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累了，一个个倒在台子上睡着了。等到妈妈真的回来，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猛见妈妈，又哭得放不下。及至长大后，村里的这位老人见了我们，还一边捋着白胡子，一边取笑：“我妈妈来了吗？”那神情，那语调，俨然当年的我们。
邻家有一胖孩子，名叫明太的，大人上工时，往往送到我家，和我们一起被锁在家里。有他在，我们玩得也许要更痛快，更开心，还可能因为有他而屡屡犯规。
开始时，我们都很遵守纪律，只在家里玩，不敢有出门去的想法。在家里，玩法也很多，比如，先是大家一起把秫秫（高粱）杆外面的一层皮剥下来，然后用刃子破成细篾，编成眼镜，编成带方、圆耳朵的戏帽，再把废纸或塑料撕成条编成胡子，戴上这些玩意，手里操起家伙，就在院里唱大戏。等玩够了，感觉院子太小，似乎装不下我们，这时，野心便“膨”的一下，飞了起来。邻家的胖子提议：“走，咱到端路上耍走！”大家便很麻利地取下各自的行头，眼镜、戏帽、胡子等这些刚才的宝贝，撇得满院都是。院墙太高，是翻不过去的，就想从水穿眼（墙脚的出水口）
钻出去。他太胖，常常被卡在水穿眼的中间，前不能出，后不能退，先出去的在外面拉，院子里的在里面推，要把邻家胖子弄出去，往往要费很大的工夫。到了外面，在门场处一般是不停留的，而是撒开脚丫子，直奔端路而去。不是在端路上玩打仗，就是捉迷藏、跳房、打沙包，或沿端路去河滩玩水。到外面玩，痛快是痛快，但玩的工夫不能太长，要时时留心，掌握时间，必须赶在大人下工前，再从水穿眼钻到院子里来。
其实，从家里出来，就是端路的路口，路口处有一个大大的涝坝。那时候，故乡的雨水很广，并不像现在一年四季干旱。一旦下雨，院里的、门场上的水，都会汇集在涝坝里，水满得常常和地相平，上面漂满了柴草、羊粪及其他杂物。涝坝旁边有几棵大柳树、大槐树，还有一棵大杏树，它们的树冠都很大，树荫铺展到地上，不仅门场的空地全部成了阴凉，就连大半个院子都在它们的笼罩之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把点点金光洒在地上，一阵风吹来，树枝摇摆，金光就飘动起来，有乱花迷眼的感觉。午饭后，大人、小孩经常在树荫下做活、乘凉。男人们要么在那里对火抽烟、拿出磨石磨镰，要么在一起织口袋；女人们一边吱吱呀呀地拧绳子，一边叨叨着拉家常；孩子们则无所事事，不是爬树摘杏子，就是在涝坝边上玩水。麦黄六月，杏子熟了，它们等不及人摘似的，一个个从树上落下来，不是掉在地上，就是扑入涝坝。只听“咕咚”一声，又一颗杏子因为性急而跳入水中。一次，邻居家的儿子站在涝坝边，用竹竿拨着落入水中的杏子，越拨杏子离岸越远。只听“扑通”一声，杏子没有捞着，他却一头扎入池中。等他母亲闻讯拿着一把掏灰锄跑出家门时，儿子已被乘凉的人拉出了涝坝。看着他浑身滴着水，像个落水的母鸡，我们站在边上“哈哈”大笑，开心极了。等到日之夕矣，队长一声吆喝“上工了”！涝坝边、树荫下纳凉的人们，就起身拍掉屁股上的土，一边骂骂咧咧地撵孩子们进门，一边拿起农具，跟着队长，顺着端路上地去了。
当然，端路留给我们的，不仅是这些美好的东西，还有让我们心悸和心酸的记忆。邻家的大黄狗，见了生人、熟人都咬，我们这些孩子，喜欢用土块奖励它。我们几个，轮番上阵，越战胆子越大，与狗的距离越来越近，最后几乎到了狗的鼻子跟前。可想而知，狗并不是软骨头，扑上来，我们转身向端路急速撤退。这时的端路，俨然是一个可以帮助逃脱的生命线。逃走是经常的，但也有与狗亲密接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又往往是屁股开花的时候居多。这些事似乎还不必说，但“老妈妈”的事就不能不提一提了。“老妈妈”是故乡对讨饭的流浪人的一种叫法。那时节，“老妈妈”特别多，经常见衣着破烂、蓬头垢面的人，背着个褡裢，手里提一根要饭棍，从端路走来，嘴里没有气力地说着“老妈妈，给些馍馍煞”！大概“老妈妈”的称谓就是这么来的。谁家孩子不听话，哭着闹着整大人，大人会说：“再哭，老妈妈就来了！”小孩子便马上停止哭声。那时，我们年纪太小，还不能理解“老妈妈”的可怜，只知道他（她）们害怕。一天下午，我们照例被锁在家里，“老妈妈”来了，我们透过门上的缝隙，看到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门洞里再也不走了，只一个劲地说着：“老妈妈，给上些馍馍！”大门虽然锁着，但我们很害怕他能用什么东西把门打开，得想办法让他尽快离开。于是，我们就在大门一侧，一个个四肢着地，嘴里学着狗叫声，一边学，一边对着门说：“你走吧！再不走，我们要放狗了！”自以为学狗叫学得很逼真，几乎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但他似乎一点也不怕，还在那里一声接一声地说着“老妈妈”。我们便很纳闷：狗叫得这么凶，他咋不害怕？直到大人来了，给了他一个糜面馍馍，他才提着褡裢从端路上走了。其实，家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故乡的人都很善良，见不得比自己还可怜的人，只要碰上“老妈妈”，总要想办法给他们一点吃的。
后来，家乡变迁，端路被开垦了，连两边的庄稼地一起变成了一片一片紧密相连的苹果园。作为路，端路昔日的模样已掩映在了苹果园春天的花海和秋天的累累果实里，虽然，它的形体也许不存在了，但它的生命却仍然活着！它留给我们的，有安慰，有亲情，有惊喜，有乐趣，有怜悯，有神秘……因为端路是我童年的路！
2007.04.22
永远的鹅坡
——故乡地名琐忆（二）
相传，这里的阳山根下，曾经坐北向南住满了殷实人家。故乡的小河玉带一样从门前绕过。出门，面对的是河阴的村子，庄后，紧靠着高高耸立的阳山。庄前屋后，桃红柳绿，日头一从东山冒出脸来，这里就已是阳光满院，即使日落西山，晚霞也要让这里蒙上一层瑰丽的色彩。不用说，这确是一处适宜的人居之所。说也奇怪，这里的人家都有养鹅的习惯。鹅迈着绅士步，有一声没一声地“吭吭”叫着，在院里院外自由来去，白天护院，晚上入栏，时光在这种平静中流走。一天傍晚，鹅们突然起盘了，集体拆掉木栅栏，像被什么刺激了似的，呼喊着从院子里疯跑出来，拦也拦不住。它们一出院门，直灌河滩，不知去向。人们不解，只隐隐感到好像要发生点什么。过了几天，熟睡中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地下先是轻微地一抖，紧接着便是“轰隆隆”的响声传向天际，前后也就那么一瞬间的工夫，随后，一切归于平静。第二天，河阴的人们出门一看，咦，河阳的人家怎么全都不在了？人们这才慌慌张张地提着铁锹，直奔河阳而来。但到跟前一看，只是白茫茫平地一片，哪里还有人家的影子？原来，昨晚走山，阳山的一角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后，前坡整体下滑，这里住的几十户人家全部被深埋地下。先前的山根，也就向南伸展了几百米，仿佛伸出口外的长长的舌头，家乡人形象地称这种地形为“牛吃水”。原先直直东流的门前小河，也因此而绕了一个大弯。这时，人们才似乎明白了鹅们在黄昏起盘出走的原因，它们是想告诉人们，这个时候有天难降临。因为它们的灵性，先人们一步而保全了性命。比起人来，鹅们毕竟低级得多，低级，也就意味着距离大地的层级越近。正是这个贴近大地的低级动物，有着感应来自地心深处微妙气息的灵性和判断力，也有着破解大地语言的自然密码，当它们的趾爪第一时间接收到大地传达到地面的微弱信息时，强烈的本能促使它们有了那些义无反顾的举动。但是作为高级动物的人，面对鹅们的异常行为，在关键时候痛失判断力，丧失了逃过一劫的唯一时机。
于是，故乡的地名里，就新增了两个成员：人们把走山以后展出的这段“牛吃水”，叫“鹅坡”，阳山撕开的口子，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沟，后来取名“烧人沟”
——那是因为故乡地处穷乡僻壤，受条件限制，过去所增人丁，多有夭折，凡少亡了的人，由村民用谷杆一裹，在沟里火化，便有了这个听起来很不是味儿的名字。
小时候听到鹅坡的故事，感觉很凄美——为先人们的迟钝和被埋而凄，为鹅们的警觉和灵性而美。每年老秋将尽、浓霜飞下，鸪鸬雁排成“人”字雁阵，在往南方的长途飞翔中，一路鸣叫着飞临故乡上空。常常有鸬雁落在鹅坡，稍事休整后，又整队追赶雁群去了，仿佛来看望、纪念当年集体起盘的鹅，我们认为很是神奇。
但很显然，雁、鹅不属同类，它们是否性灵相通，就不得而知了。稍大一点，自以为能想事了，就觉得大人讲的故事不真实，首先是一直以为像鹅呀、鸭呀等，属于南方禽，陇东高原上哪来的鹅？后来，到其他村子下乡，才知村民养鹅并不鲜见，它们一个个昂首挺胸，身体肥硕，“吭吭”有声，遇生人便会主动进攻，确有武士风范、护院品质。故乡民谣：“野鹊子（喜鹊）喳喳喳，舅舅来了做啥咔？做白面，舍不得；做黑面，有人呢；杀鸡公，叫鸣呢；杀鸡婆，下蛋呢；杀鸭鹅，看圈呢；杀狗哩，吓得舅舅就跑呢！”——民谣作证，鸭、鹅不仅养过，还确实用来看家护院。另外，某年治河，人们从鹅坡塌陷的崖面上，挖出了很多陶罐、瓦当，甚至有人拾到罐装的古钱币，但不知是哪朝哪代的，才对这个故事开始相信！
从我记事起，鹅坡就已是人们熟耕熟作的庄稼地。麦子、玉米、糜子、谷子、秫秫、洋芋、甜菜、萝卜、扁豆、黑豆……凡故乡种植的庄稼，都在鹅坡种过。迈出家门，抬头北望，鹅坡全貌尽收眼底，过河不到几分钟，就可到鹅坡。因为有那个故事及“烧人沟”的先入为主，小时候对鹅坡有畏惧感。一年深秋，队上在鹅坡种的萝卜丰收了，人们整整挖了一天，到天黑才把满地的萝卜分到各家各户。父亲和哥哥拾第一担萝卜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穿上哥哥长袍马褂般的棉衣，被父亲留下来看守萝卜。他们走后，天籁在此一瞬仿佛全被黑夜吸了去一般，鹅坡周围顿时静悄悄的，偶尔从对面村子里传出一两声狗叫，更增添了夜的恐怖。我坐在萝卜堆旁，眼望着远方的黑山，背对着似有冷风浮上的“烧人沟”，心里怕得真想把命主动丢掉。他们走时，我什么姿势，他们来时，我还是什么姿势。即使身上奇痒，也只有龇牙咧嘴地忍着，而不敢动手去搔哪怕一下，怕一回头或身子一动，后面会有什么异物来要人的魂。就在害怕得不知藏身于何处时，我转动着眼珠子（心里说：
千万不敢转头！），发现鹅坡东一头、西一头，散蹲着几个小黑影，定眼一瞅，原来满地都是看萝卜的小不点儿，只是他们也和我一样，怕得不敢出声，怕得不敢乱动，定定地坐着而已。这让我攥紧的心有了些许放松。只有当父亲和哥哥来时，我才能站起来，动动腿脚，搔搔痒痒。他们走后，我又恢复原状，因为实在怕得不行。从此以后，夜色里的鹅坡撒到我心上的，便只有恐怖的种子了。
一次，我们去偷拔队上的苜蓿，鹅坡的恐怖再次袭击了我。那时，队上的苜蓿在白天看守是很严的，为了填补家里粮食的不足，村民们大多在晚上结伙去偷苜蓿。
那天晚上，天晴得很亮，月亮老早就照到了当顶，在这样的夜晚，是不宜出门的。
但没办法，我们一帮孩子只好跟了一位大人去了鹅坡的苜蓿地。怕被发现，我们还把白天穿的白衬衣换成了深色衣服。快到苜蓿地时，借着月光，看到地头上有一个人正在担两大捆庄稼。听一起去的大人说，那是在担两捆糜子，她让我们贴着地皮爬下，不要出声，等担糜的人走后再动手。但等了好一会儿，那人只是一闪一闪的，两大捆庄稼摇过来、摇过去，就是担不起来。不知谁悄悄说，那不是人担庄稼，而是两棵树在摇摆。定睛一看，嗨，可不是吗？悬在空中的心似乎踏实了，但经此一惊，加上心虚，汗早已将衣服湿透。及至真的触到苜蓿，手竟颤抖着不能偷拔了。
“鹅坡拔苜蓿的！还不快跑！”苜蓿地的另一头突兀地升起一声吆喝，划破夜空，直刺耳膜。紧接着“沙沙沙”的追赶声已至跟前。大家慌忙起身奔逃。我慌不择路，竟跑到了“烧人沟”边。那时最怕柳条筐被人夺走，为护柳条筐，我两眼一闭，“忽”，的一下，就从沟边飘到了沟底。还好，人小体轻，只是跌了个马爬，翻身就向沟口跑。这时，迷离的月光游荡在沟里，光线似明似暗。几个黑洞，好像半蹲的人形，身后是“刷啦啦”的声音，仿佛那些被烧的“人”紧跟而来。顿时，头皮发麻，心被提到了嗓子眼，马上就要蹦出来。及至跑出沟口，我再也不敢回头，只一个奔子向家里冲去。苜蓿没有偷到，但魂却像叫啥偷去了一样，我站在厨房，哭得说不出话来。妈妈还为我叫了半夜的魂呢！
一年的夏天，我和三哥在鹅坡担麦。三哥已担上走了，而我还在用绳紧张地束着麦捆。其时，麻夜子像一张黑色的网，铺天盖地地罩来。想起身后的“烧人沟”，我的心攥成了团。越想越怕，越怕，麦捆越束不紧。“突然从沟沿爬上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问，‘娃娃，你做啥着呢？”当这个幻想冒上自己的心头后，就再也赶不走了，头皮开始“沙啦啦”地麻，哪还有心思和工夫束紧麦捆？赶紧用扁担去挑，想在天完全黑下来前逃离鹅坡。但因为麦捆没有束紧，扁担一插就透，两捆麦全部卡在身上，背上贴着一捆，胸前抱着一捆，麦芒直往前后脖子里扎。顾不了那么多，我一手抓前捆，一手抓后捆，就这样一路“噔噔噔”小跑着下了鹅坡。三哥在坡下等我，听到我慌乱的跑步声，看到担上的麦捆散乱得不成形状，他一下子明白了，直笑得岔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