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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

Camilo Jos Cela(1916—2002)

甜橙,冬天的水果

甜橙是冬天的一种水果。橙黄色的太阳沿着天地间的遥远道路、陌生而偏远的道路,徐徐地向山那边转去。

在一座燧石山脚下的阴影里,马儿的蹄下飞迸着火花。二十四幢房子挤在钟楼周围。房子幢幢残垣断壁,破烂不堪,黑乎乎的一团,仿佛患了黑斑病,渐渐把肌肉化成粪土。昔日的钟楼苗条而魁伟,今天却没有了尖顶,破败光秃,可怜巴巴,像一位遭难的英雄。有时,一块大石头被狂风掀下来,像天灾一样飞落在某一片屋顶上,砸碎上百片瓦,从此再没有人修补。在钟楼上,白鹳的空巢还等待着春天的红色朝阳。这朝阳将召唤远方的奇异的鸟儿归来。它们像勤奋的孩子一样把日历牢牢地熟记在心里。

白鹳的空巢在石头上扎下了神秘的根,牢固的根,白鹳的空巢——二十四根干树枝毫无规则地搭在一起——没有山风可以把它摧毁,没有闪电可以把它打落。在空鸟巢上,也许像高空的燕隼那样,会最先掠过上帝的影子。

随着夜色的降临,房舍的窗口透出了微弱的灯光。那些窗扇不十分严密,总是留着一道裂缝,不知是为了幻想、为了恐惧还是为了希望:像一颗满怀渴望的心,像一颗在孤独中得不到安慰的心。

如果眯缝着眼睛看去,那些透着光的裂缝就像捆在阴影上的干瘦的幽灵,就像最差的大刀片。这些大刀片各有各的光芒:有的像猫眼睛,有的像马眼睛,有的像狼眼睛。狼眼睛透出的是可恨的荆棘丛的颜色。那些光线的形状和动态,折磨着我们的脑神经,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一棵古怪的树,一棵把可怕的枝条伸进脑髓接缝的树。

一阵刺骨的微风从山上吹下来,像一条饿狗沿着小巷寻食吃。风儿吹进牧师的油橄榄林,发出呼呼的声音。油橄榄林的颜色已经变灰,像陈旧的银子,像古老的银币,色泽已经模糊不清。

在油橄榄林下,一道砖围墙整齐地伸向小溪,保护着绰号叫‘红脸’的埃斯特万·莫拉贡的绵羊,免得夜晚被黑狼叼去。莫拉贡这个小伙儿就要结婚了。高高的围墙上插满了多刺的灌木枝、扎人的干黑莓、尖硬的碎瓶子和进攻性的、厚颜无耻、冷酷无情的粗铁丝。“红脸”的防护可谓森严壁垒。

皮卡特尔的酒馆屋顶很低,皮卡特尔身材高大。

皮卡特尔的酒馆潮湿、阴暗,皮卡特尔暴躁严厉、缺乏理智。

皮卡特尔的酒馆黑暗、嘈杂,皮卡特尔面色白皙,但是言谈风趣。

皮卡特尔五十岁。皮卡特尔不吃午饭。皮卡特尔老挨老婆打骂。皮卡特尔是个懒鬼,是个烟鬼,是个赌徒。皮卡特尔爱往女人群里钻。皮卡特尔曾在非洲当班长,在阿鲁特山一条腿被子弹击伤。皮卡特尔是个跛子。皮卡特尔脸上有麻子。皮卡特尔咳嗽。

“但愿你穷死饿死!”

“……”

“眼睛上布满蛛丝!”

“……”

“心里生蛆!”

“……”

“舌头上生疮!”

皮卡特尔坐在柜台后面。

“你不想住嘴吗,赛古雷哈?”

“不想闭嘴,因为我不愿意。”

皮卡特尔是个注重实际的哲学家。

“你想让我再一次把你母亲的事讲给你听吗,塞古雷哈?”

塞古雷哈沉默了。

赛古雷哈是皮卡特尔的老婆。

赛古雷哈身矮体胖。脂肪多,屁股大,为人正派,说话唠叨。

塞古雷哈像少女一样健康美丽,面色红润。

赛古雷哈钻进了厨房,一声不吭。

“红脸”和皮卡特尔不是亲密的朋友。“红脸”的未婚妻在皮卡特尔家里当女佣人。据人们讲,皮卡特尔有时溜进厨房,对“红脸”的未婚妻说:

“你别太劳累了。少干点没关系,让赛古雷哈干吧,她别的事情已经干不了了。”

据说,有一天“红脸”的未婚妻哭着离开了皮卡特尔的家。

赛古雷哈打了她一顿,差一点把她的腰打断。

据说,赛古雷哈曾对人们说:

“她是一头猪,是个臭娘们。她和皮卡特尔一起钻进马厩里干下流事。”

人们问皮卡特尔的老婆:

“不过,你亲眼看见他们了吗,赛古雷哈大婶?”

皮卡特尔的女人回答:

“不。我如果看见他们,我会杀死她。当然我会杀死她!”

从此以后,“红脸”和皮卡特尔就不是好朋友了。

皮卡特尔的酒馆的横梁上挂着一些腊肠和若干涂着胶的纸条:防备夏天的苍蝇和七八月间嗡嗡叫的、好斗的绿头蝇的粘纸条。

“红脸”是个喜欢说大话、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他会歪身扭屁股地跳进行曲速度的舞蹈。“红脸”戴着有帽舌的帽子。“红脸”善于用撒网捕捞河鳟鱼。“红脸”会吹着口哨阉猪。“红脸”善于在兔子经过的地方设圈套。“红脸”爱吹牛。

“红脸”的手艺是家传的。他父亲有一回用棍子打死一只狼。

“你在哪儿打死它的?”朋友们问他。

“这是真的,小伙子们。不然,我是不会讲的。”

由于跟别人赌的两个夸蒂约的酒,“红脸”的父亲又走进一家商店,要了许多一个铜钱的东西:一个铜钱的火腿、一个铜钱的盐、一个铜钱的带子、一个铜钱的钉子、一个铜钱的蔗糖、一个铜钱的胡椒、一个铜钱的乳胶、三块打火石、一个信纸活页夹、一个铜钱的蓝颜料、一个铜钱的腌猪肉、一个铜钱的面包形无花果饼干、一个铜钱的煤油、一个铜钱的砂纸。商店店主从柜台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铜钱。六个雷亚尔由打赌的那个人掏腰包。

后来,“红脸”的父亲去了药店,服了整整一个铜钱的小苏打。

“红脸”走进皮卡特尔的酒店。

“喂,皮卡特尔……”

皮卡特尔根本没看他。

“请叫我欧塞比奥。”

“红脸”坐在一个角落里。

“喂,欧塞比奥……”

“你要什么?”

“给我一杯白酒。有带辣味的东西吗?”

“有腊肠,你如果喜欢的话。”

皮卡特卡端着一杯酒走出柜台。

“还可以给你拿点大西洋鳕鱼。”

“红脸”倚在墙上,小板凳的两条腿翘了起来。

“不,我不要大西洋鳕鱼,也不要腊肠。”

“红脸”取出打火机,燃上他那支熄灭了的烟,仰起头,几乎是愉快地吐出了长长的一缕烟雾。

“你给我一张粘苍蝇的纸。今天我很想吃你的粘苍蝇纸。”

“纸是我的,不卖。”

“苍蝇呢?”

“苍蝇也是我的。”

“全是你的?”

“全是。你这是怎么啦?”

皮卡特尔的酒馆里发生的事情谁也不知道。即使有人知道也不敢说。

当警察走进皮卡特尔的酒馆时,发现皮卡特尔在柜台底下,脸上的一个刀口流着血。

警察把皮卡特尔扶起来,他的脸色像一级面粉那么白。

“这是怎么回事?”

皮卡特尔像个傻子,脸上的伤口缓缓地流着鲜红的血,仿佛一场噩梦似的。皮卡特尔低声地重复着他复仇的单调咒语。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最使你痛苦的地方……”

警察走到“红脸”面前,他正在他的角落里等待着,不去看那副场面。

“你在吃什么?”

“没吃什么,是粘苍蝇的纸。我吃什么跟警察没关系。”

甜橙是冬天的一种水果。橙黄色的太阳准是过了几个小时才听到皮卡特尔的咒语的: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最使你痛苦的地方……”

赛古雷哈用一条浸着茴香酒的毛巾为皮卡特尔包扎了伤口。然后在他的脑门儿上洒了些醋,好使他头脑清醒。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使你最痛苦的地方……”

“喂,你唠叨什么呀?”

皮卡特尔闭着眼睛,不听赛古雷哈的话。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最使你痛苦的地方……”

在警察局里,“红脸”对班长说他只是热衷于吃粘苍蝇的纸。

“我可以以我母亲的名义向你发誓。我要是能吃到粘苍蝇的纸,我会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的。”

班长大发雷霆。警察已经把“红脸”从床上扶起来。

当警察在班长的房门上敲了两下的时候,他还在做梦,梦见一位连长对他说:

“班长,你听着,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必须由非常自信的人承担的工作。”

班长不完全明白“红脸”干吗要吃粘苍蝇的纸……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想吃粘苍蝇的纸呢?”

“红脸”找到了一个有力的理由,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那我告诉你。班长先生:这是我的怪癖!”

向赛占雷哈打听过她丈夫和“红脸”的未婚妻的风流事的那些人聚集在伸向小溪的整齐的砖围墙外。,

一个小时前,皮卡特尔像扒手一样跳进了插着扎人的树枝、黑莓、碎玻璃和硬铁丝的高围墙。

皮卡特尔手里握着一把闪着寒光的钢刀。那闪光就像夜间窗扇上透出的微弱发颤的灯光。夜晚的窗口总是留着一裂缝,天晓得是为了复仇、为了恐惧还是为了失望。

皮卡特尔口里念着那句吓人的咒语。正是这句咒语推动他跳进了“红脸”的砖围墙。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

皮卡特尔靠近了温热、活泼、芳香、娇柔的羊群。他的心房冬冬地跳着,就像他和“红脸”的未婚妻关在马厩里那样。

皮卡特尔在羊群里走来走去;像公鸡一样妒忌,像在赤身裸体的女奴大军的混乱队伍里动手动脚的苏丹王一样下流。

皮卡特尔的喉咙哽住了。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最使你痛苦的地方……”

皮卡特尔摸了摸一头没有对儿的绵羊的脊背。那头绵羊像他的年轻的妻子、也像“红脸”躺在马厩的脏地上的未婚妻一样望着他。

皮卡特尔的太阳穴嗡嗡地响起来。那头绵羊像一往情深而顺从的新娘那样既平静又害怕。

皮卡特尔的眼睛模糊了……绵羊也觉得目光消失了……

说时迟,那时快。皮卡特尔把手一扬,钢刀就刺进了绵羊的肚里。绵羊颤抖了一下,遂倒在羊栏的地上。

一阵大笑像一只大公鸡的狂鸣一样响彻山谷。

那些议论皮卡特尔和“红脸”的未婚妻之间不但有言语而且有行为的人们,仍然一动不动、默然不语地站在牧师的油橄榄林下整齐地伸向小溪的围墙前。

警察不许人们靠近。

那个遇到什么事件总是迟到的军人问:

“出了什么事吗?”

“没什么。”大家回答他。“皮卡特尔把‘红脸’的一百头绵羊都宰了。”

是的,甜橙是冬天的一种水果。

当橙黄色的太阳顺着天地间遥远的道路、陌生而偏远的道路,终于转到山后面的时候。皮卡特尔已经离开残垣断壁、破败不堪、黑乎乎一团的房舍,沿着通向世界的道路到坚硬的燧石山那边去了。他像个梦游病患者似的一边走一边低声地重复着:

“我一定要扎在最使你痛苦的地方……最使你痛苦的地方……”

橙黄色的太阳照耀着那个场面,对发生的事情漠然置之。

是的,毫无疑问,甜橙是冬天的一种水果。

(作者小记)这篇故事也许是我一生写的最悲惨的故事之一。它一定使编者开怀大笑了,因为他等不得征求我的同意便毫不犹豫地把它编入了他的选集。最初我还感到气愤,但是后来,显然受了他的影响,小说也让我自己笑了。如果对待事情时不问它的原委而只注意它好的方面,它就会出湿疹和丘疹,一个人的肝脏就会像野鸭了。

(朱景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