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是古代少有的出色的理财家和经济改革家，为唐朝后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一个久掌财经大权、号令各方经济的重臣，能始终廉洁自守，生活俭朴，居食从不考究，他清廉俭朴的高尚品格和勤恳的工作态度更为后人推崇。
刘晏自幼天资聪颖，刻苦好学，七八岁时就能诗善文，被誉为神童，名噪京师。启蒙读物《三字经》中就咏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称赞刘晏虽然年纪这么小，但却已经做官，担当国家给他的重任，要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只要勤奋好学，也可以像他一样名扬后世。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李隆基到泰山封禅，行至曹州行宫，看到了刘晏写的《东封书》，很高兴，一问，才知道他年仅十一岁，不禁又惊又喜，视为“国瑞”，遂将他带回长安，破格授予他一个小官。刘晏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长期担任财务要职，一向“以爱民为先”，勤政廉政，除弊兴利，政绩卓著，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理财家。
长安是唐朝时的首都，人口多达近百万，致使关中地区生产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不得不从东南各地大批调入。当时，运粮主要靠水路，其路线一直是从淮河进入汴水，再经黄河转渭水而进长安。然而，自安史之乱起，传统的漕运路线被切断，只好溯长江，渡汉水，抵洋州，再转陆路运输。如此一来，耗时过多，供不应求，造成了长安米价暴涨，一般平民常常没饭吃。刘晏接管理财工作以后，下决心解决漕运问题。为此，他亲自顺着黄河，到三门峡、硖石、河阳、洛口等许多地方详细勘察，找当地有关人员多次商讨，总结以往的漕运经验，亲自组织并指挥民工，迅速地疏浚了久已荒废的河道。接着，他又多方改善了航远办法，改革了漕运组织，大大缩短了漕运时间，使江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进了长安，从而保证了长安的粮食需求和物价稳定。为此，老百姓无不欢天喜地。唐代宗也欣喜异常，称赞他：“卿真是朕的萧何呀！”
自安史之乱后，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一改当初开放盐禁的做法，而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在山海井灶产盐之地，设置监院，令专业产盐的亭户将所产之盐，全部卖给盐官，再由盐官转运各地，由官府卖给老百姓。由于盐官卖盐只收现钱或绢帛，百姓拿不出钱帛买盐只好淡食；各级盐业办理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贪赃枉法，处处敲诈勒索，使百姓深受其害。对此，刘晏首先裁汰了一批鱼肉百姓的盐官和盐政管理机构，并将原来的官产官销制，改为官府“收盐户所煮之盐，转卖于商人”。即允许私人产盐，也允许商人销盐，官府只控制货源。这一措施，充分调动了盐户和盐商的积极性，也节省了官府任用的产盐、运盐和销盐人员，当然就减少了贪官污吏。与此同时，刘晏奏请皇帝同意，严禁各地再对盐商增加税收，以免加重吃盐者的负担。随后，他又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设立“常平盐”，即将盐运到那里储存起来，一旦缺盐，就平价抛售，以免商人抬高盐价，坑害百姓。此外，他还在吴、越、扬、楚四地设置许多盐仓，以备食盐歉收时，救济百姓。这样一来，大批盐吏被精简，盐价下跌，万民称颂。盐政改革后，国家的盐利收入明显增加，百姓用盐更加方便，史书上称之为“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真可谓“一举两得”。
唐朝自初期开始，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2石粮食，称为租；每年服役20天，不然则多交6丈绢或7.5丈布，称为庸；另交2丈绢、2.5丈布、3斤麻，称为调。除租、庸、调之外，农民还须按户交户税，按地交地税，并负担多种杂项徭役。据史载，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元月，“江淮饥，人相食”，但官府依旧横征暴敛。尤其是当时任租庸使的权臣元载，总以为江淮虽经兵荒，仍比其他地区富足。所以，不仅强征当年租调，还要把安史之乱以来共八年的拖欠租调，统统收上来。在他的怂恿下，差吏们竟包围民宅，强行搜夺，“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百姓们忍无可忍，不得不群起反抗，以至于震惊朝堂。刘晏上任后，立即下令各州县停止元载时的做法，并将差吏搜夺的百姓财物，如数归还各家各户。接着，“罢无名之敛”，即取消一切“乱摊派”，适当减免了一些税收，还赈济了一批贫困者。他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新制定了两项灵活的赋税政策。一是“常岁平敛之，荒年济救之，大率岁增十之一”。即按年成好坏收赋税，但确保赋税额的持平。二是基于当时当地手工业比较发达，其产品在当地又消耗不了，便让盛产铜器、漆器、瓷器和绫、锦及文房四宝的地方，以这些产品，充当应交的赋税。这样一来，既调剂了商品的余缺，又方便了百姓纳税，深受百姓的欢迎和拥戴。
当时，旱、涝、蝗等各种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一旦受灾，最倒霉的显然还是老百姓。为应对自然灾害，刘晏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首先，刘晏认为救灾如治病，应以预防为要。他说：“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要“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为此，他要求设在诸道的巡院和院官，每旬每月都将所辖州县的雨、雪、露、霜等有关情况，及时报告给他，以便准确预测灾害的征兆，提前做出相关的安排。
其次，在灾害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刘晏反对坐等国家赈济的消极办法，而是带领百姓开展积极的生产自救。他认为受灾地区“所乏粮耳，他产尚在”。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其他土特产品的加工生产。然后将产品运销到丰收地区，或者去满足官府之需，从而换回粮食之类。
第三，为提高防灾抗灾的能力，刘晏恢复了废弃多年的“常平仓”，即粮食丰收的年份，粮价下降甚至惨跌，刘晏就制定政策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使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国家将余粮储存起来，以备荒年之用；粮食歉收的年份，粮价必定上涨，国家把丰年储存的余粮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农民们可以免受缺粮之苦。这一套“常平”制度既使百姓受益，达到了救灾目的，又平稳了物价，使国家获利。
刘晏理财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把财政建立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根本前提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反对杀鸡取卵式的掠夺。倡导休养生息，给百姓创造一个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他从农村增加税收，不是靠加重每家农户的负担，而是靠增加农村户口，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取得的。
刘晏认为，要搞好治理天下之财的重任，必须任用贤才。他注重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提出士吏两分的用人策略，坚决摒弃那些“损下益上，危人自安”的误国之才，“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把他选用的人分为两类：一是士，二是吏。他认为：“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刘晏根据两种官员的不同素质，把钱物稽核出纳的事务交给士人掌管，把奉命办理文书的事务交给佐吏掌管。鉴于不同人对利益追求的层次性，刘晏提出对待士人通过影响其仕途前程，荣之辱之，作为控制其为我所用的手段；而对胥吏则通过影响其经济利益，贫之富之，以实现对其管理。刘晏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正因为如此，刘晏的理财主张和措施才能贯彻到底，并取得巨大成效。
那时的官场官员多纵情声色，奸臣乱政，吏治腐败，贪污贿赂、营私舞弊，而刘晏担任地方官时却保持名节，严格要求属下不准贪赃枉法，积极为地方办好事，深受民众爱戴，离任时民众为其“刻石以传”。刘晏治家以俭约著称，为官几十年，从不以权谋私，即使执掌中央财政大权后，也吃得比较简单，依然住简陋房屋，根本看不出是宰相住的官府，与常人住的没有差别。历史上流传的一段佳话就是他的写照：一日，刘晏五更上朝，天气寒冷，见路边烧饼摊热气腾腾，遂叫随从买来热烧饼，袍袖包着托着，当作早餐津津有味吃起来。同行官员笑他时，他却大呼“妙哉”。当时的达官贵人中，都是婢仆成群，但刘晏的家务事却由妻子自己一手操办，家中没有婢女。他曾说：房屋只求安全方便，不必讲究华丽，饮食但求饱食，不必讲究菜肴丰盛，坐骑只求稳健，不必讲究毛色的漂亮。节俭的薪俸收入却用来周济贫穷的亲友和读书人。
史书上还说：刘晏待人宽，对己严，品质高尚。在勤政方面更突出，常常是“质明视事，至夜分止”；“为人强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决之，不使留宿”。天刚亮就起来办公，半夜才停，即是假日也不例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懈怠。无论事务闲剧，他都当日决断无留。即使早朝，他骑在马上还用马鞭来算账。但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忠君爱民之举，得罪了一批贪官污吏。他们变着法儿陷害他，甚至诬告他蓄谋作乱，致使他最终蒙冤而死。刘晏的妻子、儿女也被充军发配到岭南，受株连者多达几十人。奸佞们基于他多年掌握朝廷经济大权，都认为刘晏平时生活寒酸，是装出来的，是“财不露白”的表现，以小人之心猜测刘晏家内必定存财无数，竭力主张抄他的家。但抄查的结果是：“惟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而已，“人服其廉”，“天下以为冤”。呕心沥血、忠心耿耿为唐王朝理财，功勋卓著的一代名臣，竟落得如此令人痛心疾首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