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可怜的人就被枪毙了，我们又被继续向前赶。那个跟我一起掐死叛徒的排长，直到波兹南始终走在我的旁边，头一天，一路上还不时握握我的手。在波兹南，我们因为这么个缘故给分开了。
“嗯，是这么一回事，老兄，从第一天起我就想逃回自己人这边来。不过逃，一定要有把握，可是在到达波兹南、被送进正式俘虏营以前，我一直没碰上适当的机会。到了波兹南的营里，可来了这样的机会啦：五月底，把我们派到营附近的树林子里，去给我们那些死去的战俘挖墓。当时我们的弟兄生痢疾死了很多。有一天我一面挖着波兹南的泥土，一面向四下里望望，结果发现两个卫兵坐在地上吃点心。还有一个在太阳下打瞌睡。我扔下铁锹，悄悄地走到一丛灌木后面……然后就一直朝太阳出来的方向跑去……
看来，那些卫兵不是很快就发觉的。我当时身体那么虚弱，哪儿来力气能一昼夜跑了将近四十公里——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可是我的梦想落空了：第四天，在我已经离开那该死的俘虏营很远的地方，我被捉住了。几条警犬循着我的脚印跑来，它们在没有割过的燕麦地上把我找到了。
“那天天一亮，我不敢在旷野里走，而到树林子又至少有三公里路，于是就在燕麦地里躺下来休息。我用手掌揉碎麦子，稍微吃了些，又在口袋里装了些作为存粮，忽然听到狗叫声和摩托车的哒哒声……我的心停止了跳动，因为狗的声音越来越近了。我把身子紧贴在地上，双手遮住头，至少不让那些畜生咬坏我的脸。它们跑过来，一下子就把我身上的破衣服撕光，弄得我像刚出娘胎一样了。它们在燕麦地上把我随便拖来拖去，最后，一条公狗前脚搭在我的胸上，眼睛盯住我的喉咙，不过还没有更进一步来对付我。
“德国人骑着两辆摩托车开近了。他们先自己尽兴地把我打了一顿，后来又放狗来对付我，弄得我全身血肉模糊，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就这样，把我光着身子，血淋淋地带回营里。因为逃跑坐了一个月禁闭，但我还是没有死……我还是活了下来！
“回想起来真是难受，老兄，但要把当俘虏所吃的苦全讲出来，那就更加难受。你一想起在德国所受的那种不是人受的苦难，一想起所有的那些在俘虏营里给折磨死的朋友们、同志们，你的心就不是在胸膛里，而是在喉咙口跳着了，你就会喘不过气来……
“在被俘的两年中，我被他们赶来赶去，哪儿没有到过！在这段时期里，我走遍了半个德国：我到过萨克森，在硅酸盐厂里做过工；到过鲁尔，在矿井里运过煤炭；到过巴伐利亚，在土方工程上干得折断了腰；还到过绍林吉亚；在德国的土地上，他妈的哪儿没有到过？那边的风景可以说到处不同，但是枪杀和鞭打我们的弟兄，却是到处相同。那些天杀的坏蛋和寄生虫，打起人来那么狠毒，在我们这儿就是畜生也从来没有这样被人打过。真是拳打脚踢，什么都来；橡皮棍子，各种铁器，拿起就打，更不用说步枪枪托和别的木器了。
“他们打你，为了你是俄罗斯人，为了你还活在世界上，为了你在给他们这批流氓干活。他们打你，还为了你眼睛看得不对，走路走得不对，转身转得不对……他们打你，只是为了有朝一日把你打死，为了让你咽下自己最后一滴血倒下去。德国所有的焚尸炉，怕也不够给我们所有的人用吧……
“给我们吃的东西到处相同：一百五十克面包代用品，还和着一半木屑，再是一些冬油菜做的稀羹。开水——有些地方供给，有些地方不供给。也用不着我多说，你只要想一想：战前我的体重有八十六公斤，到秋天可只剩下五十公斤都不到了。真可谓瘦得皮包骨头，眼看着这副骨头都要扛不动了。活儿不断派下来，不让你说半个不字，而且那么繁重，就是运货的马也吃不消的。
“九月初，我们一百四十二名苏联战俘从库斯特林城郊的营里，被转移到离德累斯顿不远的B一14号营里。当时在这个营里，我们的人将近有两干名。大家都在采石场里干活，用手工凿下、敲开、弄碎德国的石头。定额是每人每天四个立方米。请注意，当时大家就是不干这活，也只剩下一口气了。结果是：我们这一百四十二个人，过了两个月就只剩下五十七个了。老兄，你说怎么样？惨不惨？当时我们简直来不及埋葬自己的弟兄，可营里又散布着一个消息，说什么德国人已经占领斯大林格勒，正在向西伯利亚猛进。
“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压得你眼睛离不开地面，仿佛你自己在请求，情愿埋在这人地生疏的德国土地里。而看营的卫队却天天喝酒唱歌，寻欢作乐。
“有一天晚上，我们下了工，回到营棚里，雨下了整整一天，我们身上的破衣服简直绞得出水来；大伙儿都在冷风中哆嗦，好像狗一样，冷得上牙对不拢下牙。又没有地方烘衣服，没有地方烤火，再加肚子里饿得比死还难受。可是晚上我们是没有东西吃的。
“我脱下身上湿漉漉的破衣服，扔在木板床上说：‘他们要我们采四方石子，其实我们每人坟上只要一方石子也足够了。’就是说了这些话，可是我们中间有个坏蛋，他把我这些牢骚向营的警卫队长密告了。
“营的警卫队长，或者照他们的说法，俘虏营长，是个叫米勒的德国人。个子不高，可挺结实，全身白得出奇：头发是白的，眉毛是白的，眼睫毛是白的，甚至于那双暴眼睛也是浅白的。俄国话讲得就跟咱们一样，而且重音打在字上，仿佛是个土生土长的伏尔加流域人。骂起娘来可是个了不起的好手。也不知道那畜生打从哪儿学来这一手？他叫我们在住区——他们把营棚叫做住区——前面排起队来，自己带着一群党卫队员，伸出右手，在队形前面走着。他的手上戴着皮手套，皮手套里还有铝制的衬垫，用来保护手指。他一面走，一面每隔一个人打着我们的鼻子，打得皮破血流。他把这叫做‘预防感冒’。天天都是这样。营里总共有四个住区，他就今天给第一区举行‘预防’，明天给第二区，这样轮流下去。这是个做事很认真的孬种，从来没有休息日。只有一件事，他这蠢货可无法了解：原来在他动手打人以前，为了使自己发火，总要在队形前面骂上十分钟。他不分青红皂白，娘天娘地地乱骂，我们听了反而感到舒服：仿佛听到了自己的本乡话，仿佛从家乡吹来一阵微风……要是他知道，这样骂法只给我们带来满足，那他一定不会用俄国话骂，而光用他们的德国话骂了。只有我的一个莫斯科朋友，可对他大为生气，他说：‘当他骂人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仿佛已经回到莫斯科，坐在扎采普街上的啤酒馆里，并且想喝啤酒，简直想得头都发晕了。’
“嗯，就是这个警卫队长，在我说了关于几方石子的话以后，第二天把我叫了去。那天晚上营棚里来了个翻译，还带着两个卫兵。
‘哪一个是安德烈·索科洛夫？’我答应了一声。‘跟我们走，营长本人叫你去。’我很明白为什么带我去，是要毙了我。我跟同志们告了别，他们都知道我是去送命的。我叹了一口气，走了。走到院子里，我抬头望望星星，跟星星也告了别，心里却想：‘你的苦可吃到头啦，安德烈·索科洛夫，照营里的叫法是，第三百三十一号。’不知怎的，我忽然可怜起伊琳娜和孩子们来，后来这种怜爱的感情也消失了。我开始鼓起勇气来，好跟一个士兵应该做到的那样，毫无恐惧地看着手枪的枪口，不让敌人在我最后的一分钟看见我也很舍不得离开人世……
“在警卫队长的办公室里，窗台上放着鲜花，干干净净，好像我们这儿漂亮的俱乐部。桌子周围坐着全营的长官。总共五个人，狂饮着白酒，吃着咸肉。桌子上放着一大瓶刚开瓶的白酒，还有面包、咸肉、渍苹果、各种打开的罐头食物。我对这些东西看了一眼，说实话，我感到那么恶心，差点儿呕吐起来。我饿得像一只狼，早已跟人吃的东西绝了缘，现在面前却摆着那么多好东西……我勉强忍住恶心，好容易才使自己的眼睛离开桌子。
“米勒喝得醉醺醺的，就坐在我的面前，玩弄着手枪，把它从这只手抛到那只手，同时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我，好像一条蛇。嗯，我就双手贴住裤子缝，碰响磨坏的靴跟，大声报告说：‘警卫队长，战俘安德烈·索科洛夫遵命来到。’他就问我说：‘怎么样，俄国佬，你说采四方太多吗？’我说：‘不错，警卫队长，太多。’‘你说做坟只要一方就够了吗？’‘不错，警卫队长，足够了，甚至还有得多。’
“他站起来说：‘我特别抬举你，为了你这些话，现在亲自来枪毙你，这儿不方便，咱们到院子里去，你到那儿去送命吧。’我对他说：‘听便。’他站起来，想了想，然后把手枪扔在桌上，倒了一大杯白酒，拿起一小片面包，又在面包上放了一小块咸肉，把这些一齐交给我，说：‘临死以前干一杯吧，俄国佬，为了德国军队的胜利。’
“我刚从他的手里接过玻璃杯和点心，一听到这话，全身好像给火烧着一样！心里想：‘难道我这个俄罗斯士兵能为德国军队的胜利干杯吗？？哼，你未免也太过分了，警卫队长！我反正要死了，你跟你的白酒也给我滚吧！’
“我把玻璃杯搁在桌上，放下点心，说：‘谢谢您的招待，但我不会喝酒。’他微笑着说：‘你不愿为我们的胜利干杯吗？那你就为自己的死亡干杯吧。’这对我有什么损失呢？我就对他说：‘我愿意为自己的死亡和摆脱痛苦而干杯。’说完拿起玻璃杯，咕嘟咕嘟两口就喝了下去，但是没有动点心，只很有礼貌地用手掌擦擦嘴唇说：‘谢谢您的招待。我准备好了，警卫队长，走吧，您打死我得了。’
“他却那么仔细瞧瞧我说：‘你死以前吃些点心吧。’我回答他说：‘我只喝一杯酒是不吃点心的。’他又倒了一杯，递给我。我喝干第二杯，还是不碰点心，希望壮壮胆，心里想：‘最好能在走到院子，离开人世以前喝个醉。’警卫队长高高地扬起两条白眉毛问：‘你怎么不吃啊，俄国佬？不用客气！’我再一次回答他说：‘对不起，警卫队长，我喝两杯也不习惯吃点心。’他鼓起腮帮，嗤的响了一声，接着哈哈大笑，一面笑，一面叽里咕噜地说着德国话，显然是在把我的话翻译给朋友们听。那几个也哈哈大笑，移动椅子，向我转过嘴脸来。我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同，似乎温和些了。
“警卫队长给我倒了第三杯，他的两手笑得直打哆嗦。我慢吞吞地喝干了这一杯，咬了一小口面包，把剩下的放在桌上。我很想让这帮该死的家伙瞧瞧，我虽然饿得要命，但决不会因为他们的小恩小惠而噎死。我有我做俄国人的骨气和骄傲，他们不论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把我变成畜生的。
“随后警卫队长摆出严肃的神气，整了整胸前的两个铁十字章，不带武器，从桌子后面走出来说：‘听好，索科洛夫，你是一个真正的俄国兵，你是一个勇敢的军人。我也是一个军人，我尊敬值得尊敬的敌人。我不枪毙你了。再说，今天我们英勇的军队已经开到伏尔加河畔，完全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因此我特别宽大，送你一条命。回到你的住区里去吧，这是因为你的胆量而给你的。’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一个不太大的面包和一块咸肉，交给我。
“我使劲夹住面包，左手拿了咸肉，因为这种意外的转变而弄得完全不知所措了，也没有说声谢谢，就来了个向后转，拔脚向门口走去，同时心里想：‘要是现在他在我的肩膀中间来上一枪，我就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朋友们那儿啦。’不，总算没有事，这一次死神又在我的身旁滑过去了，只让我感到身上一阵冰凉……
“我从警卫队长办公室出来，脚步还很稳健，但一到院子里就瘫痪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到营棚里，就倒在水泥地上失去了知觉。
“弟兄们在黑暗中把我推醒说：‘谈谈吧！’嗯，我想起了办公室里的经过，就给他们讲了一遍。‘咱们怎样分配这些东西呢？’睡在我旁边的那个同志问，他的声音有些哆嗦了。‘大家平分。’我回答他说。我们等到了天亮，把面包和咸肉用麻线切开来。每个人分到火柴盒子那么大的一片面包，连一粒面包屑都没有浪费。嗯，至于咸肉呢，你自己明白，只够抹一抹嘴唇。不过分得没有一个人有意见。
“不久，我们有三百个身体最结实的，被调到沼泽地带去排水，后来又送到鲁尔的矿井里。我也在那边一直呆到1944年，这时候，我们已经把德国人的脖子扭歪了，法西斯分子不再瞧不起俘虏了。
“有一次，我们全体做日班的给排起队来，接着一个外地来的上尉通过翻译说：‘谁在部队里或者战前当过司机的，向前一步走。’我们过去当过司机的七个人，就向前跨了一步。每人发到一件穿旧的工作服，由卫兵押送来到了波茨坦。到了那边，我们就给分散了。我被分配在托德工作——这是德国人的一个修建道路和防御工事的鬼机关。
“我给一个少校衔的德国工程师开‘超级奥普尔’。嚯，真是个胖得吓坏人的法西斯分子！矮身材，大肚子，横里竖里一样长，屁股大得像个胖婆娘。前面军服领子上挂着三层下巴，后面脖子上露出三条胖褶。照我看，他的身上至少有三普特净脂肪。走起路来呼哧呼哧，好比火车头；坐下吃起东西来，那副样子真吓得死人！有时候，整天大吃大喝，从手壶里倒着白兰地。偶尔我也沾到一点光：他在半路上停下来，切着香肠，干酪，又吃又喝；有时候情绪好，也扔给我一块，好像给狗吃一样。他从来不把东西交在人家手里，仿佛这样会辱没他的身份。不过，不论怎么说，比起在俘虏营里来，情况不知好多少了。我也开始逐渐恢复人样了，虽然是慢慢地，但在恢复了。
“我把这位少校从波茨坦送到柏林，又从柏林送回波茨坦，送了两个星期的样子。后来，上级派他到接近前线的地带去修防御工事，来对付我们的部队。当时我完全忘掉了睡眠：通夜考虑着，怎样逃回祖国，逃回自己人的地方来。
“我们来到了波洛茨克市。黎明时分，两年来我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大炮在轰隆轰隆地响。嘿，老兄，你可知道我那颗心跳成什么样吗？连我打光棍那会儿去同伊琳娜见面，都没有这样跳过！战事已经进展到波洛茨克以东十八公里的地方了。城里的德国人都变得格外凶狠，神经紧张，我那个胖子酒可喝得更多了。白天跟他一起在城外跑来跑去，他下着命令怎样修造工事，夜里他就一个人喝酒，喝得全身浮肿，连眼袋都挂下来了……
“我想：‘嗯，可不用再等了，我的时候到了！而且不光是自己一个人跑掉，还得把我那个胖子也给带上，我们那儿用得着他！’
“我在瓦砾场里找到一个两公斤重的砝码，把它裹在擦汽车的破布里，这样万一用得着它敲人，就不会敲出血来；又在路上拣到一段电话线；努力准备好一切必要的东西，藏在前面的座位底下。
“在跟德国鬼子们分手前两天，晚上我加好汽油回来，看见路上有个喝得烂醉的德国下士，双手扶着墙走着。我停下车，把他带到瓦砾场，剥下他的军服，扯下他头上的船形帽，把这些东西也都塞在座位底下，一溜烟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