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中醒来，心情很好，今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赶时间，我赖在床上想着昨夜的梦。在梦里，我坐时光机回到1988年，在悉尼国际机场，从飞机里走出来是长长的走道，浅绿色的地毯，踩在上面温软轻盈，像走在云端。我慌张懵然，眼前的世界新奇、陌生，格格不入。以前看过的一些外国电影，下飞机是从舷梯上走下来的，现在我直接从飞机里走到到达厅。随着人流往前走，曲里拐弯，踏上电梯被运下去。我站在小拖车后面，紧拉着小拖车。小拖车上绑着我的手提行李。到地面时，小拖车的轮子在传送带接口处被卡了一下，我身体随着前行的惯性从小拖车上翻过去─“哇！”听到人们的惊呼声，来不及羞愧已经被人拉起来，那人又把我的小拖车也拉起来，紧跟着问我有没有事？我摇头连说：“没有。没有。”从难堪的境地里摆脱出来，想到该道谢时，那人已经走远。我看到一个很瘦很瘦的身影，竹竿似的细腿，有点罗圈，印象中是个香港男生，二十来岁……
来到海关处，随着长长的人流出关，等着拿行李。我直愣愣看到最后一件行李被人提走：“我的行李箱呢？咋不见我的？”我东张西望，紧张得心几乎要跳出胸膛。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不见行李，不知该怎么办，想想：“再等等吧？说不定那个口子里马上就吐出我的行李箱来。”我的行李箱特大，里面有电饭锅，有毛巾被，有快熟面，还有……昨晚在香港启德机场登机时被说行李超重太多，让补交很多的钱。千来块港币对于1988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我来说就叫很多。那时候的富豪叫万元户。匆忙中我记不清扔掉了些什么，最后还是超重5公斤。送我机的爸爸的香港朋友跟地勤好说歹说，让她看在我一个年轻女生即将离家千里万里，独自到鬼佬的国度讨生活的份上，放我一马。她也许是位母亲，眼睛猛扇几下，好像伤感了，什么也没说，递给我登机牌。我年轻的心带着侥幸的满满的兴奋向送行人挥手说再见。爸爸说我心硬，别人都会因为要离开父母而大哭，我却兴高采烈。
“行李也许因为超重没让随机？走水路要三个月，那我怎么活呀？所有的家当，包括未来三年的内衣裤，五年的感冒药都在里面。”
我胡乱猜想着，焦虑着，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行李好像到了爪哇岛似的不见踪影。
“糟糕，信里约好钟耘十点钟接机。”
看刚刚调过时差的手表，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这班国泰班机于昨夜11点由香港启德机场起飞，正点今早9点着陆。正急着，见有海关人员走过来，我英语九百句是背得很熟的，可是没有实战经验，没跟真正的老外练习过。打好腹稿等他们走到跟前，想迎上去问，无故的心里一怯，到了舌尖的话愣是被生生咽回肚子里。我只好等着，茫然间盼来一位华人职员，讲话满口“而已，而已”，听着让人别扭，后来才知道这是典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的华语。他告诉我们这些不见行李的旅客：“行李在下一班机里，要到中午12点才到。”
“你们回家先，下午一点以后来国泰的窗口提行李。”这人说。
我来不及有更多的考虑，狂奔出口处，边走边扬头目光像风一样在接机的人群中刮来刮去，寻找印象中的钟耘。最后一次见钟耘，是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是十四五岁的样子，离现在都快十年了。我疑惑慌张的眼光落在不远处一张A4纸上，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拿纸的人是个三十出头的陌生男人，瘦小精干，皮肤黄中带黑，典型的热带人。眼神交流，彼此确认是自己要找的人。我疑惑─他不会是钟耘吧？老得这么快？
他看我满脸的问号，就自我介绍说他叫汤姆，钟耘的同事。钟耘今天上班，请他帮忙接机。“没想到班机晚点这么多！”他抱怨，“我十二点要上班，现在已经十一点。”他不停地说，声音里透着强烈的不满。我读到他的优越感，一个老华侨对初来乍到的“新金山客”的优越。他肯抽出黄金样的时间来接我机已经是极大的恩赐，我竟然迟到？误他事儿？在悉尼，除了退休和失业的人，没人会空闲得像钟摆一样优哉游哉地摆动，每一分钟都有安排，包括睡觉时间。睡觉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我跟他解释丢行李的事。他犹豫片刻，说：“这样吧，你人生地不熟，就不要来回跑了。就在这里等行李，拿到行李自己打车走。我把地址写给你。我赶时间，得马上走。”说完，匆匆写一纸条递给我，匆匆走了。
我拿到行李已经是下午一点多，跟着人流排队上了指定的的士。司机是一个中东人模样的中年男人，肚子像孕妇，差不多顶到方向盘上。我还是不敢开口讲话，把写有地址的纸条递给他。他看了，有点想笑的样子，还我纸条时说“谢谢”。见他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我一直提心吊胆地坐着，眼睛直瞪车窗外的路标看。其实那些路标对我毫无意义。我根本就看不懂。后来才知道，那一年多时间里，悉尼国际机场每天都接待几批像我这样的中国旅客。
人们出国各有各的原因和目的。我出国完全是任性。当年失意于暗恋多年的班上画画最牛的男生，愤而出国，想要的效果就是他后悔。
1988年的我，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只到看三毛小说的水准，想象中的悉尼是钢筋水泥的人造森林。这个国家不是世界上最先进国家之一吗？不是在六、七十年代，人均收入曾经排行世界第三吗？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遍布的高楼大厦是用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铸造的吗？我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学成绩不错，从初中到大学的政治课都学这个。
中东司机把车开得不快不慢。周末的午后，路上的车像天上的鸟儿偶尔飞过一两辆。真正的悉尼基本上没什么高层住宅，普遍只有三、四层高的公寓，更多的是带前后花园的平房。房子之外就是树林。有些地方，房子前后花园不能少于几棵树，都有规定。就算把房子买下来，也不能乱砍花园里的树，得向区政府申请批准。
我目不暇接，一路的树呀，花呀，红房子呀，异国风情海浪一样一波波地冲击我的心房。我用三毛情怀接纳这满目新鲜。我的孤陋寡闻与当时澳洲人对中国内地人的了解相比，我觉得不丢人。澳洲人以为中国男人还梳辫子呢。在悉尼落脚后听的最多的英文句子是：“你从哪里来？”讲的最多的英文是：“我从中国内地来。”对方这时会像大人关心小孩似的：“你喜欢澳洲吗？最喜欢澳洲的什么？”再下来免不了挂上白痴样的笑容：“你们中国男人梳很长的辫子，是吗？”我心情好的时候会开他们玩笑：“他们辫梢藏着刀，如惹怒他们，头一摆就能杀了你！”
这也怪不得他们，我来了四五年了，还看到电视SBS民族频道不管是纪录片还是电影，中国内地的人都活在清朝，男人穿长衫，梳辫子，辫子要不是盘在头顶就是拖在背后；女人穿得黑乎乎的，戴斗笠，像越南人。
车突然停在一条静街边上。“到了。十五块钱。”司机回头对我说。
我愕然：到了？这是哪跟哪呀？静悄悄的马路两边是一溜的三层楼公寓，水红砖墙，没有批挡、铁栏杆的阳台。公寓前面路边零落地停着些破旧的轿车。没有声音，没有人，就算是阳台上也不见人影。虽然很茫然，我还是装着自信的样子，跟外国人没接触过，但三毛的小说看得多，知道“西风不相识”，洋鬼子欺软怕硬。我从钱包里小心抽出一张票子递给司机。那是多少钱？他会不会找我钱？我要不要给他小费？我没把握，对澳洲货币面值还没搞清楚。
司机把行李箱从后备箱里提出来交给我，说了声“再见”就开车扬长而去。我拿出地址来看：5/15，8街。8街可以肯定，这就是8街，可5是房号还是楼号？抑或15是房号还是楼号？我决定两种都试一下。先找5楼15号房，没人，再找15楼5房，也没人，有一纸条：新来的房客，对不起，我们要上街买东西，预定5点回来。托尼，12点30分。
我拖着超重5公斤的行李箱，背着不限重量随身带上机的包包，坐在公寓前花园的矮墙上等。我知道南北两半球季节相反，现在是十一月底，来时家那边已经是冬天，这里应该是夏日炎炎？在香港机场我换上当时很流行的牛仔衣牛仔裤，这会儿感到凉风沁沁。看路边的树叶碧绿湿润，刚刚下过雨？抑或是因为饥肠辘辘加上缺觉？昨晚在飞机上不独吃不惯西餐，也因为出国的兴奋填充了五脏六腑，脑神经过度兴奋而无法入睡。我不由自主打了几个喷嚏。我双手抱肩，眼神空洞。
街的一端走来两位巡警，经过跟前，对我说“Hello”，我也回应“Hello”，心情大好。不是因为我的澳洲第一声，而是他们实在帅，像电影里二战时期德国士兵或苏联红军。我只看过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战争片。
不知等了多久，觉得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了。那两位街警又巡回来了，他们经过我的跟前，其中一位问：“How are you？Do you need any help？”我听懂了，他们是问我需不需帮助，我说：“No，thank you.”英语九百句没白背，希望他们能听懂我。他们向我笑，走过去。看来他们是听懂了。看表，才三点多，离五点还有一个多小时。
“时间咋就走得这么慢呐？”
我觉得快要晕倒了。好久好久，终于等来一辆橙红色的三门小丰田。我目测这车应该是七十年代中期造的，车身的残旧足以说明车龄有十五年以上。车突然停在我面前，从车里爬出两人，一男一女，华人。男的三十开外，中等个儿，不胖不瘦，有点许冠杰的气质，外形也有点像。浅灰短裤粉红Tee-Shirt，脖子上披件白衬衫，袖口在前胸口打个结。女的二十出头，鸡蛋脸，长发披肩，个儿特高，几乎与男的一样高。迷你牛仔裙，亮黄短袖衬衫前下摆打个结，青春气息逼人。男的上下打量我，笑问：“你就是新来的吧？安平？”
“嗯！”我说。
“你好！我是托尼。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什么时候到的？我们等你等到十二点多才出去。钟耘租房子的时候说你大概十一点钟到。我们实在不能再等了，再不去买东西店铺就要关门了。”托尼说着手不停地把物品一袋袋从车后备箱里提出来，重一点的自己留着，轻的交给那女的。他好像只管说，并不要求我回答。我简单告诉他丢行李的事情，再为我的迟到道歉。
“走吧。”托尼说着带头往家走，那女的跟上。我拖着行李箱跟在后面，满心的不高兴。托尼为了买他的什么破菜，不惜牺牲我宝贵的时间。我可是二十个小时没吃东西，二十个小时没睡觉了！我可是坐在门口等了他三、四个小时的呀。算我倒霉，出国的第一个回合就让他给了我个下马威。
生活不是诗，不是童话，不是我眼睛看到的红房子一样的美丽。我的自怜自宠很快就被生活扳倒。一个星期买一次菜是悉尼人的生活模式，我不久也服从了这种生活模式。像托尼一样，星期六买菜成了生活中头等大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悉尼，人们的生活模式颇具田园风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星期五只工作到下午一点。星期六，星期日，除了大的一两家连锁店，像WOOLWORHTS，COLES，几乎所有的店都关门，包括银行，邮局和便利店。晚上连酒吧都关门，只有星期四和星期五例外。星期四晚上是购物时间，杂货店，肉店，便利店都开到晚上九点，大多数人下了班以后直接就去把下一周的食品买了。星期五是喝酒时间，也是发工资的时间。工资是每周一发，绝大多数机构把发工资日定在周五。无论男女，周五晚上铁定要到酒吧喝酒狂欢，会旧友识新友，单身男女可以在这场合找到一夜情。周末，如果有太阳，家人朋友就可以到海边晒太阳，烧烤；没太阳的日子，就在家里喝酒聊天，看澳洲足球，也就是橄榄球。或者到健身房去，大人桑拿，小孩游泳。
突然，那女的回头向我嫣然一笑：“您好，我叫文迪。上海来的。您呢？”
“深圳。”我冲她笑，心想：哦，原来是前辈呐。
我跟着他们进门，托尼指明我的房间，说：“这房间周租八十元，包家具、水电。住两人，一人四十。与你同住的另一女孩明天来。”我看看桌子、椅子、衣柜、床，任何一件都可以与家里乡下奶奶老房子里的家具媲旧。尽管出国前已接受过无数的艰苦教育，尽管我彻底地知道出国是要吃苦的。可我没法把托尼指给我看的家具认为是真的家具。心里暗暗埋怨钟耘不为我着想，租这么贵的破房子，不是说二十块就能租到房了吗？我极度疲惫，快虚脱了，贵就贵吧，睡一觉再说。也顾不上床垫上的水迹了，我行李一放，倒床就睡着了。深夜醒来，饥肠辘辘，从行李箱里翻出快熟面冲上一杯。正吃着，钟耘敲门进来。夜深故人来，甭提我有多高兴了，赶紧给他让座。他一见着我就说：“能见到你就好。我一听汤姆说没把你接回来就急了。如果把你弄丢了，怎么向你的家人交代？这不，一下班我就赶过来。”我忙着烧水准备泡茶，没时间接他的话。钟耘见状，阻止我：“你别忙，我没时间喝。我得赶十二点最后一班火车回去，误了就得等到明天早上五点才有车。”
我追问：“那我们什么时候把账给结一下？该我还你垫上的房租和押金。”
钟耘想了想，说：“我明天要上一整天班，后天星期一，我下午上课，晚上上班，上午我请你到中国城饮茶吧。一来算是为你接风，二来带你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带你去银行开户口，完了一起去学校。我们是同一间语言学校。那时我们算账。”说完匆匆赶火车去了。
钟耘，我母亲同事的儿子，大我一岁，不熟，出国前见过几面，都是很小的时候。记忆里没讲过话。他比我早三个月来到澳洲，我母亲就把我托付给他。在我母亲的心里，他就是那根稻草。
二
第二天，同房的女生来了，叫颜然，北京人，十八岁，长得像王菲，样子有点刁，高中刚毕业就出来了。我们乘同一班机来悉尼，昨天她先到她表弟那儿，今天早上由表弟开车送她来，房子也是她表弟帮忙租的。言谈中，我知道她表弟叫尼柯，当然，这是他的英文名。几乎所有来留学的中国人一落地就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就算个把没英文名字的，到了语言学校，英文老师也会要一个英文名字，说中文名字太难读。他半年前来的，高中还没毕业。现在在读英文，准备明年到塔斯马尼亚大学读物理。塔斯马尼亚是澳洲南端的一个岛，近南极洲。她还告诉我她母亲是归国华侨。姐妹俩1952年回国，瞒着父母，带着两箱衣服和几包热带农作物的种子随一群爱做梦的青年坐船回国参加建设。她妈是姐，1958年大学毕业嫁个教授。妹妹随后嫁个大官，官有多大，她没说，就是表弟他爸。看她表弟的作为，估计官不小。那年头，来澳洲留学不打工只读书的中国内地人，凤毛麟角，我所认识的人中只有她表弟。从她的语气中听得出她对表弟极为羡慕，也倍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