却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得红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红军主力5个兵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向西转移，由此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则被留下，由项英、陈毅等人领导在南方进行游击战争。
红军过草地
1934年冬，中央红军接连突破了敌军的三道封锁线，继续向西前进，准备前往湘西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预见到了中央红军的意图，在湘江集结了大批兵力，形成了第四道封锁线。面对敌军的全面进攻，中央红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渡过湘江，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之后，出发时的8万余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余人。
在这危急关头，尚未恢复权力的毛泽东要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行动方针，并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议向四川、贵州边界进军。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红军强渡乌江，向贵州疾进。西进贵州的行动，把蒋介石的大部分兵力总计约40万人抛在了湘西，红军重新争取到了主动。
在这次行动中，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再次受到一致肯定。1935年1月6日至8日，中共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纠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责政治和党务，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行动。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中国革命极其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此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在川、黔、滇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击破，以少胜多。随后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成功在懋功会师。
中共中央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同年8月，两军混编共同北上。9月17日，激战腊子口，进入甘南。10月7日，翻越六盘山。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
西安事变
在北伐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此时的中国国民党，已经成为了一个由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然而，在屠杀面前，中共中央却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使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随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后在冯玉祥的斡旋下“宁汉合流”。几经周折，蒋介石大权独揽，蒋家王朝的统治初步建立。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先后打败了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新军阀的割据势力，逐渐建立起了在全国的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开始沦陷。随后，日本又向中国发起一波又一波的侵略浪潮。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心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