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冬天里，他总是把自己的耳朵——那苍白、耷拉着的耳朵，耳孔里丛生着白花花的毛——缩到军大衣里面。如果他把随身带着的几份厚厚的报纸铺在地上，自己四仰八叉地躺在上面，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不合适，他在这个难看的小电影院里安营扎寨了。墙上的壁灯发出红幽幽的灯光，好像动物的眼睛；地板上乱扔着很多花生壳，弥漫着一种公园里的无家可归的气氛。
严冬酷暑，人们总是能够通过他的咳嗽声知道他的存在。在每次看电影的过程中，至少要咳上两三次：这是各种乐器齐备的慢性支气管炎交响乐，一开始，是一阵令人窒息的喘息，好像一阵发闷的笑声；继而上升为一种由哽塞、喘鸣和干呕组成的多声部大合唱；然后平息下去，通过更多的喘息而逐渐趋于沉静。这便是典型的老瓦纳斯的咳嗽。
他在火车上也照咳不误，就在每天他去约翰内斯堡的征兵处上班的早班火车上。早晨的空气甚至使他咳嗽得更频繁。老瓦纳斯在此，于是，那些由于不信任当地商店而到约翰内斯堡去执行重要采买任务的太太们，在那些由于实行汽油配给制而不能坐私人汽车旅行的日子里，都纷纷避开这班会听到这种咳嗽声的客车。
他在车厢里咳个没完，唾沫横飞，令人讨厌。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和可怜的老瓦纳斯一起关在一个车厢里，那是很苦恼的。他穿着那身滑稽的军装，平静地坐在那里。可怜的老家伙，岁数那么大了，能对他说什么呢？人们不能不理睬他，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叫花子。但多年没人当真和他说话——这样干实在太笨了。不过，说老实话，瓦纳斯家的闺女们倒个个都是好姑娘，特别是艾茜（她现在已经学有所成，是一所幼儿园的老师）——对孩子们总是体贴入微，充满慈爱。
男女中学生每天早上在上学的路上都要爬上这班火车，他们的学校就在下一站威特沃特斯兰市（努尔多波的学校在建新校之前没法接纳所有的学生）。他们根本不注意老瓦纳斯，也注意不到他的咳嗽。他们挤满了他坐的这节和别的车厢，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尽情地喊着，开着玩笑。这些身材高大、发育得很好的南非孩子们，他们的身体和大腿以一种最精彩的轻歌舞剧的传统风格使学校让他们穿学生制服的目的彻底落了空。在那些身体上，呈现出的不是庄重与循规蹈矩，而是强健和富于刺激性。女孩们的哔叽短体操服暴露出黑袜子以上几英寸的大腿。那绷紧的袜子遮盖住她们强健而曲线毕露的大腿和圆滚滚的小腿，她们那丰满的乳房在扣得紧紧的衬衣下高耸着。男孩们穿的足球短裤仅仅包住了他们那肌肉发达的屁股，他们把粗大而多毛的大腿横七竖八地伸在车厢的过道上。他们只有十四五岁，体重却有一百七十磅。他们发出吓人的捧腹大笑声，那笑声发自新近开始变声的嗓子。不知怎么的，下巴上新生的胡须顶破了青春的脓疱冒出来。他们在车厢的许多门上写下了一些四个字母的词。他们把口香糖黏在座位上，他们互相捶打，他们和女孩子调情，他们根本不介意老瓦纳斯，正像他们根本不理会自己生活轨道之外的任何人一样，他们正处在一种激烈而变声的年龄。
战争结束了，他们离开了军校。但另一批孩子成长起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重复着他们的生活。老瓦纳斯从军队复员了，但他仍然每天到约翰内斯堡去，干另一种工作。没有人确切知道那是什么工作，无非是某种老年人干的微不足道的职业。他当然不穿军装了，但天冷时，他还是把军大衣罩在他那很脏的衣服外面。而且，他仍然经常咳嗽。
孩子们偶尔会半心半意地试着逗弄一下这个老头；简直不值得惹这种麻烦，因为他好像戴着眼罩旅行，他只是单调地坐在那里，直至目的地；有时打打瞌睡，甚至很少向车窗外看。有一次，有个孩子把一块石头包在一张糖纸里递给他，但他只是把手举起来，以咳嗽作答。他晃着头，也不知道是表示感谢还是拒绝。好几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男孩女孩们只是在走过他身边时用他们的书包或沉重的脚步打扰他一下，他被人忘记了。有一天，有一个男孩拿来一块用橡皮做的假狗食，他把它在所有可能放的地方和人面前都放过了，看来再也不能用它来捉弄人了。这时，一个女孩为了要给这个男孩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拿起它，把它放在这个老头的靠角落的座位上。不出所料，这天老头一上车就走到他坐惯的老地方——倒数第二节车厢，并且果然坐在那个东西上。但是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它就在自己屁股底下。这时，那个女孩坐着，忍俊不禁，用手捂住自己的嘴，那双黄铜色的大胆的眼睛观察着他的动静。她的朋友们挤在她的两边，大声嘲笑着，笑得浑身哆嗦、挤作一团。有一小会儿，老头好像在看着她们，但是没看懂她们为什么大笑。他那满是皱纹的眼皮扑闪了一两下，好像电影片的空白从他的两个瞳孔里闪过。他就像动物园里某种不伤人的、反应迟钝的动物，人们扔的橘子皮打在它的兽皮上弹起来，而它只是模糊地听到一些零碎的声响。
就在火车快到孩子们下车的那个车站时，那个女孩说话了：“你坐在我的东西上了。”老头根本想不到她会对他说话。“你坐在我的东西上了。”她很不耐烦地又说道。他用手拢在耳朵上十分吃惊地听着：“我说，你坐在我的东西上了！”
他急忙笨手笨脚地站起来，向自己周围看着。女孩一把抓过那个东西，神气活现地走开了，十分无礼。而这时，她的朋友们高兴地互相推搡。而老头甚至没有看见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便又沉重地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第二天早晨，那个不成功的玩笑已经被忘掉了。还是那群女孩，咯咯地傻笑着，小声地议论着一本叫《真实浪漫故事》的平装本杂志。她们没有意识到这位老人的在场。但这时，老头正在看着她们。
一两天后，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老头错过了每天必乘的那班火车，坐了下一班车。而那个开玩笑的女孩（她看来和其他女孩很相像，也许就是那群女孩中随便的哪一个），也错过了那班车，而且也乘上了这班车。过班火车几乎是空的，因为它对于上班的工人和上学的学生来说都太迟了。出于习惯，老头走进了倒数第二节车厢；可能也是出于习惯，那个女孩也走进了倒数第二节车厢。她一屁股坐在了他对面。她气喘吁吁，心情很坏，因为自己不可宽恕地要迟到了。她身上带着一种沾满尘土的哔叽料子味儿、墨水味儿，还有她那油腻腻的黄头发发出的碱性碳酸铜的气味。她的头发每天晚上都要卷一下，但是不经常洗。她用一种冷漠的爱理不理的眼神瞥了他一眼。她总是用这种眼神看老头和小孩的。她没有多久就沉浸在一本新买的《真实浪漫故事》里了。太阳直照她的眼睛。她突然站起来，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杂志，一边一跳，蹦到这个分隔间的对面，坐到老头的旁边。
自从她走进车厢的这个空旷的分隔间，他就一直在看着她，温柔地，从他自己的位置上看着她，又似见未见。当她坐到他身边时，他叹了一口气。
后来，她告诉别人说，就是那个爱咳嗽的老头，那个总是乘坐七点半这班车的老头，“哎哟，我的天，那个老猪猡，真是个神经病，是吧？”（这些大孩子们说话时就用这种粗鄙不堪的英语与南非公用语混合的语言。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个有两种语言的国家里，只受过有限的教育，他们使用的就是这种语言。）她的朋友们叫着笑着，直到她发脾气为止。她的老师不想再听这种胡编乱造的故事。但是这个女孩子的父亲（虽然他根本不知道她平时到哪儿去，干什么，或者晚上什么时候回家）却不依不饶，出来煽动某种原始的宗族荣誉感（毫无疑问，他是很好斗的），并且发誓，要“公审”老头，要掐住他的脖子，要把他送官。
就这样，在1951年的某日，此时年近七十的瓦纳斯，因为在火车上吻了一个女学生而被逮捕。这是一个长着长长的大腿、沉甸甸的乳房、高大强壮的女学生。她虽然是个女性，但还不是一个在各方面成熟的女人：她是一个做着从青春期到衰老期的全部性爱白日梦的女性，由于身体内各种腺体的作用，她凭幻想作出许多无心的、下流的、甚至几乎是恬不知耻的想象。
老瓦纳斯呀！那个可怜的老东西，聋得像根木桩子，牙都掉光了，长着发臭的糟胡子。呸！人们反感地咯咯笑着，厌恶地咧嘴笑着。噢，没有一个女人会看上他，他肯定有二三十年没和任何女人有关系了。自从太太死了以后，他根本没有再婚，也没干过这类事——当然没有，老瓦纳斯！就是做梦也没有人想得到把一个女人同他联系起来。他脑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这个老鬼，怎么回事？谁想得到这种事呢！嗨，这个老坏蛋……你知道，那家伙咳嗽起来你就别想听清电影里的对白……就是他……那个穿军大衣，看起来倒人模狗样的老东西。
在约翰内斯堡，各报都作了一些版面很小的报道，一个上岁数的退伍军人因为企图对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非礼而受到指控。
瓦纳斯当年身着市长制服、戴着金链子的照片，被人从拍卖商的废料堆里翻出来，再次登在本地报上，并冠之以这样的标题：“前市长亲吻女学生”。说明是“格·格·瓦纳斯，曾担任过六年的努尔多波市市长与市议员，本周因被控吻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安娜·科内丽娃·朱斯特而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该女孩家住莫米克里普，丹垂路17号”。
关于这次事件的新闻报道，有一个标题是“母亲说，她很喜欢洋娃娃”。顷刻之间，事情变得好像是一个肮脏、好色的老淫棍吓坏了一个娇弱、幼小的小女孩。瓦纳斯的女儿们（特别是艾茜，她很有名气）简直抬不起头来。她们实在是丢尽了脸，对她们来说，他不啻是个屎盆子，人人都这么说。有些人甚至私下议论说：他真不该活这么大岁数，妻子死了近三十年了，又没有任何朋友——他这么活着，对己对人都毫无益处。
他女儿艾茜找了一位律师为他辩护，使他得以获释。当然罗，这事是由于一时之间丧失记忆而造成的——律师大致是这么辩护的。然而本城对他好色行为的义愤在他获释之后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其实，他的事并没有那么严重——这一点，却几乎没有人谈到。既然在电影院里，初吻是使人的眼睛颇受刺激的事情，那么可以想象，最后一吻必然是滑稽可笑而又污秽肮脏的了。但是，正是这最后一吻，作为一个奇异忘情的时刻，在这一刻里，他是超越了自我的，超越了老瓦纳斯，超越了那獠牙似的胡须，超越了那个滑稽的老兵，超越了那电影院中的咳嗽，使他变得引人注目。
这件事，就像本城中唯一的那尊塑像一样——就像那个耸立在尘土飞扬的公园里、年久失修又被顽童们涂画得乱七八糟的、骑在马背上的无名将军一样——注定要悲哀地，受到世人们的观察与议论。
（邹海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