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森说出他的目的了。他有求于我，那就好办了。我直接告诉他想找张涛的电话，也告诉他我想回国找工作。他给了我张涛的电话，还给了我张涛的电子邮箱另加一个忠告：“回去参加会议可以，也应该。至于找工作嘛，先别忙着作决定。先回去看看，熟悉熟悉国情，毕竟，你离开中国久了。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期，中国的发展突飞猛进，说一日千里一点都不夸张。最近几年，我几乎每年都回去，就这样，尚且觉得中国的变化快。当然，我所谓的发展快也是相对的，原先的中国实在是落后，有发展空间嘛。比如说吧，中国的股票就是个新鲜事物，满打满算也不过是十年的历史，不包括49年以前的噢，所有的相关律法非常不健全。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场是非常不规范的，也可以说，公正系数是非常低的。”讲到这里，森暂停，做一个“不”的手势，继续说：“这些都是我一家之言，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跟森道别后，我到咖啡厅隔壁花店买了一束明黄色菊花，去给澳黛丽上坟。今天是她的生日。她年年的生日，我都会给她送上一束花，因为她喜欢花。我这个人不记生日，连自己的都不记。她生前，我从来没主动给她庆祝过生日，死后，倒是给她过。这就是我吧？总是等到失去才知道珍惜。站在澳黛丽遗像前，我没有像往年一样，给她鞠个躬，说声“生日快乐”就走了。这次，我站她跟前儿良久，说：“澳黛丽，每次面临选择，我都要听听你的意见。现在，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何去何从？我好怕做错决定。这辈子，我做过的错事比对的多。那时我年轻，扛得住，现在我输不起了。如果你还在乎我，到我梦里来吧？”
回家我喝了杯酒才有勇气给张涛发一封电子邮件，先问近况如何之类的问候，顺便提一下十二月底可能回广州开会，问是否能帮忙预订酒店？当年我离开他没商量，现在有事又找他帮忙，真丢死人了。他不会记恨当年吧？听森说他现在很美满，结婚了，还有了个三、四岁的儿子。推算起来，他是在我们分手后不久结的婚。
四
我没想到张涛会这么快回邮，热情洋溢于字里行间，说帮忙订酒店，还说可以接机，问我几人。
我不禁冷笑：“你不会以为我已成家立业，带着老公孩子一大家子回去度假吧？”我也没想到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给我的人生做过各种规划，就是没规划过做孤家寡人。我曾经信誓旦旦，二十五岁前一定会嫁出去；曾经犹疑不定是选择中式婚礼还是西式婚礼？曾经想过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像秦汉，女孩像林青霞；我曾经想过，我的丈夫是张涛……
我的报名批准了。
2000年圣诞节，我拖着旅行箱到达广州白云机场。离开中国内地整整十二年零一个月，我重新踏上这块土地。当年，我计划出国去一年，看看外面的世界，旅游完就回家嫁人生子。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十二年。无数次设想第一次回国下飞机的情景，它肯定不会像电影里的镜头，走出机舷，顺着舷梯缓缓走下，一边向前来接机的人挥手，然后拥抱，热泪盈眶……但至少我会很激动，我会哭。在我的设想中，手始终不知该会怎样？因为设想里没有明确的接机对象，所以不知手该是怎样一个姿势。现实是，我来不及激动、哭、抒情、感慨，我匆匆忙忙拉着旅行箱往出口处走去。这次的到达跟以后的一次次到达一样，只是我旅程中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既不是荣归故里，也不是什么游子的倦鸟知返。我像第一次到达悉尼机场一样，眼光在人群中寻找接机人，这次是张涛。我心想：“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不会变得让我认不出了吧？”看到他了。
他也看到我了，在向我走来。
他还是原来的样子，完美的五官，颀长的体形，儒雅，玉树临风。只是有点憔悴，可能与他的深色调服装有关。他喜欢穿色调较沉，款式大众化的衣服，说这样看起来不那么年轻。他说年纪是有重量的，当有了重量，讲话才会有人听，才会被敬畏。我与他相反，喜欢奇装异服，款式新颖、与众不同。有一次我跟他说：“衣服体现个性、审美情趣和素质。一身搭配得好的衣服就是一幅画得好的画，给人带来欣赏价值。”他回了一句让我吐血的话：“这人要是长得不好看，那幅画是怎么也画不好的。”真是岂有此理。
我觉得他好陌生，不好意思看他。发现他也一样，为了不看我，借着帮我拉箱子，头一低，本来应该目光相对的，就这么避开了。
我掰着手指头算，从1994年底，我在悉尼机场送走他，到现在他在广州白云机场接我，我们有六年没见面了。那时我们是青年，现在是中年。
“酒店我只住一晚，明天就去报到，在花园酒店，我们都住那儿。”上了他的车，我自然多了，调整好心态，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上了。
到酒店办完手续已经是晚上十点多，我以为张涛帮忙把行李搬进房间就会离开，站门口等他说再见。他直起腰说：“你饿了吧？我们先去吃饭，回来再收拾。”
“嗯。我很意外，也很高兴，他真拿我当朋友啊！不是在对付我？”以小人之心的猜测，以为他是因为前女友有求，不帮忙，显得小气，帮忙呢，说不定还起到让这女人悔不当初的效果。仇报得漂亮。不管怎么样，他肯帮忙，我已经很感激，至于他有这想法，也很正常，我接住。
我怕下了飞机要一人到处找吃的，在飞机上把飞机餐吃得干干净净。吃饭问题上，我持双重标准：在国外，一个人到处乱吃，是理所当然。好像孤独是必然的。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睡觉，一个人挣钱，都是情理所在。在心深处，可能还飘着一丝悲情：“我是新版的星仔走天涯。”可是回来就不一样了，回来了还要一个人在外面吃东西，我会觉得很悲惨。家不就是有很多人？在家里不就意味着很多人在一起吃吃喝喝，讲讲笑笑，无所事事天马行空吗？广州虽然不是我的家乡，没有亲人，感觉上是回来了的，很奇怪，它让我变得柔弱；变得多愁善感。
张涛带我去吃火锅，在酒店附近。我们吃得很温馨，只要我说好吃的他都点上。记忆中，他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做了父亲，学会照顾人了？或者，他看到现在我还是一个人，可怜我？事实上，自从我们重新联系上，他没问过任何有关我的个人生活问题，包括婚姻。在我的手袋里装着一瓶名贵面霜，在悉尼机场免税店买的，给他太太的礼物。我一直等他跟我讲他的家，太太，儿子，男人最喜欢在前女友，特别是甩了自己的前女友面前谈的话题。这样，我就顺理成章拿出给他太太的礼物。我没给他准备礼物，避免误会，以为我对他还有非分之想。给他太太不就是给他吗？他们是一家人嘛。
张涛一直忙着给我烫菜，夹菜，倒酒，问我们共同朋友们的近况，就是不讲他自己。至于他有没有奋斗到理想的官阶？他也没说。我习惯，别人不说的我就不问。理论是：如果想让我知道，自然会告诉我。我往往跟别人交往半年了还不知道人家的电话号码、家住何处。
吃完火锅，夜很深了，张涛兴致还很高，带着我在下榻酒店的人行道上散步。跟他这样有距离的心境平和的深夜散步还是头一回。他问我：“我走后的几年里，你一直半工读？”
“是啊。白天上班，晚上看书。我选晚上的课，不影响白天上班。有课那天我下午请假，在图书馆看书到六点半，到咖啡厅喝杯咖啡加一件甜点，掐好时间七点上课。”我说。
“晚饭怎么吃？”
“九点下课，回家吃，飞车回家，弄个快熟面。洗完澡上床睡觉是十一点。第二天早上七点半起床，九点上班。星期六做小组作业，星期天到学校图书馆看老师指定的书。”跟他讲这些时，脑海里浮起那些日子：晚上上课时，差不多九点就听到肚子咕噜咕噜的响声，台上，老师讲什么，根本听不见了。什么叫饿得头晕眼花，我是真体会到了。下了课，一分钟也不耽搁直奔停车场，从车道出来，出了便门就是主街，街边是间间相连的各国风味的快餐店，进进出出成群成对的大学生。他们是专业学生，没课时可以睡懒觉。而我不行。我是业余学生，主业工作，挣钱供房子、养车。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刮风下雨都不变。从学校停车场到图书馆的一条小道静悄悄，星期天，只有我一个人走过。每次经过那一转弯处，墙脚处一小汪水，水里有一枝睡莲，偶尔开出一朵红色的花，小小的花，去时我看看它，算是打招呼。回时我又看看它，算是说再见。
我跟张涛说了睡莲的故事，别的没多说。诉苦不是我的特长。决定是自己做的，路是自己选的，作为一个成年人，既然选择了就承担，苦也好乐也好。
“这样的生活你过了多久？”
“三年，因为是半工读，读得比别人慢。”我风轻云淡说过去，心里却想着快告别吧，我困得快晕倒了。因为时差，这时的凌晨一点是悉尼凌晨三点，长期的有规律的生活把我练得像机器一样，到吃饭时间就吃饭，到睡觉时间就睡觉。
张涛没再说什么，往前走了几步。沉默中我感觉到他内心的疼痛，说我敏感也好自作多情也好，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他心痛。
回到旅店，张涛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不等我请，他坐到房间里唯一的椅子上。我坐到一张床上，以暗示他我要睡觉了。他干脆把椅子拉到我床边，继续跟我聊。
“你知道吗？米娜也回来了。”张涛又开始一个话题。
“是吗？她回来干什么？”半昏睡状态的我一下子来了精神。对她，我不再嫉妒什么了，只是好奇。
“她在广州一家香港公司工作。”张涛说。
“她不是不惜一切代价要留在澳洲的吗？怎么回来了？命运真是会开玩笑。”我大大地感到意外。
“她不但回来了，还要挤班车上班。据说她买的房子在花都，又没车。她曾经托朋友捎话给我，想跟我见一见面，叙叙旧。我没表态。她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我的意思。真的觉得跟她没什么好叙的。”
我好像听出潜台词：现在在国内发展了，又想到我了，门都没有。
“当年我问过澳黛丽，你和米娜分手了还住在同一房子，到底什么意思？澳黛丽说你要么就是还爱着米娜，爱得太深，不忍离去；要么就是一点都不爱了，所以可以像普通朋友一样相处。”我们也是普通朋友了，我可以心平气和跟他讨论我当年的心结。
“澳黛丽真聪明。她讲得对，我对米娜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跟她同住一宅子，就是为了省钱。那房子租得便宜，搬家我又嫌麻烦，既然是朋友了，跟谁住都一样。出了国，我看才清楚她是什么人。说实话，我还没强大到可以承受得起她。”张涛的话让我好像看到一个魔术被解开一样。我曾经那么痛，那么不能原谅他，原因原来这么简单。
我偷偷看一下手表，快三点了，在悉尼的话，差不多该起床了。他怎么还不告别？我实在熬不住，指着另一张床对张涛说：“天不早了，我们休息一下吧？要不，你就睡那张床吧？”
“好。”张涛欣然同意，好像等的就是我这句话。
我朦胧中听到张涛起来到洗手间打电话。猜想给太太打的吧？一夜没回家了，得有个交代。我抬头看酒店的闹钟：早上六点。他从洗手间出来，看到我已经醒了，干脆坐在自己床上，面对我——我知道他面对我。我从一上床睡觉就一直一个姿势：背对着他。我们毕竟是普通朋友了，总不可能没有顾忌。旅店的双人间，床与床之间的距离不到半米，一男一女这么近距离地躺着，面对面的话，恐怕不是干柴烈火也会燃烧的。
“你是不是一直不肯原谅我当年离开澳洲，离开你？”张涛问。
他盯着我。我背后没长眼睛，但能看见他的眼光：灼热。我习惯眼睛看着对方讲话。妈妈说这是礼貌，必须这样。我要转过脸去对着他。
“你别转过来。”张涛讲。
像电影镜头一样，我在转与不转之间，姿势定格。我们周围的空气稠腻、沉重。六年前没讲透的话，现在摆到桌面上来了。
“都是过去很久的事了，还说什么原不原谅？现在这样，不都很好吗？如果当年你不回来，我们可能结婚了，也可能离婚了。”我嘴上这么讲，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我单独走过的这些年，体现了我强硬的个性。我们个性都这么强，就是结了婚，也会离的。
“我向来看人准。我自信这一点。可就看不准你。我远没想到，你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你给人的感觉：简单，感性，像琼瑶小说看多了的。你典型的表里不一。”张涛固执地说，对着空气。虽然离他近，因为半背着，还被被子盖了大半个头，他的声音有点嗡嗡，苍老。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我从前是个爱情至上的人，现在却变成一个木头人，是吗？我现在还是个爱情至上的人。如果遇上了，我还会用我的全部去爱（我自己都怀疑这话有几分可靠）。我相信爱情就像相信地球是圆的一样，可是它不发生我又能怎样？总不能一头撞死不活了吧？活着就得干活赚钱。我现在就是这样，好好地干活，好好地活着……”话还没讲完，张涛已经从背后，手环过来，与其说他抱着我，不如说是依靠着我。他亲着我的脖子，呼吸炙热而沉重，像个负重长途跋涉的人终于可以卸下重担，停下脚步来歇息。我怜惜他，不由轻轻抚摸他的手臂。他不是个放纵的人，也不是个没道德的人。可能是六年前的延续吧？那时候我们正年轻，情正浓，荷尔蒙分泌正旺盛……爱，重新来到我们的身体里。就算是放纵吧，就算是败坏吧，这一刻我们燃烧了。我们的身体也像从前一样温热有弹性；我们相互索要对方的热情……尘世中的一切追求于这时又算得了什么？过去的一切恩怨又算得了什么？
一觉泯恩仇。
五
张涛送我到花园酒店就赶着去上班，他已经迟到了。在酒店大堂，我东张西望找报到处。想找个人问问，宽阔空洞的大厅人来人往。走在里面的人好像特匆忙，头扬得高高的，脚步匆匆带着风。我眼看着他们近了又远了，紧跟几步，冲着他们背后“喂！喂？”几声，声音发出来就被空洞吸走，弱得只有我自己能听得见。我不大声讲话，多年的习惯成自然。我突然望见了尼柯。是他先看到了我，挥着手跟我打招呼。
“嗨！”我挥手。径直向他走去。
“嗨！安平。”
“你也来开会？”
“是啊。刚报到。你呢？”尼柯勾着头看着我，他好像长高了。
“我在找报到处。都到了吗？”我指澳洲来的。
“我也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只见到你一个人。走吧，我带你去报到。”尼柯说着伸手拉过我的行李箱。他竟然听明白我的问话？“什么时候到的？直到广州还是从香港过来？”他跟我闲聊。
“昨天到，乘南航直飞的广州。你呢？”不经意提到昨天，想起了今天早上，心紧了一下，不知张涛怎样了？不知他到办公室没？
“我乘国泰，和海伦一起回香港。今天早上坐直通车过来。”尼柯边走边说，大步流星。我小跑几步到他身旁。他比我高出半个头，我稍稍昂起头看着他的侧脸。他白净的瘦方脸，鼻梁上架着眼镜，一看就知道是深度近视，下巴有一层阴影似的青蓝色。第一次看到他长胡子的样子。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满十八岁，好像声音还没全变，瘦瘦的身架子，瘦瘦的脸盘子有点苍白，鼻梁上也还没有眼镜，眼珠子黑是黑白是白，清澈透亮。唉！时间是把钝刀，把我们的青春锯成碎末，如尘埃般飞扬。如今我们如大地般殷实，承载着勇气和希望，还有如日中天的精力，游走于各种机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