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中学
小学毕业后，我随母亲到了兰州，住进山字石北街省民革大院里。同我们一起去兰州的还有金家二表姐，她是专门到兰州学裁缝的。
我陪她找到人民路（后改为酒泉路）南端的缝纫培训班，是一家私人办的。刚开始，二表姐白天去培训班学习，晚上仍住在我们家。
为了顺利地考上中学，我整天趴在桌子上复习功课。
农历四月初八，父亲单位上组织民革成员去兴隆山游玩。前一天父亲便问我去不去。说心里话，我很想去玩，又担心考不上中学，想在家里复习功课，便没跟着去。可去兴隆山的大轿车开走后，我的心思便再也集中不到课本上，从家乡四月八法泉寺庙会的热闹，去想象兴隆山的景象。那一天，我既没去兴隆山玩，又没能安心复习，心里很有些难受。
傍晚，去兴隆山的人回来了。真没想到父亲给我买回来一只小松鼠，圆圆的眼睛，蓬松的大尾巴，十分可爱。我喜出望外，一天的不痛快一扫而光，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将松鼠挂在桌子腿上，飢在地上逗它玩，连晚饭都没心思吃。晚上一直玩到很迟，跟母亲讲好天亮后去市场上给松鼠买个小铁笼子，才恋恋不舍地去睡。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翻起身就去看松鼠。一下床便傻了眼：松鼠不见了，半截细麻绳还拴在桌腿上。我急了，桌后床下到处找，晚上门是关了的，窗户也出不去，松鼠咬断麻绳跑到哪里去了呢？母亲和二表姐也一起帮我找，然而再也没有见到只和我玩了几个小时的可爱的小松鼠。我伤心地哭了，后悔没把它装进盒子里。
考期越来越近，复习更紧张了。小松鼠的事才慢慢地淡了下来。
转眼便到报名的时间了。同班同学张普来找我，他也是来兰州考中学的。他爸在省体委当厨师，张普带我去过一次。
父亲让我报考市二中，主要是学校离家近。张普决定跟我一起去看看二中，要是学校好他也报。
那时的兰州二中校门开在曹家厅，有一栋两层的办公楼。办公楼西头对着一栋新教学楼，也是两层的。办公楼后面有一个露天舞台，台口面对着操场。院子北边是大礼堂，东边有一栋二层旧教学楼，西边是一排老式屋顶的平房。旧教学楼后边还有好几个大大小小的院落，里边都是平房，有教室也有宿舍。进了校门一直向东还有一部分操场，有吊环、转盘，还有沙坑。
从小县城初到省城，二中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和喜欢。张普也认为二中不错。我报了名，张普说他没带报名费，过两天他自己来报。后来又见到张普时，他说已经报上了。
考试那天，我早早地来到二中，考场设在新教学楼的教室里。快到点了，还看不见张普，我真替老同学担心。第一堂考完后，许多兰州市的考生聚在一起和他们的老师交谈答题情况，有一位个子小小的，特别活跃，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他跟我分到了一个班上，记得他叫江瑞民。我一个人边转边瞅，希望能看见张普，还是没发现他。却意外地遇见了另一位同学马家禄，他报考四初中，因是刚成立的新学校，借二中旧教学楼做考场的。无论如何遇见了老同学，两人都很兴奋，我们交谈了答题情况，马家禄好像答得不太好。第二堂的预备铃响了，我们互相鼓励后便各自进了考场。
考完试，离发榜还有些日子，张普约我去黄河边玩。我问他咋回事时，才搞清楚他报考了二初中并不是二中。我带着他去约窦虎一块到河沿上玩。
窦虎是我一九五三年寒假来兰州时交的朋友。当时我住在省民革筹委会父亲的宿舍里，却没跟父亲一起在机关食堂吃饭。父亲带我来到山字石北街东头一个坐南向北的小院，窦虎家就住在那里。父亲让我在他们家吃饭，窦虎的爸妈比父亲年龄小一些，我管他们叫叔叔阿姨。窦虎有个姐姐比我大一两岁，窦虎比我小两三岁。另外，他还有个叔叔，周末也回来。窦叔一家待我非常好，我在兰州住了近一个月，一直在他们家吃饭。窦虎和我都贪玩，虽然年龄相差好几岁，却在一起玩得很好，我们成了好朋友。
来到窦家门口，我刚要去敲门，张普已怪声怪气地喊了起来：“豆腐哎，豆腐！”小时候我们都很顽皮，而张普又是个怪才，从小便出语怪异而幽默，常引人捧腹大笑。
张普不仅有文才和口才，篮球也打得好，更是我们同伴中的狱水高手。曾多次横渡过武家滩的夹河道子。那天他在黄河里的泳姿让窦虎佩服得不得了。
过了些日子，学校发榜了，我顺利地考上了兰州二中。张普再没来找过我，他的情况我一直不知道。一九六〇年暑假回乡看望母亲，见了张普，才知道他回到靖远上了县一中。后来我辞职回乡，我们曾一度同时在县上做过乡村代课教师，走上了虽不尽相同却同属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
上中学后，和窦虎还有来往。有一个阶段，我们都喜欢集邮。三哥复员回家乡前，将他在部队上集的许多外国邮票连同集邮册一起送给了我。大多是匈牙利的，非常漂亮；其中有一套民主德国的世界名画邮票，更成为我的心爱之物。
窦虎见过我的集邮册。有一天，他跟我借集邮册去和同学比赛，说好很快便归还我。鉴于过去的关系，我借给了他。谁知再也不见他来还，我曾去他家找过一次，他说借给了同学，要回来后立即还给我。无论如何，我的集邮册再也没能回到我手里。失去了集邮册，集邮的热忱也渐渐冷了下来。
这大概是我初二的事，窦虎小学也快毕业了。后来听说他父亲出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他们好像也搬家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窦虎和他们家里的任何人。
高中毕业后，我曾在七里河房管所当过大半年房管员。一次，我从北京邮购了一个写生画夹，去邮电所取包裹，意外地碰见了窦虎的姐姐，她也认出了我。她在邮电所工作，好像已经结了婚。听她说，窦虎也早已辍学去做工了。
算起来，窦虎现在也快六十岁了，他是我上中学前在兰州唯一的朋友。回忆考中学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他和他们一家。
2004年10月5日上午改定，雅芬和孩子们正在厨房准备给我过生日的午餐同桌
开学了，我按照学校公布的新生分班名单，找到初中一年级三班教室。老师问了我的名字后，让我去四班报到，说是学校重新调整的。
四班的教室门开着，里面一片肃静，班主任老师正在讲话。我喊了声：“报告！”
“进来！”老师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我，叫我进了教室。
教室里所有同学的目光一下子全都投向了我，我浑身不自在。老师问了姓名后，他让中间一行第二排左边的同学站起来，老师比了比我们俩人的个子，便让他挪到第三排，后边的依次推后一排，让我坐在了第二桌上。
初一共五个班，一至三班是全日制；四五两个班是二部制，共用一个教室。二部制学生都是家住学校附近的，半天在学校上课，半天在家分组学习和作业。我因籍贯靖远，又是在靖远上的小学，开始分在了三班。由于家住在山字石北街，属于二中周边地区，便依住址又被调整到了四班。这些情况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家在山字石的几位同学是一个校外学习小组。组长姓张，住在山字石中街，家里有个两层楼，他家的楼上便是我们小组的集中学习点。
那种二部制是搞教学试验，还是学校教室不够用而采取的措施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只记得好像只搞了最多一学期，就改成了全日制。
学习小组时，有两种吃食对我来说很新鲜。一是组长张同学把面粉放在锅里干炒熟了也叫炒面。而我们家乡的炒面是先将油麦子或麦子炒熟，然后磨成熟面的。做法不同，加之制作方便，我便记下了。当然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直接炒熟的面粉嚼在嘴里散沙沙的，不像原粮炒熟磨成的炒面吃起来面缠。还有就是辣子酱，山字石中街口上有一家辣子酱厂，同学们吃早点喜欢夹在馍或饼子里吃。看上去黏糊糊的，我不感兴趣。大家说好吃，让我尝，咸咸的，不太辣，味道还不错。因在家乡时没见过，也就记下了。
我这一调班，因为座位而得罪了人。
那天老师让我坐到二排座位上时，便发现坐在右边的同桌对我不友好的眼神。好几天，他经常转过身去跟我后边的同学说话，却很少理睬我。
有一天自习堂上，他突然对我小声说：“苏积善是我好朋友，你跟老师说一下，你们换一下座位，让他坐回我旁边。”他见我没表态，便右手攥起来点着我威胁道：“你说不说？要不说小心我给你掭（兰州方言：打的意思）给呢！”这种明显的胁迫激怒了我，我也攥起右拳头，对他说：“咱们碰捶头（靖远方言：拳头），你若碰贏我，我就跟老师去说。”我支起拳头让他碰，碰到中间，拳头火辣辣的痛，我真有些撑不住了。但心里想：绝对不能软，要一软，以后还会被他欺负的。我咬紧牙关，忍着疼痛让他碰。终于同桌先疼得坚持不住，收回了拳头。我见对方一软，趁势说了句硬话：“你再要欺负人，小心我给你掭给！”
同桌姓赵，是我们校长赵元贞先生的孙子。没想到，这一番较量，倒让他对我有了好感。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比他和苏积善还铁，有点不打不成交的味道。
初一第二学期有一个阶段，和我关系最好的除了同桌赵同学外，还有一位王同学。遗憾的是，他们二人的名字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我们三人都贪玩，也都崇拜英雄豪杰，都有些少年人的豪爽性格。学校大礼堂后面夹道里堆了不少旧木料，有一些曲折隐蔽之处，是我们课外活动时经常玩耍的地方。有一天，大家说到古代一些结义英雄，歆羡不已。一时间竟仿照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跪地结拜为兄弟。赵同学年长为大哥；王同学次之，为二哥；我最小，自然是三弟了。从此三个人好得形影不离，单独在一起时，便称兄道弟地不分你我。
秋天的一个星期日，三兄弟相约去东郊玩耍。出了广武门，邓家花园附近有一片果园子，树上挂满了果子。从地埂上走过时，他俩不断地从树上摘果子。我劝他们不听，还说老三的胆子太小。经过一个瓜果市场时，人很多，他们竟然乱中窥机，偷了好几个瓜，还示意让我也动手。当时的我既重义气，又反对他们摘果偷瓜。离开市场后，我劝他俩以后再不要这样，王同学对我的意见表示不屑。
这个星期天后，我便跟他们逐渐疏远了。王同学初二没上完，不知何故便退学了。后来，有一次我去解放影院看电影，在门口遇见了他，彼此都长高了许多。他依然如同见了兄弟一样，对我很热情，抢先买了两张电影票。看完电影，他以二哥的身份要请我下馆子，我借故推辞了。虽然他声称自己已经有了工作，但他那种多少带点社会油子的做派总让我不太放心。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由0
赵同学高中仍在二中，和我不在一个班上，加之兴趣各异，便也没有了来往。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回想中学生活，初人二中的第一个同桌，彼此之间戏剧性的少年交往，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由他便想到虽然同学不很久，但却同我们一起结义过的二哥王同学来。
现在想起来，赵同学外表敦实，少年时虽贪玩厌学，有些缺点，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依然是豪爽厚道。他爷爷赵元贞是兰州二中的创始人（原名志国中学/著名教育家和学者，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家庭背景，不知这位我曾叫过大哥的赵同学此生过得可好？至于我的那位二哥王同学，我总以为，他若不误人歧途，以他少年时就显示出的精明，以及喜交友、重义气的性格，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很有可能成为最早富起来的人物。
2004年10月12日
父亲成了“右派”
一九五七年春天，父亲患慢性病，住在位于兰州东效邓家花园附近的甘肃省干部休养所。每到星期天，母亲都要做些父亲爱吃的食物，让我去看望他。
有一次，我去看父亲的时候，他房间里正有客人。父亲对客人说：“这是我的小儿子宰北，在二中上学。”那人听后用很和蔼的目光看着我说：“都长这么大了！”好像对我们家很了解似的。我打量了客人一眼，他个子不高，胖胖的方圆脸盘，比父亲年轻。父亲给我介绍说：“这是你万良才伯伯。”我便轻轻地叫了声万伯伯。
万良才是父亲早年的学生，共产党内的老朋友。小时候，母亲经常跟我们提起他的名字，可我从没有见过。当时他是甘肃省委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看样子他跟父亲坐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我进屋不久，他便起身告辞。临走前，指着放在茶几上的一沓稿纸对父亲说：“这篇文章尽快送去发了吧！”
万伯伯走后，父亲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行字，同那沓稿子一起折好装进信封，写好了封皮，用糨糊封好；一边问母亲的身体和我的学习情况。照例，我在父亲那里玩了一会儿后，便收拾回家，晚饭后，还要去学校上晚自习。父亲将刚才的那封信拿给我，让我回去后交给民革的通讯员小刘，叫他去邮局寄发。
过了不久，我们家收到甘肃日报社寄来的十五元稿费汇票，还有一张从报上剪下来的父亲写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坚决地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父亲在文章里讲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他所经历的甘肃中部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驳斥了“右派”的言论等等。当时反右斗争已经开始，我真为父亲的进步感到无比自豪。
那年的夏秋，“反右”的规模越来越大，甘肃省政协院子里的墙头大字报和漫画越来越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政协礼堂里斗争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主委杨子恒的大会快结束时，口号声浪吸引了大街上的过往群众，一时间大院里捅满了人。有人喊着要见大“右派”杨子恒，引出了响应的呼声。政协的老式礼堂正面门上边有个小小的阳台，主持会议的人让杨子恒在小阳台上露面，以满足群众的要求。杨子恒向下面院子里的人群弯腰鞠躬，一时间“打倒‘右派’分子杨子恒！”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了起来。杨子恒的轿车上贴满了白纸写的打倒“右派”的标语。那是我在“文革”前第一次见到的自发的群众运动，真有些惊心动魄。
设在大院西北角门洞进去院落里的省民革也贴满了漫画和大字报，后来大字报上竟然出现了父亲的名字。
不久，父亲从干休所回来了，带着病参加运动，他也被划成了“右派”。
作为初三学生的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其中的道理。有病的父亲不但没有“右派”言论，还在反右开始不久，便写文章和共产党同心同德，怎么也变成了“右派”。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一直是一位真诚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平日里他总是鼓励我靠拢团组织，争取进步。四哥高中毕业前夕入了党，成了中共预备党员。父亲知道后特别高兴，在母亲面前夸四哥有出息，并鼓励我向四哥学习。
我还记起了一九五三年那个难以忘却的夜晚。
那天傍晚，我放学回家发现在兰州工作的父亲回来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我和两个侄女儿更是欢欣雀跃，因为父亲每次回家总会买来很多好吃的糕点和糖果。那一次种类特别丰富，是由北京带来的，说是父亲去北京刚刚开完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