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宋儒也有很大的短处，就是门户之见太深，以致发生许多纠葛。其门户之见，共有二点：（一）孔子说的就对，佛老和周秦诸子说的就不对。（二）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说的就对，别人说的就不对。合此两点，就生出自韩愈以来杜撰的“道统”之说。程朱一般人，生怕这个道统被别人分去，就拼命地排斥异己，以致他们的徒子徒孙都染有这种恶习，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在争詈不已。此中的病根就是缺少了一个“量”字。宋儒的才德二者俱好，惟于“量”字最缺乏。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君子排斥君子，故生出洛蜀之争；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陆之争。
如果不存门户之见，把气量放宽，来鸟瞰学术上的分合之迹，倒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老子书中，常常援引古说，可见他也是述而不作的人，其学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种外道，经过释迦的一一研究，然后另立一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宋儒之学，照以上所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分而合的现象。
然一种学说独成一派之后，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韩非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汉儒研究遗经，成立汉学，跟着又分许多派。老子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入中国，又分若干派。单即宋儒所说的佛学禅宗说，自达摩传至五祖，分南北两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为六祖，他的门下又分五派。明道创出理学一派，跟着就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而伊川门下分许多派，朱子门下分许多派，陆王门下也分许多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合而分的现象。
宇宙真理是一个浑然的东西，人类的知识短浅，不能骤窥其全，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地研究，才能把宇宙的真理研究出来。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其汇归于一，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经汇归于一之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只要以探讨真理为归，不过于存主观的见解，无论是由分而合，或是由合而分，这在学术上说都是有功的；唯有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是要不得的。
吾人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西两方学说融会贯通，努力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这样，才合得到学术上的趋势。等到融会贯通之后，再分头研究，去做由合而分的工作。
但是要做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的工作，并不是没有宾主之分，一味地将中西文化杂糅在一起，使人发生龃龉，以致影响我们的思想行动，无所适从，如近几十年来的混乱现象，这是不足取的；而是应当以我们数千年来深入人心的民族文化为重心，或采取他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或吸收他人之精英，以丰富吾人之生命。从前有个故事：鲁国有个男子独处，邻家有一寡妇亦独处，夜雨室坏，妇人来求托庇，男子闭户不纳。妇人说：“你何不学柳下惠呢？”男子说：“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这事被孔子听见了，就赞叹道：“善学柳下惠者，莫如鲁男子！”还有九方皋相马，并不取其皮相，是在牝牡骊黄之外。吾国先哲，
师法古人，也是遗貌取神，为我国学术界最大特色。画家书家无不如此。我们本此精神，去采用西洋文化，就有利无害了。
从前印度的佛学传入我国，我国尽量地研究，如以修改或发挥的所有天台、华严、净土诸宗，差不多成了中国化，所以很受一般人的欢迎。就中国最盛行的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唯有唯识一宗，带印度色彩最浓，此宗自唐以来几乎失传。从此可见印度学说传入中国，越是中国化的越盛行；带印度色彩越浓的就不盛行，或至绝迹。我们今后采用西洋文化，仍是采取印度文化的方法，使其一一中国化，好比药料之有炮制法，把那有毒的部分除去，单留有益的部分就对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自然趋势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事先经过良心裁判，返诸吾心而安，然后才推行出去。如果能够这样地采用，中西文化自然可以融合。本此原则，我们今后应走的途径，就可以决定了。
西洋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生出理化等科。中国的古人，行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制定各种制度，同是窥见自然之理，一则用之物理上，一则用之人事上，双方文化实有沟通的必要。
中国的古人定的制度，许多地方极无条理，而又极有条理，如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上者仁民爱物，在下者亲上事长之类，隐然有磁电感应之理，不言权利义务，而权利义务自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生趣盎然。西洋人则人与人之间划出许多界限，父子夫妇间的权利义务，俱用簿计学的方式计算，权利义务分明，生趣就减少了。所以西洋的伦理，应当灌注以磁电，才可把冷酷的气氛改变；但中国则未免太浑沦了，又当参酌西洋组织。果然如此，中西文化即融合了。
研究学问就如开矿一般，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各开一个洞子，向前开采。印度人的洞子和中国人的洞子首先打通；现在又与西洋的洞子接触了。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分途研究，或从人事上研究，或从物理上研究，分出若干派，各派都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西印三方学说，应该融会贯通，人事上的学说与物理上的学说也应该融会贯通。吾人生于斯世，即当顺应潮流，做这种融合的工作，融合以后，不妨再分类研究。像这样的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经过若干次，才能把这个浑然的东西，研究得毫发无遗，依旧还它一个浑然的。
冲突是融合的预兆，无所谓冲突即无所谓融合。譬如几个泥丸放在盘内，不相接触，可谓不相冲突了；然而这几个泥丸是永久独立不能合并为一的。如把它们合在一处，挤之捏之，这几个泥丸就可合为一个了。现在国际竞争剧烈，与战国七雄时代相似。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旧有学说发生冲突，如南北朝、隋唐时代佛学传入中国相似。一般人看见这些冲突情形都很悲观；不知这正是几个泥丸挤之捏之的时候，乃是世界大同的动机，是东西学说融合的动机。所不同者，秦皇统一战国之后是有一个君主高踞其上；将来世界大同是把君主换作民主的，宋儒的理学虽能融合众说，但其学说的推行是仗君主威力，强迫人民信从，将来中、西、印三方学说融合，是学者自由研究的结果，并非强人信从。国际上、学术上这种现象都是天然的趋势，非人力所能反抗，如水之东流入海，即使要反抗，也是万万无效的。如果看清楚这种趋势做去，才不致违反潮流。
但中西文化的冲突，其病根有应归咎于西洋的地方。例如，西洋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洋人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洋人培养身，中国人培养心。西洋教人，重在“于身有益”四字；中国教人，重在“问心无愧”四字。斯密士倡自由竞争，达尔文倡强权竞争。西洋人群起信从，因为此等学说是“于身有益”的。中国圣贤绝无类似此等学说，因为倡此等学说其弊流于损人利己，是“问心有愧”的。我们追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很少寻得出像斯密士和达尔文一类的学说，只有庄子书中的盗跖，所持议论，可称神似；然而此种主张，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减其意。”从“身”字向内追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外发展。就好比建筑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西洋人自由竞争等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径从地面建筑，基础不稳固。所以国际上酿成世界大战，死人数千万，大战过后，还不能解决，跟着就要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将来算总账，还不知要流多少血！
我们再把前面所绘的“返本线”一书，就更可把中西文化的优劣看出来。吾国儒家主张从小孩时，即把爱亲敬兄的心理，在家庭中培养好，然后扩充出去，以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了。所以中国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仁爱培养场”。西洋人从“我”字径到“国”字，中间缺少一个“家”字，即是莫得“仁爱培养场”；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诚意”功夫，即是少了“良心裁判”。所以西洋学说发挥出来，就成为残酷的世界了。
讲近代物质文明，中国诚然万万不及西洋；但从社会伦理部分来说，则以上诸点，确乎中胜于西。此等之处，应该西洋效法中国，不应该中国效法西洋。
最后，他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位上，主张中国学说可救西洋印度之弊。他是以老子为中国学说代表的，前面已说过了。他认为西洋所讲是极端的世间法，印度所讲是极端的出世法，老子所讲则把出世法、世间法打通为一。宋明诸儒都是做的老子工作，算是研究了二三千年。开辟了康庄大道。如把这种学说，发扬而光大之，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融合为一。
以“返本线”言之：西洋人从“丁”点起，向前走，直到“己”点或“庚”点止，绝不回顾。印度人从“丁”点起，向后走，直到“甲”点止，也是绝不回顾。老子从“丁”点起，向后走，走到“乙”点，再折转来，向前走，走到“庚”点为止，是双方兼顾的。老子所说“归根复命”一类话，与印度学说相通。所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与西洋学说相通。虽说他讲出世法没有印度那样精，讲世间法没有西洋那样详，但由他的学说，就可把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打通为一。
西洋的学问重在分析，中国的学问重在会通。西洋人无论何事，都是各科研究；中国古人，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就“返本线”看来，西洋讲个人主义的，只看见线上的“丁”点（我），其余各点，均未看见；讲国家主义的，只看见“己”点（国），其余各点，也未看见。他们既未把这根线看通，所以各种主义互相冲突。孔门的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老子也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这根线看通了的，所以倡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说法（二语出《礼运》，或以为道家之说，故浑言孔老），这样，所谓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觉得冲突。中国人能见其会通，
但嫌其浑沦疏阔；西洋人研究得很精细，而彼此不能贯通。应该就西洋人所研究者，以中国的看法贯通之，各种主义就无所谓冲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其实，西洋人讲竞争，讲超人，都是末流之弊。至若希腊三哲，何尝不是孔老一流人物？中国号称儒、释、道三教并行，但今之和尚道士、秀才举人，何尝有几分与释迦孔老相类？其末流也是与西洋一样。世界种种冲突，是由思想冲突来的，而思想的冲突，又源于学说的冲突。所谓冲突，都是末流的学说；若就最初而言，则释迦、孔子、老子和苏格拉底诸人，固无所谓冲突。将来一定有人出来把儒释道三教、希腊三哲和宋明诸儒学说、西洋近代学说合并研究，融会贯通，创出一种新学说，其工作与程明道融合儒、释、道三教成为理学是一样。假使这种工作完成，则世界的思想一致，行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以上是宗吾《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的扼要介绍。此外他在本书中，详述“宋学”与“蜀学”的关系，说二程的学说，深受当时蜀学的影响，尤其是程伊川的“易学”，是受了箍桶翁和卖酱翁的启示，才别有会心。同时，四种道教和佛教也是盛极一时，二程当深有所濡染，所以他们后来能做出三教融合的工作。再则蜀主孟昶在当时提倡文化的热心，与夫政治的清明，可谓甲于天下。苏子由对于老学的研究也是前无古人。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当时的四川可称为此后中国文化的摇篮。宗吾对于这些问题都加以考证和说明，这是国内一般讲学术史的人不曾注意的。
至于他提出以老子来贯通中国的全部学说，西洋和印度的学说各走极端，唯中国学说可以济二者之弊这种观点，是否也是太偏，太主观，我在此不愿批评；批评的责任，希望读者负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