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慈禧太后开始关注百姓所需，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下令在山东省采取措施，避免黄河泛滥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慈禧知道，那些赈灾款项，很大一部分都被贪官污吏挪用了，她也知道，在诏书中老调重弹，大肆宣扬美德，根本不可能满足自己的子民。她拐弯抹角地说道，“频繁修固黄河岸堤并没有产生什么长久的效果。”于是，她亲自与军机处和各部大臣商讨如何解决问题，却依然没能找到令人信服的方法。她还派李鸿章进行实地考察，估算修建有效的防护工程所需费用，旨在说服民众自己关心民情，确实是发自真情实意。
1861年，慈禧推翻了载垣逆谋，第一次掌握政权。这一次，慈禧采取了更多举措处理政事，这点从这一时期颁发的诏书数量上有所体现。处理完黄河泛滥之事，她又将注意力转向了另外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这件事由来已久，其影响中国底层民众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即民众被迫诉求官府，寻求正义时，需要等待很长时间，还需要支付很大一笔法律诉讼费这一官场陋习。针对这一问题，慈禧太后又颁发了一道诏书。
中国民众都很清楚诉讼程序繁杂，但是官方文件中却鲜有记载。正是由于慈禧对待此事直白坦率，民众才认为老佛爷天性善良，心慈手软。举国上下，特别是北方，乡绅和商贾阶层总认为，老佛爷过于善良手软，虽说她这种极端的怀柔政策值得赞扬，但在很多情况下，又会给国家带来危险。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慈禧太后在不恰当的时间采取了极端的怀柔政策，1900年远征军的援军没有到达北京前，北京城的外国人和本地的基督徒才没有遭到集体屠杀。这道有关诉讼一事的诏令中，慈禧太后称她最近了解到诉讼的案件总是被推延，有时会达到几个月之久，无辜的人会在进一步调查前被无限期的拘留监禁。此诏书内容如下：
近闻内外问刑衙门，于应办案件，往往经旬累月，延不审结，甚有创设候审待质各所，以及班馆名目，滥押无辜，其闲丁役之需索，胥吏之留难，种种弊端，不可枚举。试思一人坐狱，阖家不安，小民各有生计，苟非含冤负屈，岂肯轻涉讼庭，委身法吏？乃有司各官因循疲玩，习为故常，全不以民瘼为念，殊堪痛恨。著刑部、都察院、及各省督抚，详定清讼章程，严核官吏功过，所有月报各册，务须实力奉行。如有不肖官吏，仍前玩泄，视为具文，即著严参惩办，毋稍徇纵。将此通谕知之。
此外，另一道诏令反映了圣母慈禧太后的慈善之心以及她急切赢得民众舆论的期望。诏书内容如下：
近来各省奏到就地正法之案，以盗犯为最多。此等凶徒，其情可恶，其愚可悯。凡为盗贼之人，每藉口于饥寒所迫，流而为匪，殊不思犯法干刑，断无生路。况若辈皆非懦弱无能，傥使安分务农，本有营生之路；投营效力，亦有进身之阶，与囚禁囹圄，身首异处，孰得孰失？且一经事发，累及父母妻子，扪心自问，其何以安？深宫轸念民生，无日不以尚德缓刑为念，用是特颁训谕：凡我赤子，尚其仰体朝廷慈悲之怀，勉为盛世良民，毋得徒逞强梁，自罹法网。著各省督抚、督饬地方有司，通行晓示，务使遐陬僻壤，咸共周知，用副爱养黎元至意。
国外抑或国内的外国人皆同情皇帝，当时京城众使馆都表达了这种同情，其中也包括英国外使，慈禧太后对此非常气愤。但她采取了从经典古籍中学到的“暂时隐忍，伺机报复”的政策（这个政策我们之前也提过）。在冬初，邀请外国公使夫人以及其他外国使馆的女士到宫中，盛情款待，礼貌有加，一天之内便赢得了她们的欢心。然而，有人说她的友好完全是假装出来的。从其圣谕我们可以看出，此后，她越来越信任并重用主要的保守派官员刚毅，在荣禄休假期间，刚毅成功说服慈禧太后，要想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改善军事资源，就必须在帝国上下组织训练乡勇。传教士们密切关注着山东及其他几个办乡勇地区，时刻紧盯这场爱国运动的发展趋向，他们很快意识到，这场运动主要是针对外国人的，而这样一场运动在慈禧同意支持刚毅的暴力反动政策时，便已开始生根发芽，发展蔓延。
下面一道诏书，是在年末发布的，这道诏书从一定意义上说，算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开始征兆和文字宪章，毫无疑问，这道诏书受到了刚毅和他的党人影响。诏书内容如下：
从来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凡属地方应办事宜，虽在官为之倡，尤赖绅民共为襄理，方克相与有成。即如积谷保甲团练各事，似属故常，若能实力奉行，有利无弊。积谷则欠岁足以救荒，保甲则常年足以弥盗，乡团则更番训练，久之民尽知兵，自足为缓急之恃。
著自直隶、奉天、山东三省为始，以及各省将军督抚，务当晓谕绅民，将以上各项，认真兴办。其旧有章程者，重加厘订。其未有章程者，妥议举行，先从省会办起，推之通省，行之各邑，速即照章举办，以期逐渐扩充。
诏书的剩余部分还是些老掉牙的劝诫之言，并不是特别重要。从这封诏书中，我们不能确定慈禧太后本人是否清楚，放手组织训练乡勇团练有怎样的后果。后来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又是举棋不定，虽然没确凿证据，但这似乎证明了她当时采取行动时冲动鲁莽，没有做好充足的思考工作，对事态没有充足的了解，完全是受刚毅的影响。但是，随后事态越来越严重，几日后，慈禧就乡勇之事下发了第二道诏书，诏书陈述了训练乡勇以备国防的潜力，逐渐在她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太后对外国人依然心存怨恨，想要伺机报复，这种想法一直深藏在她的心中。诏书中有下面一段：
近因时事多艰，深官宵旰忧劳，无日不以教兵养民为念。迭次所颁谕旨，如训练兵勇，劝课水利蚕桑，兴办保甲团练积谷各事宜，无非为海宇策富强，为闾阎谋乐业。
重申了之前诏书的主旨，慈禧太后接着抱怨道：“向来各省，于奉旨饬办之件，并不认真遵办，不过由院发司，由司交府发县，一行了事，以致恩膏不能下逮，明诏皆若具文。”她承认这种对待诏书的敷衍态度及方式在大清朝非常普遍，乃是积习相沿，但是，她依然坚称这种陋习宜立即戒除，因此下令“以后所奉谕旨，一律刊刻誊黄，晓谕臣民，遐陬僻壤，务使周知。”
之后，慈禧太后又以忠义勉励臣民，向他们申明大义，希望他们尽职尽责，在公职中提高办事效率，建议当地官员与当地乡绅和长者保持密切联系，掌管乡勇训练的军官应该向老百姓阐明慈禧太后决定开展组织并训练乡勇的目的。在诏书的最后，慈禧如是说道：
平时勿怀畏难苟安之私，临事自获众志成城之效，于以固邦本而振国威，不负予谆谆诰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之后，慈禧以传统方式又发一道，劝诫军队要忠心爱国，但并没有受到军民重视，就像那些劝戒大臣尽职尽责，为民效力的诏书一样，并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效果。一些作家将这一时期慈禧下发的众多直言不讳的诏书作为慈禧确实是真心想要有效改革国家政治管理的证据，但是，对外国人甚至是宫闱之外的中国人来说，想要理解这些诏书所言的深层意义绝非易事。这些诏书之中多少不是因特定场合而需的冠冕堂皇之言，而又有多少不是传统的老调重弹，我们很难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慈禧本人并没有做到以身作则，向世界展示出她的诚心诚意，没有采取任何举措将紫禁城治理得井然有序，也没有戒掉宫廷之中那些臭名昭著、奢侈成风的恶习。
之后，老佛爷在下发了一系列有关文化和政治各方面的圣旨后，再一次谈及令她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即那个想要谋夺她的神圣权力，并想要加害于她的主谋康有为竟然成功逃跑一事，慈禧认为民众对康有为的罪行还不够了解，于是，就康有为的罪大恶极，她于十二月再次发布一道诏书详细描述。诏书内容如下：
昨据两广总督谭钟麟奏，在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来往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查阅原信，悖逆之词，连扁累牍，甚至称谭嗣同（已处决）为伯理玺（中华民国总统）之选，谓本朝为不足辅。各函均不用光绪年号，但以孔子后几千几百几十年，大书特书。迹其种种狂悖情形，实为乱臣贼子之尤。其信件往还，牵涉多人，朝廷政存宽大，不欲深究株连，已将原信悉数焚毁矣。
前因康有为首倡邪说，互相煽惑，不得不明揭其罪，以遏乱萌。嗣闻无知之徒，浮议纷纭，有谓该逆仅止意在变法者，试证以抄出函件，当知康有为大逆不道，确凿可据。凡属本朝臣子，以及食毛践土之伦，应晓然于大义之所在，毋为该逆邪说所惑，以定国是而靖人心，将此通谕知之。
就这样，慈禧再次垂帘听政，重新掌握大清政权，但与此同时，她也播下了灾难的种子，不久之后，这颗种子生根发芽，动摇了整个大清王朝的统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