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大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山东范县、潍县做过十二年知县。对于百姓的疾苦，他时时刻刻都挂在心上，在潍县任县令时，他的顶头上司、山东巡抚向他索求书画，他画了拿手的竹子，并在上面题诗一首：“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竹林风雨的萧萧声，使他联想到民间的疾苦、百姓的呻吟。为官期间，他不但在勤政爱民方面政绩卓著，在廉洁自律方面也堪称楷模。
郑板桥是兴化县有名的“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年近半百才当山东范县和潍县的知县，是个名副其实的“一贫如洗，两袖清风”的“穷官”。他从来不收礼，不受贿，不贪不占，不拿不要，把为老百姓办事当作本分，视为天经地义，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佳话，几百年来久传不衰，妇孺皆知。
郑板桥为官员最突出的济世爱民之举，恐怕还要算为赈灾而开官仓放粮之举。潍县虽然素称富庶甲邑，但就在郑板桥赴潍县任职的前一年，灾荒便揭开了序幕，第二年紧接着就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烈日炎炎，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举目荒凉。有一天郑板桥到城外视察灾情，看到面临绝境的百姓成群结队远离家乡，到关外逃荒的情景，热泪不禁夺眶而出，随即吟下一首《逃荒行》：“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然后深深地感叹道：“我郑板桥在本县生灵涂炭，民生凋敝之际，竟然束手无策，真是愧对黎庶！此时不为百姓请命，更待何时！”于是他马上写了一封告急文书，向上司如实禀报灾情，请求批准开仓放粮，赈救饥民。然而一封紧接一封的告急文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郑板桥只好亲赴省城当面求救。可是那些省城大官不是有意避而不见，就是敷衍搪塞。正在郑板桥心急万分之时，一天，他突然接到上司的请柬，请他在第二天上午准时赶到趵突泉，郑板桥以为有了希望，大喜。可等到他赶到趵突泉时，满腔的希望顷刻间化为泡影。原来，身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的诗书画当时已饮誉全国，知府大人想借趵突泉饮宴之机，请郑板桥赋诗作画。郑板桥看到席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名酒佳酿，宴会上轻歌曼舞，软语调笑，脑海里立即浮现灾民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的惨状。他略一思索，提笔写道：“原原本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人辨识清泉。”意为这里的水流到海边就像卤水一样混浊了，谁还知道它是从清泉里流出来的呢？把在座的官员全讥讽成盐卤不分的贪官。诗成之后，众官吏面面相觑，知府大人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尔后，郑板桥因此事被加上诽谤上司的罪名而受到了处分。后来郑板桥在自己的《潍县竹枝词》后记中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乾隆十二年告灾不许，反记大过一次，百姓含愁知县解体。”
郑板桥屡次告灾请赈不成，为了应付日益加重的灾情，他毅然采取了一系列坚决而果断的措施。首先他力劝县中的富绅大户轮流开设粥厂，免费供给那些老弱病残的灾民。同时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减少流民，他亲自规划修城凿池等种种兴建和复旧的工程，由官府和富户集资，大兴工役，召集附近饥民赴工就食。他还责令积存大量粮食的大户按市价卖粮给饥民。并带头节衣缩食，捐出自己的官俸杂粮救饥，“恨不得填满普天饥债”。当时郑板桥对粮食采取了限价措施，一些富绅对限价售粮心虽不甘，而公然违抗县令之命又不敢，于是就想法刁难贫民，激起民愤，借机制造冲突，而后赴县署状告贫民种种“劣行”，妄图迫使郑板桥撤销其令。郑板桥洞悉其意，往往在审案之时，法不阿贵，力保贫民利益。一次，有个全县闻名的贪婪监生上堂状告贫民“抢粮”，郑板桥将其召入，瞋目而骂：“你这个贪得无厌的驮钱骡，还想唠叨什么呢？”命属吏们脱其帽以足踏之，而后驱赶出去。一时富豪全都畏其严法而心怀忌惮，只好依其命去做。在百姓最危急的时候，郑板桥决定开官仓放粮，由百姓开列借条，赴官仓领粮。按照清朝的法律，开仓放赈必须事先得到上级的批准后方可实行，否则，轻者下狱，重则杀头。当时的僚属规劝他等批文下来后再开仓，也有的僚属怕连累自己，千方百计阻止其放粮。郑板桥感叹道：“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何况上司也不会批准，你们不要再说了。”随后即开仓放粮，挽救了潍县万余人的生命。
到了这年秋后，仍无收成，灾民根本无力还粮，郑板桥不顾自身安危，决定把借条当众烧毁。毁据的那天，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县府门前万众欢腾，借据被纷纷投入火海之中，灾民们眼含热泪高呼“郑青天”。由于郑板桥采取了这些救灾拯民的措施，因而他在潍县任职期间，虽五年连续受灾，但却能使百姓度过饥年。
封建时代，官民之间有一道天然鸿沟，这是由贫富差距和社会地位不平等造成的。郑板桥也是从民众中来，他从自己的社会经历中感悟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民，而士为四民之末”。把劳动人民提高到社会首位，把读书做官之人放在末等，这已远远超越了儒家思想界限，从而摆正了自己做人、做官的位置，显示了他与其他封建官僚的不同。他到潍县后，处理政务之外，经常深入民间，广泛地走访结交了各阶层的民众朋友，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城乡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纠纷，既掌握了民众的诉求，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升华了他的思想观点。他在《潍县竹枝词》中写道：“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可怜北海穷荒地，半篓盐挑又被拿。”地主兼并土地，盐商仗势欺压盘剥穷人，正是潍县当时穷富不均，造成种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使他对当一个好官，该做哪些好事，怎样公正公平地审理案件，处理民间纠纷，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改善官民关系，借以抑强扶弱，除恶扬善，伸张正义，增强教化，改善世风民俗，做到了心中有数。他竭尽全力发挥一个七品县令应有的职能和作用。上无负于朝廷，下有惠于百姓，中无愧于良心。这中间所遇到的风险和阻力，他都在所不顾。
老百姓判断地方官吏是否清廉公正，与其审理案件直接有关。郑板桥的断案，在民间有不少传颂故事，而他留下的批案判牍6册所涉及的300余件案例，更是他勤政廉洁，秉公法断，从而“无留牍、无怨民”，“囹圄囚空者数次”的确切实证。在潍县任职七年期间，没留下积案，没有抱怨的民众，好几次监狱中一个罪犯也没有。只此一端，也足为县官之楷模，并可透视他治理潍县社会秩序、民风教化的成效。
这300多件诉讼公堂的案件，多是土地财产、婚姻嫁娶、继嗣承祧、寡妇改适、族亲反目、商贾纠葛等民事纠纷，涉狠斗凶、致伤人命的仅一例。古代以右为上为尊，左则下之。郑板桥在处理这些案件中，基本是“右窭子而左富商”。封建衙门一般都是官官相护，官商勾结，有理无钱的穷苦百姓无法讲理。郑板桥却偏偏对因讼到公堂的穷苦人，格外尊重客气并有意维护其利益；对富商大贾反而冷落不睬，不留情面，有意杀灭他们的气焰；若是为富不仁者，不但当堂羞辱，还要重罚，使公堂成了穷人说理而又扬眉吐气的地方。对不学无术、靠出钱捐纳成为“监生”的富家子弟上堂，他常据案大骂：“‘驮钱驴’，有何陈乞？”“惟不与有钱人作面计”，斥责后还表示不屑与这种有钱人当面谈事。
有一财主状告佃农欠租是霸产，他批道：“或有欠租事情，非霸产也，方得时两人各自新，何苦退地。”不但否定了霸产之罪名，还不准强行退地，只强调“两人各自新”，明显是为佃农着想。有的富户冒充穷人前来告状，事发后，他气愤地批道：“既据地二顷五十亩，尚谓之穷人乎？不准！”寡妇郎氏改嫁，族中有人捏造事由告到公堂。郑板桥查明真相后，据实据理愤然批曰：“郎氏因无嗣改嫁，又有家母主婚，便非苟合。明系不得分彩礼，借词渎控（污蔑控告）。既无干证，又无代书图记，不准。”
支持、维护穷苦人和弱势者（如孤寡妇女，小摊小贩等），替他们把心中的理由讲出来，不准有钱（如地主、富商）有地位（如族长、里正）者以势欺人、强词夺理，强占便宜，保证了执法的公正，维护了社会的公平，赢得了人民的赞誉，促进世风建设和谐有序，这也是郑板桥做官的亮点之一。
从遗留的许多判词中还可看出，不少纠纷案例，是经过了仔细调查了解，反复倾听双方申辩和有关证词，才作出判决的。如有人告张玉滋拐卖其母一案，他接诉后，一连提出了九个疑点，一一查证落实，去伪存真，才使案情真相大白。这当中反映出的是不偏听偏信，不主观武断，严谨精细的断案精神。
有些案件的审理，则注重发挥乡里及群众的作用，如“着该族长约地甲邻秉公确查覆夺”，“着自邀各房长支众以理谕处”，“应自邀集庄众拜议，不必多事”等判词，都表明郑板桥常依靠民间正义，合理解决民事纠纷，从而得到事半功倍、公认合理的效果，进而起到使族亲、乡邻间悉遵公理，减少摩擦，和睦相处的教化作用。郑板桥的判词中体现的严谨、公正、亲民、廉明精神，恰当灵活的断案艺术，应和他的诗、书、画作品一样，都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郑板桥不仅勤政为民、刚正不阿、执法公正，而且清正廉洁、以身作则。清朝的官员退位退职退休后是不安排住房的，郑板桥在潍县知县任上，家乡的弟弟就写信给他，要改建家中的老屋。这件事本属正常，但郑板桥却担心这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立即回信劝告其弟暂不改建。他在信中说：“因仕途中人蓄姬妾，置田产，更进而大兴土木，建筑高堂华厦，行道者见之，必窃窃私语曰：郑某一介寒士，侥幸成名，得为百里侯，谁谓狂士作官，要名不要钱，苟不搜割地皮，艳妾华厦自何而来？”他怕群众看到他家修理房屋会跟其他官员大兴土木联系在一起，以为修房的钱一定是贪污受贿而来。其实，群众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他们不知道郑板桥为人写字作画的酬劳收入每年有3000两之多，十年加起来已有3万两了。除买地花去1万两，他想将剩下的两万两改建一下故居的房屋，以做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之用，这钱完全是他劳动所得，丝毫花不着纳税人的银子。但即使这样，他仍怕遭人误解，玷污自己的清名：“犹恐招摇耳目，惹启悠悠众口，以贪名污我。我纵不能只饮民间一杯水，不取民间一文钱，以清廉自矢，然贪赃枉法，则我岂敢！”
除改建房屋外，在置地上郑板桥也表现出高度自觉。当时，为了维持家用和退休后养老，一些官员常常置办一些田产，购置的数量官府并无严格限制。但郑板桥买地却坚决按通例办事，不多占一分一寸。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写道：“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不可久恃。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连阡越陌，数百顷有余者，子将奈何？应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跟许多人买地只顾自己不管他人不同，郑板桥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无地的穷人，认为多买了地就是占了别人的产业，就是莫大的罪过。他的这一信条，既不为别人的贪婪所动摇，也不因世道的盛衰而改变。
郑板桥为官，不光自己清清白白，还特别痛恨别的官员贪污腐败、搞不正之风。每遇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他便毫不客气地予以“回敬”，并引以为戒。有一次，一个钦差大臣到山东视察工作，在各地捞了不少好处。当他来到潍县时，虽知郑板桥为官清廉，但仍不肯罢休，千方百计地暗示，想从郑板桥那里捞点“外快”。郑板桥也心领神会，待钦差要离开潍县时，便派人给他送去一个大礼盒。钦差见大礼盒沉甸甸的，料定里面一定装了不少白银。待送礼人走后，他兴高采烈地打开礼盒一看，立即傻了眼！原来，礼盒里装的不是银子，而是一些潍县特产大萝卜！里面还附了郑板桥写的一首诗：“东北人参凤阳梨，难及潍县萝卜皮。今日厚礼送钦差，能驱魔道兼顺气。”钦差看了又气又恨，立即想报复郑板桥，但又苦于一时抓不到把柄，只得哑巴吃黄连，把一腔怒气憋在心里，灰溜溜地返回京都。
郑板桥为官则关心民疾，抚民救灾，抑富济贫；持家则安于清贫，不事聚财；做人则不仰高门鼻息，不为斗米折腰。他的廉洁自律虽然受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嫉恨、排斥、打击，受到高官贵胄、富绅巨贾之嫉恨，使他最终丢官，但他却深得民心，得到众多百姓的爱戴和颂扬。当他六十一岁那年从潍县知县任上被免职返乡时，无数乡民夹道送行，号哭挽留，不少人送出上百里远。郑板桥也深受感动，挥笔画竹题诗，赠给潍县的父老乡亲：“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真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这是郑板桥对潍县人民的离任交代，也是他光明磊落、清廉淡泊的人生态度的最好诠释。
纵观郑板桥的一生，从“一官归去来”，到“三绝诗书画”，人们可以看出，政治抱负与艺术创造，虽然所需要的素质和评价标准不同，而要将其集于一身，其难度可想而知。当官，有的时候需要洞明人事，而且还须具备运筹帷幄的本领，而对艺术创作则需要一副与世无争“难得糊涂”的“在野”心态，能以民间的活力，作为一块浇灌自己心灵的圣地。郑板桥正因为有“一官归去来”的经历，最后才有“三绝诗书画”的收获，成为清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