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拆伙单干的不是光复会一家，以本次武昌起义为例，其中一个领导团体就是从同盟会中分出来的，该组织便是在华中颇有些影响的共进会。共进会的主要成员来自长江流域，我们也知道，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大多集中在广东一带，中部地区很少，这便让这些地区的会员感到不满。大家出来闹革命自然是想轰轰烈烈，结果同盟会宣传多于行动不说，要行动也就那么几个地方，完全不重视这些华中人士在本地域的影响力。既然如此，还不如大家脱离开来，自己搞个组织，各玩各的，而共进会便是这样从同盟会中脱离出来的。还别说，同盟会在广东折腾半天没结果，人家共进会在湖北一鼓捣就成了——前文谈到的那个被暗杀的张振武便是共进会的。不过，跟光复会不同的是，诸如共进会这样的组织虽有搞分裂之嫌，但好歹还知道自己的分量，也没有跟同盟会分庭抗礼的野心。
陶成章毫无疑问是孙中山在稳固反清盟主位置上的最大政敌，但其人不知轻重，不识大体，处处给孙中山难堪，最后也不免被清理出台。
不过，不管是光复会还是共进会，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同盟会本身并不是个坚强的组织，而等到反清大事已定，同盟会的离心倾向就表现得更为明显。现如今的同盟会，已然是思想涣散，乱成一团，几个人脾性相投便合伙组个小党，根本不把组织放在心上，照此发展，难免分崩离析。幸运的是，同盟会内还有能人，而要说组党，民国似乎也无人能出其右。
党政奇才
民国成立后，由于是效法西方民主政体，颇是掀起了一股组党热。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跟党有关的似乎都是营私舞弊、祸乱朝政之属，古代君王一听说朝廷内臣互结朋党，立马就有祸起萧墙之叹。中国人管政争叫党争，其实就出自唐末牛李党争相持四十年的典故。因此，只要是党，就必定是朋党，而涉及朋党，自然就是互相倾轧，乌烟瘴气。因此，古代皇帝对臣子三三两两搞小团体是非常忌讳的，至于说有些善于玩弄权术的皇帝利用党争来摆天平控制臣下，那不过是事已至此的权宜之计，毕竟哪个皇帝都不会去鼓励臣下玩党争。但是，中国人搞政治，又偏偏喜欢小团体，甚至想尽办法利用师生之情、老乡之谊来营建一个关系网。在官场上，关系网撒得越大，人就混得越开。不过，在帝制时代大家都只能偷偷摸摸搞团体，生怕被皇帝发现触了霉头。现如今西方这股政党风吹向神州大地，那本来就爱搞小团体的中国政客自然是求之不得。一时之间，各种各样的小党派不断涌现，中国人终于释放出他们的交际狂热。
对于这些经历了清朝时代的政客而言，西方政党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他们不甚了然。但是，朋党和政党仅是一字之差，而且形式上也并不见得有多大差别。因此，善于活学活用的中国政客很快便意识到，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是帝制还是共和，说到底，拼的也就是个人脉。要中国的政客想出个党纲章程，组织原则，他们可能力有不逮，但要他们拉帮结伙，召集人马，那真的是一个赛一个。于是乎，人脉广的就多拉点人，组个大党，人脉浅的就少点人，搞个小党，反正无人不党，甚至还一人数党，看起来热热闹闹，似乎民主可期，实际上不过是中国式的党争换身行头重新上阵罢了。
在这个组党热中，最先脱颖而出跟其他小党派拉开距离的是共和党——该党是以统一党和民社为主体组建起来的。统一党基本就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名流人士组建起来的，仅从领导人就可见一斑，不管是章炳麟、张謇还是熊希龄，在当时的民国那都是叫得出名号的。而民社名声较小，却是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团体。孙武就是民社的。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共和党推出了黎元洪当老大。其实共和党的组建跟黎元洪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谁让人家是民国巨头呢！共和党的崛起充分说明名声响亮的重要性，社会名流的人脉，武昌功臣的影响，还有个巨头，这都注定了共和党会甩开一般小党几条街。
不过，人脉定律再强大，碰到政党政治的真正天才宋教仁，也要退居二线。宋教仁是同盟会的三号人物，但是他这个三号跟前两号总是不对盘，不管是跟孙中山还是黄兴，都有不小的政见分歧。就说内阁责任制的问题，其实一开始就坚持的只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个回国就上任的临时大总统自然极力鼓吹总统制，好在最后孙中山在压力下让位袁世凯，内阁制才得以通过。孙中山不喜欢自己被分权，但如果总统是袁世凯，自然另当别论了。而说到跟黄兴的分歧，最主要的就是定都之争，宋教仁从北方局势的实际出发支持定都北京，而黄兴呢，显然不愿意让袁世凯好处占尽，极力坚持南京，最后还是曹锟那几个部下解决了这个分歧。宋教仁有明确的政治理念，顾全大局，是真心实意要把民国落到实处，这就跟同盟会两位大佬斤斤计较个人权位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坛从来就容不得一个疏于算计的理想主义者。
我们不能说宋教仁本人没有任何权欲和私心，但是宋教仁与传统中国政客的不同点是，他要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来争取自己的地位。民主政治虽然很多地方也挺虚伪，但毕竟是公开化的竞争，拼的是组织能力和个人魅力，这跟中国传统政治显然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的老派政客，玩惯了钩心斗角的暗箱政治，要讲权谋机变，他们是行家，但如果是在媒体和民众监督下公开搞选举，不说他们能力行不行，至少上来就觉得浑身不得劲。但既然如今国号就叫民国，自然也需有些新气象，选举是免不了的，而要谈到组织选举，民国初年大概没有人会是宋教仁的对手。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已成，就待英雄登位。
宋教仁要施展自己的才华，首先就要攒起来一个足够力量的政党。宋教仁的办法很简单，跟如今大企业迅速做大的方法一模一样——吞并重组。宋教仁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了诸如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这样的小党派，迅速就将本来面临崩盘的同盟会塑造成了民国最有活力的政党——国民党。同盟会其实基础不错，之所以会出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会员在反清成功后有些无所适从，没有了奋斗的方向。而宋教仁不过是对症下药，将这些不知何去何从的会员重新组织起来，给他们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在宋教仁的改组后，同盟会从反清组织变成了力图操纵国会的政党，组织重现生机。国民党不分良莠，全数吸纳，似乎比同盟会还缺乏向心力。但我们要知道，宋教仁手中的国民党不过是个选举工具，而单从选举的角度而言，国民党所存在的问题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国民党很快便超越了共和党，成了民国第一大党，在参议院中控制了60个议席，而共和党则原地踏步，只有40个。从即将到来的内阁选举而言，宋教仁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动。
宋教仁是个真正的政党政治天才，他比任何人都懂得民主政治的运行规则，在袁世凯等老派政客还对政党这个概念迷迷糊糊不知所以之时，宋教仁已经先行一步。但是，世事总难顺遂，所谓民国，不过是些理想主义者脑中的幻梦，如同宋教仁一般具有新思想的政治人物在民国毕竟是属异类，政治从来不会因为个别人提出了些曲高和寡的概念而改变其本质，很快宋教仁将会发现，民国政坛这汪水深到了什么程度。
虚位以待
中国传统政客，讲求的是劲气内敛，喜怒不形于色，胸中有城府，腹内有丘壑，以此而言，宋教仁似乎并不符合中国政客的传统审美标准。宋教仁心无城府，他所崇尚的政治是大庭广众之下的斗智斗勇。同样他又才华横溢，锋芒毕露，以致在党内党外树敌颇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教仁是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氛围中诞生出来的新式政客。宋教仁未免太过天真，他将政治想得太简单，即便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混迹其间的也多是老于世故、圆通奸猾之辈，像他这样疏于算计，只凭一腔热血便想在政坛上改天换日，似乎并不现实。
但是，民国甫建，气象万新，以共和为名，宋教仁也算有个正大光明施展才华的舞台，各路枭雄虽各不愤，也不好立即就显出奸险模样。同盟会被宋教仁改组成国民党之后，立即摆脱了颓势，一路破竹，迅速奠定了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而宋教仁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则被外界视为阁揆的当然之选。自唐绍仪因直隶总督事主动请辞以来，内阁总理人选便总不尽如人意，不论是号称组建超然内阁的外交天才陆征祥，还是而后作为过渡之选的赵秉钧，似乎都无足够才具担负起内忧外患的民国重担。以当时舆情而论，似乎唯有年轻气盛、气魄非凡的宋教仁才是领导责任内阁的最佳人选。
民国初建，可谓是内忧外患，先有黎元洪借刀杀人除去武昌功臣张振武，而后俄国勾搭外蒙贵族欲图自立，未几则英国在西藏兴风作浪，加之财政日拙，筹款无措，种种乱局实让民国内阁颇感困顿。作为唐绍仪的接班之选，无党无派的职业外交家陆征祥本给人以重大希冀，本指望他的超然内阁能够超然事外，扎扎实实为民国办些实事。但是天不遂人愿，以外交见长的陆征祥却遇上了内政的烦扰。陆征祥是民国外交的奠基人，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制订了外交部门的一系列人事制度，民国外交之所以能以弱国之姿以小搏大，多次取得斐然之绩，可以说陆征祥厥功甚伟。但是陆征祥其人西化过于严重——老婆都是法国人，也是个外交舞台上的名媛。虽然这在外交上加分不少，但要作为内阁总理全权处理内政外务，却又是个重大缺陷。
原本民国各界对陆征祥出任总理，组织超然内阁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认为其必能抚平派系之争，作出实绩，因此在总理选举中以高票当选。但是陆征祥很快便让人失望，参议院的议员原本等着他能在就职演说中谈些施政的高见，不曾想陆征祥在演说中长篇大段谈私事，议员不禁哗然。陆征祥竟然整出了那么一篇唠闲嗑、扯家常的演说词，当真是有些儿戏。虽然有些议员认为陆征祥的演讲不加裱饰，别有一种真性情，但大多数人还是对陆征祥这样的表现感到不满。于是这帮议员就给了陆征祥一个下马威，居然在次日将陆征祥提交的阁员名单悉数驳回，完全不给面子。陆征祥一看上来就吃瘪，也觉得甚是无味，索性就托病住院，不愿外出理事了。
要说陆征祥是袁世凯极力推举的，结果议会居然如此不给面子，这让袁世凯感到非常难堪。在老袁的授意下，一批武昌军人开始炮轰参议院，言辞激烈，认为当此非常之时，参议院此举实则误国误民。在老袁一番努力之下，陆征祥终于打消了辞意，第二届内阁虽然难产，但好歹还是降生了。其实，袁世凯倒并非有多喜欢陆征祥，他之所以一直坚持要让陆征祥上位，完全是出于私心——袁世凯的想法自然是让责任内阁少负些责任，而陆征祥这样在国内无门无派，想负责也无从说起的超然人物自然是最佳之选。
但是陆征祥内阁好不容易组建起来，没多久就出了张振武案，大家想，陆征祥连个演说都要出洋相，碰上这么棘手的问题还能妥当？陆征祥也不想卷入各派是非，先是借病请假，而后又想索性辞职，打定了主意要逃离政治漩涡。虽然袁世凯并不想让陆征祥就那么辞职，但是无奈人家吃了秤砣铁了心，你不让我辞职我就住院，反正不想管事。陆征祥消极避世，而且看起来也确实没有理乱之才，袁世凯也只能作罢，那么谁来当这个过渡时期的总理呢？
袁世凯推出了他的心腹爱将赵秉钧。大家可能有疑问了，前面唐绍仪和陆征祥两任，要么是和同盟会关系相契，要么就是超然事外，所以革命党方能认同，如今赵秉钧怎么看都是袁世凯铁杆，那革命党怎么就能答应呢？此事细说起来颇有些讽刺，原因倒也不复杂，那就是赵秉钧已然加入了国民党。大家莫要惊讶，如果大家知道前一段黄兴还在游说袁世凯入党，大家就会对赵秉钧此事见怪不怪了。既然是国民党员，那么南方那些人也就不好再指手画脚了，甚至袁世凯还自我标榜说是符合了国民党责任内阁的意旨。所以说，现在的国民党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党员多多益善的选举工具罢了，只玩选举，自然是一马当先，但是如果要干些选举之外的，恐怕纸老虎面目就要显露出来了。
赵秉钧原是内务总长，应当说于内政是有些把式的，但是不幸的是，内政长才上任便遇上了外交困境。先是俄国跟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沆瀣一气，煽动独立。然后又是英国趁乱闹事，意欲在西藏搅浑池水。赵秉钧内阁对此毫无办法，任由英俄摆布，却连个应对方案都没有。幸而陆征祥临危救驾，复任外交总长，方才堪堪摁住此事。但是，赵秉钧内阁在外交上的短板尽显无疑，显然赵秉钧也并不是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
陆征祥不通国情，赵秉钧则不熟外交，他们都不能担负起责任内阁的重担。而与之相对，年轻有才、气魄非凡，颇有些个人魅力的宋教仁则看起来才是内阁总理的最佳之选。对于势头正盛的宋教仁而言，总理一位可算是虚位以待。
一声枪响
宋教仁自春风得意，眼看内阁总理一职早晚必入彀中，内心豪情可想而知。然而正当宋教仁意欲从上海赴北京，以多数党领袖之分去竞逐阁揆之时，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1913年（民国二年）3月20日晚，沪宁车站一声枪响，然后就听见宋教仁大呼刺客，此时，这位民国政坛的青年才俊已然中弹。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的伤势突然恶化，并于当日逝世，时年33岁。在这个本应英姿勃发、事业初定的年龄，这位宪政天才却突然殒命。
古今中外，政治人物的遇刺事件屡见不鲜，林肯、肯尼迪、马丁·路德·金以及拉宾等，无一不是暗杀事件的主角；至于民国，暗杀更是一个热门词。一度与同盟会分庭抗礼的光复会便是专注暗杀数十年；即便是同盟会内部，也有汪兆铭这样一刺成名的典型；在南北和谈最微妙的时刻，袁世凯和良弼同时遇刺甚至还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凡此种种，似乎革命党从来都是暗杀事件的实施者。但是风水轮流转，革命党人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专业技能居然被人偷学了去，现如今倒是他们的领袖人物成了暗杀事件的受害者。当陈其美提醒宋教仁小心时，宋教仁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