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己出身平民，刘邦用人也从来不拘身份、地位，总是能够唯才是用，甚至不在意对方原来是自己的敌人。张良原是韩国贵族，曾结交刺客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后来，他向刘邦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布、彭越、韩信等军事力量的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彻底消灭楚军，这些建议均为刘邦所采纳。萧何曾是沛县小吏，他参加辅佐刘邦起义，当起义军进入咸阳时，不但及时规劝刘邦不能贪图享乐，而且及时取出秦政府的律令图册，很快地熟悉了各种法律条文和全部山川险要、郡县隘口等情况，为以后刘邦治理关中打下坚实基础；他还举荐韩信为大将；楚汉争霸时，他以丞相身份留守关中这一战略要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兵源粮草，使刘邦终于能够取胜。韩信则原是贫穷潦倒的流浪汉，他曾在项羽手下做一名管粮草的小官，投向刘邦后他才被重用，并用兵如神，屡建战功，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关键人物。
除了这最重要的3人之外，刘邦官僚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也都是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有着不同出身和阅历。但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贤能人物。陈平出身贫寒，在做小官时曾经贪污受贿，且和嫂子曾有暧昧关系，有“盗嫂受金”的讽名，投奔刘邦之后，他为创建汉王朝作出了重大贡献。曹参曾为秦朝的狱吏，但在追随刘邦之后，“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周勃曾靠编织养蚕用的蚕箔为生，还常给办丧事的人家吹箫，后来做了一名能拉强弓的勇士，在刘邦军中，他在一系列的作战中总是能当先破敌。此外，樊哙原是宰狗的屠夫；灌婴曾是布贩；夏侯婴曾是马车夫；彭越、黔布曾是强盗；孙叔通原是秦政府的博士；张苍是秦朝掌管文书档案的御史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人有着不同的出身和经历，但刘邦却都能重用他们，这充分说明刘邦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
刘道怜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同父异母兄弟，他的母亲萧氏是刘裕的继母。刘道怜曾追随刘裕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在还未废晋自立之前，有一年，身兼扬州、徐州、兖州三地刺史的刘裕辞去了扬州刺史的职务，而任命自己年仅14岁的二子刘义真担任此职位，镇守石头城。刘道怜很想担任这一职位，但又不好意思开口，便央求母亲萧氏代为说情。见到刘裕后，萧氏说：“你兄弟曾与你同甘共苦，又立有战功，可以让他担当扬州刺史。”刘裕本来对萧氏极为恭敬孝顺，后来建立南朝宋时，刘裕还尊萧氏为太妃，但他十分了解自己的这位兄弟，刘道怜尽管追随自己四处征战，立有不少战功，但是为人蠢笨，才能平庸，又非常贪婪放纵，根本没有能力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当时，刘裕也正准备夺取晋朝江山，扬州地理又非常重要。因此，思考再三，刘裕还是对萧氏说：“扬州乃要害之地，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要务繁多，道怜恐怕难以胜任。”萧氏一听，极为不快，问道：“五十多岁的老道怜，难道不如十几岁的小义真吗？”刘裕解释说：“我儿义真虽为刺史，但事无大小，都由我做主。道怜年纪已大，如果什么也都由我做主，恐怕不好，而如果让他自己做主，又怕难以负重。无论是为国，还是为道怜着想，他都不适合担当此职。”萧氏这才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管理是授权与控制的艺术
领导者所面临的各种事务总是十分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任何领导者，即使精力、智力超群，也不可能独揽一切，因此必须把一些事情交给下属执行。不会授权或不愿授权的领导者，将给自己积聚愈来愈多的工作决策事务，使自己在日常琐碎的工作细节中越陷越深，甚至成为碌碌无为的“事务主义”者。到此地步，有些事已一拖再拖，另一些事可能根本无暇顾及，而许多需要领导者处理的大事却搁置在一边。另外，下级的积极性也受到压抑，工作失去了兴趣和主动性。
厚黑学认为，作为领导者，贵在学会科学地授权。授权，其实就是指上级在下达任务时，允许下属自己决定行动方案，并能进行创造性工作。合理授权，使领导者重在管理，而非从事具体事务；重在战略，而非战术；重在统帅，而非用兵。授权有利于领导者议大事、抓大事，居高临下，把握全局。合理地授权，能够使每个人感到受重视、信任，进而使他们有责任心，人人都能发挥所长。
当然，身为领导者，最为根本的权柄还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授人以权柄，是为了使其发挥所长，为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内尽量多地做事，其前提仍然是为我所用。一旦授权过多，属下滥用职权，无所顾忌，则可能出现南辕北辙现象。说到底，厚黑管理学的智慧，就是保持授权和控制的微妙平衡。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已经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3家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命，正式成为韩、赵、魏3个新兴的国家。在魏国，促成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国君是魏文侯。魏文侯在位期间，通过各种改革，魏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逐渐强大，成为战国初期一个异常强盛的国家。而在这个改革图强的过程中，尊贤任能对魏国的繁荣起了重大作用。
魏文侯非常尊敬贤能。他对当时魏国的贤人段干木就礼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被人们广为传诵。但魏文侯尊贤并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实实在在按才任用。他任人的最大特点是用其所长，充分授权，用而不疑。吴起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但人们对他的为人颇有微词。他曾在鲁国任将军，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打算任命他为抗击齐国的主帅。但由于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很是猜疑，议而不决。求取功名心切的吴起竟然就杀了妻子，以此表明自己和齐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这才任命他为大将，带兵攻打齐国，“大破之”。尽管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杀死自己的妻子毕竟太过残忍，因此也给他招来了一大堆闲话。吴起最后受不了鲁君的猜疑，就投奔到了魏国。
魏文侯问大臣李克：“吴起是怎样的人？”李克大约也听信了关于吴起的闲言碎语，说他“贪而好色”，但也并不因此而抹杀他的军事才能，说他用兵比得上司马攘直。于是，魏文侯以吴起为大将，统领全国军队，自己不再过问。后来吴起用事实纠正了对他的一些不公正看法。他不仅带兵伐秦之时连拔五城，在带兵上也颇为廉平，常常和底层军官同甘共苦，因此“尽能得士心”。于是魏文侯任命他为西河守的重要位置，全力对抗秦、韩两强国。
乐羊也是魏国一位能干的大将。魏文侯打算发兵征伐中山国。有人向他推荐乐羊，说他文武双全，一定能攻下中山国。可是，又有人说乐羊的儿子乐舒如今正在中山国做大官，担心乐羊因此不肯下手。而魏文侯经过调查，了解到乐羊曾经拒绝了儿子奉中山国国君之命发出的邀请，还劝儿子不要追随荒淫无道的中山国国君，于是，魏文侯决定重用乐羊，并派他出兵攻打中山国。不料，乐羊攻伐中山国，攻了两年多居然未攻下其都城，引得朝中官员议论纷纷。有人说乐羊怎么会破国毁子呢？有人甚至说乐羊与中山国暗中一定有勾结，不然以乐羊的本领岂会连一个小小的中山国也久攻不下呢？可魏文侯认为，既然已经将此事托付给乐羊了，就应该让其自由发挥，而作为主帅，乐羊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因此对乐羊的信任始终不动摇。不久之后，乐羊果然置自己的儿子的请求于不顾，攻破了中山国。原来，乐羊久围不攻，为的只是孤立无道的中山国国君，且不忍城中百姓遭难。当乐羊凯旋回国之时，魏文侯拉出一箩筐诽谤他的奏折给他看。乐羊为魏文侯信而不疑的诚心感动不已，自此更加忠诚。
正因为魏文侯尊贤任能、用人不疑，使他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一大批人才都涌向魏国。在这些政治、军事人才的帮助下，魏国开创了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
汉武帝也同样唯才是用，人尽其用，在他为帝时，任用了韩安国、主父偃、朱买臣、卫青、霍去病、李广、桑弘羊、公孙弘、董仲舒、张骞、苏武、司马迁、司马相如等，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都堪称绝无仅有。所以《汉书》中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不过，知道怎么识人和用人，仅仅是汉武帝施用人才政策的一个方面，他还知道需要牢牢地把他们控制住，以免他们冒犯自己的权威。而这一点从他对待丞相的方法上就能看出来。汉初的丞相都是开国功臣，当初和皇帝同甘苦共患难，忠心耿耿；开国后，当上丞相，位高权重，总摄朝政，大权独揽。皇帝对丞相的意见特别重视。丞相推荐的官员，可以直接任命到九卿、郡守的级别，而对于朝中群臣有过失的，丞相则可以先斩后奏。丞相拥有的人事任免权、处理朝政大事的权力，甚至都超过了皇权。
汉武帝刘彻雄心勃勃，丞相有如此高的权力，对他来说当然不可容忍，于是采取种种措施，削弱丞相的权力，加以控制。武帝在位54年，换了13位丞相，除公孙弘、田千秋等4人外，卫绾、许昌、薛泽等都被“免相”；李蔡、庄青翟和赵周畏罪自杀；窦婴、公孙贺和刘屈牦则被诛杀。其中，卫绾精通儒学和文学，他在汉武帝7岁时就负责教授太子文化知识，后来成为汉武帝的第一任丞相，由于卫绾年龄大了，有些力不从心，因而执政甚宽，在景帝生病期间，使一些无辜的人冤死在狱中，汉武帝对此很不满意，卫绾便借病辞官，汉武帝马上批准他还乡，卫绾这样就算是被客气地免掉了相位。窦婴接替相位两年就遭到了罢免。他推崇儒术，因此贬低当权者窦太后尊崇的黄老之术，窦太后大怒，罢免了窦婴丞相职位。后来，窦婴又被诬告，汉武帝终于将其斩首示众。许昌是窦太后任命的丞相，事事听从窦太后的命令。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因其“治丧不力”，将其罢官。丞相李蔡爱养狗，在汉景帝陵园前大道旁的空地上盖了个狗圈，被朝中大臣弹劾亵渎先帝，侵占陵园，因此犯下重罪。李蔡不愿被大理寺收审查办，无奈自杀。丞相翟青，是因为与酷吏张汤被害一案有关而自杀。张汤一向以酷刑暴虐闻名，傲慢无礼，对地位很高的“三长史”大耍淫威，又把文帝墓园失盗之事归罪丞相翟青，遭到四人痛恨，被举报出不法之事而自杀，张汤自杀后，汉武帝又感到后悔，就下令追查举报来源，结果诛杀了“三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丞相翟青也受牵连自杀。至于丞相公孙贺和刘屈氂都是因“巫蛊”之事受牵连而被斩杀，下场可怜。这些丞相被笼罩在汉武帝的强权光辉之下，尽管所犯错误都很小，有的甚至没有犯错误，但却让皇帝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对于汉武帝来说，他需要严密地控制臣下。当然，汉武帝并没有像明太祖朱元璋一样废除丞相之位，只有一种人最合他的心意，就比如，公孙弘70多岁被任为丞相，他事事顺从皇帝的意愿，从不决策任何政事，只用诗书礼乐来歌颂汉王朝统治，深受汉武帝喜爱。只有这样的丞相才能得到汉武帝的宠爱和信任。
既要正激励，也要负激励
厚黑学强调，领导在管理的时候，既要正激励，也要负激励，这样才能真正调动下属的积极性。所谓正激励就是领导对下属符合自己期望的行为进行正面的引导，以使这种行为更多地出现。相反，所谓负激励，是指当下属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目标或者需要时，给予惩罚或批评，使之减弱和消退，从而抑制这种行为。不管是执行正激励还是负激励，都有以下原则需要加以遵守：1.执行不能产生偏差，所谓“激励面前人人平等”，激励的时候，要全体下属一视同仁，只有毫无偏差才能让下属满意；2.领导者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的带头作用；3.把握激励的力度和尺度，正激励和负激励都不可滥用；4.物质负激励与精神负激励相结合，物质负激励与精神负激励都是负激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辅相成。
三国时期的曹操深知如何激发臣属的能力。无论是正激励还是负激励，他都十分重视以身作则。他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将帅，自己的威信是从律己中来的。曹操常说：“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用通俗的话来说，那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渭水之战是三国史上一次最大规模会战，是曹操为平定关中，与马超等关中联军的最后决战。在渭水之战中，曹操为了在战术上构成掎角之势，稳定渡河军队，曹操亲自断后督军，结果引来了马超，险些送掉了性命。全靠许褚奋力死战、丁斐设计才被救了出来。照当时的情况看，作为几十万军队的统帅，曹操完全可以不冒此险。他之所以以身犯险，身先士卒，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稳定军心，激发将士战斗潜能，也让渡河队伍成功渡河。曹操此举尽管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从部队作战来看，是完全值得的。
曹操出兵讨伐南阳张绣时，麦子尽管已经成熟，但是因为大兵将到，所以农夫们都逃避在外，不敢回家收割麦子。为了收取人心，曹操派人四处寻访当地父老乡亲和守境的官吏，说：“我奉天子之命出兵讨逆，与民除害。今日正当麦熟时节，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经过麦田时有践踏者，都一律处死。军法严明，希望你们不要惊疑。”百姓听说后，欢喜称颂，都在路边拜谢。官军经过麦田时，都下马用手扶着麦子，相互传递而过，都不敢践踏。一天，曹操乘马经过一块麦田，忽然惊起田中一只斑鸡，曹操坐骑受惊，窜入麦田之中，踏坏了一大片麦田。曹操当即招行军主簿前来，追究自己踏麦之罪。主簿说：“丞相岂可议罪？”曹操却说：“我订的法，我自己却犯了，怎么能服众？”说完就拿起自己的佩剑，就要自裁。众将急忙拦住。郭嘉说：“《春秋》有言：法不加于尊。丞相统领大军，岂可自裁？”曹操沉吟良久，说：“既然如此，我姑且免死。”于是用剑割下自己的头发，摔在地上说：“暂且割发代替首级。”并派人将此事传告三军：“丞相踏麦，本当斩首号令，暂且割发代替。”于是三军悚然，都加倍谨遵法令。
陈国瑞是晚清名臣曾国藩手下的一员悍将。他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没读过书，也没有什么修养，行为莽撞，天不怕地不怕，不过他却异常骁勇，有次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僧格林沁死后，曾国藩担任剿捻重任，与陈国瑞军打上了交道。一次，陈国瑞所部与曾国藩手下刘铭传所统率的军队发生械斗，在调解的过程中，曾国藩感到只有让陈国瑞真心地服从自己，才有可能让他今后真正为自己所用。于是，曾国藩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了陈国瑞的嚣张气焰，历数了他的劣迹暴行，让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对他的评价。但当陈国瑞灰心丧气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因为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又坐到他面前，对他谆谆教导，还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违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点头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