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火烧身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际，形势骤然紧张了起来，学校领导不断去公社开会，我们也曾几次去公社所在的仁和四合院听形势报告。全国上上下下开始了“文革”前的大动员，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糊里糊涂地卷人了这场政治大风暴。
学校开会动员老师们互相提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个关。
团支部召集会议，反复动员团员带头，积极投人到这场革命中间。还把能不能积极行动起来帮助同志，提到了政治立场和思想觉悟的高度来讲。不少老师开始互相提起了意见。
看起来不提一半条是不行的了，我开始考虑如何过这个关。因为会上一直讲的是帮助同志要触及灵魂，让我想到了老师曾经在早操后的集会上对学生的一段讲话。在批评过学生后，老师讲：“你们现在好好学习，考上中学、大学，书念好了，将来才能吃得好穿得好，有好日子过。”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鼓励学生的话，但在当时要讲为革命而学习，为过好日子学习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个可以提出批评的话题，而谁听了也不会看做严重问题。加上老师是贫下中农出身，我提这条意见，对他不会有丝毫不好的影响，这样我也能过关了。
自以为聪明的我，万万没有想到，一条本无恶意的意见却激怒了老师。使我在“文革”一开始便惹火烧身，差一点成了“反革命”。
老师和我住一个房间一学期多，是一位老资格的小学教师。接近五十岁的年纪，工作认真负责。当时教导主任去师范进修，老师还代管学校的教务工作。
老师家在大庙附近的一个山村里，离学校不近，他很少回家。我俩住一个宿舍时，关系一直不错。
他有胃病，说是胃溃疡，疼起来很怕人的。
学校灶上平时大多是蒸馍、糁饭、一锅子面。除了偶尔吃顿肉外，每周星期六下午，张妈总要给我们擀一顿干拌面改善生活。拌上足量的清油、辣椒和张妈自己晒的酱，那面条红艳艳的，又好看又好吃。我们便会比平常多吃许多。吃干拌面的那个夜里，老师的胃病便必然发作，有时痛得十分厉害。
记得我第一次被呻吟声从睡梦里惊醒时，只见老师蜷伏在炕上，一只手抱着肚子，另一只手吃力地反压弓起来的背脊部位，脸色苍白，额上挂着黄豆粒大的汗珠子。
我被他的样子吓坏了，建议立即去卫生所找医生。老师疼得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不用，我这是老毛病了。你帮我点一下就会好的。”
他大声呻吟着用双肘支住前胸爬在炕上，让我用拇指沿着脊椎两侧上下用力点压，当点压到一个合适的部位时，他便打起嗝来。“好一好就在这里，重重地点！”我体弱力小，这时便曲着腿半蹲半站地使足全身力量反复点压那个地方。他便不停地打哺，突然放出一两个屁来时，呻吟的声音逐渐轻微乃至停止，胃痛便会缓解。
以后每每犯起胃病时，我都帮他点压，这一招不失为临时治疗胃痛的良法。我的胃病虽没他严重，但在后来的岁月里也多次发作过，疼痛时也曾请人如法点压过。
应该说，我和老师相处得一直都很好。我对他很尊重，他也很赞赏我的教学和绘画，还让我把习作挂在墙上，鼓励我努力钻研，会有好前途的。
如果说，我的一条意见换回老师对我的一条甚至几条意见，即便非常严厉那也是完全正常的，可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下了整倒我的决心。
先是在学校给我糊了一墙大字报，编造的、引申的“罪状”和我的家庭出身挂了钩。无限上纲的批判并没有让我有多害怕，因为所写的问题都是些不成问题的事，而且大多是没有根据的臆断。
比如说我在墙上贴满自己的画，是为了不让挂毛主席像；还有我不吃葱蒜一定是加入过一贯道等等。最符合实际的就是走白专道路，成名成家思想严重一条，我自己并不认为是白专。
放假前接到通知，全体公立和代课教师暑期一律参加县上的集训会。老师便在校内放出风来，这次会上，他不把苏某人打倒誓不罢休。
好心的张妈悄悄埋怨我说：“你这个娃娃，咋把老师给惹下了呢？他这是要下叶子（方言，狠心的意思）整你呢！到县上你千万要小心啊！”
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时，正赶上夏收。以区属大学区为单位，我们被分配到城周边农业社帮助收麦子。川口区的教师是在糜子滩公社的下滩队，干了两天还是三天已记不清了。几天里，留下印象的只有两点，一是我割麦的速度在老师中是倒数第一，却学会了捆麦子。二是队里的一个姑娘割麦速度又快拾掇得又干净，得到大家的喝彩。队长说，她是社员里的雁头。
麦收结束，休整了一天，集训会便开始了。师范和一中在本校进行，其余全部集中在县二中。
第一天上午，全县教师在县影剧院听动员报告。宣布了以县长张得炳为组长的五人领导小组。接着张做了火药味很浓的长篇动员报告，当天晚上，和我同院住的世铭大姐的丈夫路得云就跳了黄河。
他是东升小学的老师。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当过国民军的连长，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这次运动一开始便被列为斗争重点，听说在乡下已经被捆绑吊打，严刑逼供。他是被动员会的调子和声势吓死了。
集训还未正式进行，就有人跳了河。这无疑让教师集训会从一开始便笼罩着一种恐怖气氛。
我们吃住都在二中校内，有事出校门必须请假，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便会有人跟着。一两天内，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揭发、声讨、深挖”的大字报。大会、小会上“老实交代！”“愤怒声讨！”“坚决打倒！”的口号声震天裂地。
我以一名小学代课教师的身份，亲历了一场以革命的名义挑动起来的教师之间既无谓又残酷的斗争。
没有几天，从一中传来又一条惊人消息一历史教师高杰跳井自尽了。
高杰老师是历史课的名师，是二哥的老同事。记得一次假期和我还有二哥在师范门口碰面时，二哥给他介绍了我后，他握着我的手极为谦和地说道：“宰北，一笔好画啊！”后来听了不少他过去的学生讲起高杰老师的历史课，都是竖大拇指的。这样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老教师也被逼得跳了井。
形势越来越严酷，我被划在了三类。四类是敌人，三类是有问题的尚未归于敌人的人。
那一天，三类、四类在一起开会。发言谈对别人和自己问题的认识。川口区的小学校长顾有恩先是对给他提的问题做了检査认识，最后说：“我要更深人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早日放下包揪，积极投人到对于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去！”
话音刚落，便有另一位同是三类的校长站起来发言，他历数了顾的问题后，厉声斥责道：“顾有恩，你以为你还是人民吗？你必须彻底向人民低头认罪，才是你的唯一出路！”
这位校长发言时，我发现顾的脸色突然变成了纸一样的白，眼神也像散了似的，没有了一点光泽。那个突然变化了的脸色给我的印象很深。
第二天起床后，听组里的教师讲顾有恩失踪了。经过寻找，证实也是跳了黄河。
我的处境也突然变得严峻了起来。
开始，老师给我刷到墙上的大字报，内容基本上是在下面的那一套，只不过上纲上线的调子更高。并没有引起工作组的重视，我自己也不太紧张。
突然，有一天的会上，老师揭发我有几大本黑日记和多本反动剪辑。这立即引起了工作组的高度重视。
当时，下河大组正在批判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吴X的所谓黑日记，将一些对环境的描写和个人心情的倾诉推断为对社会主义的影射和攻击。
整个集训会上，还有好几位牵扯到黑日记的教师，有的已进行了大会批斗，定为三反分子。这些给了对我久攻不下的老师以灵感，他知道我天天记日记，还有好多剪贴。
即便如此，我自认为我的日记虽不敢说是红色的，也能算个粉红的，说成个白色的也就到顶了，绝不是黑日记。至于剪辑册子上都是报刊上的美术作品，又能找到啥问题呢？面对显得趾高气扬的老师，我还是没有太害怕。
工作组派和另一位年轻教师，跟我到家里取走了三本日记和五六册利用精装旧外语书贴成的美术作品剪辑，所谓日记本，是我用最廉价的白有光纸自己用棉线装订的本子。厚厚的三个本子写得满满的，记录了我的理想、追求和乡村代课生活的点点滴滴。
他们在我的日记和剪辑中寻找反党罪行，两天后以工作组和川口学区的名义给我刷了一墙大字报。
最严重的问题是我抄写的南唐后主李煜的几首词，如：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被说成我借以怀念已失去的地主天堂。
我在报刊上见到高尔太画的插图，在日记中为老师重新拿起画笔而高兴和祝贺。被说成美化吹捧“右派”分子。
剪辑里几幅反映古巴革命的版画里有卡斯特罗像，被说成精心保存修正主义头子的肖像若干幅等等。
其实一墙大字报最严重的还是白专道路，其他都是牵强附会的。
然而，每一条都被冠以严重而显赫的大帽子，结尾是工作组和川口全体革命教师的名义。这一下让我紧张了起来。
原先集体排队时，组长经常叫我出来提歌，现在也变成了别人。同组的人见了我，如同遇见了瘟神，唯恐沾染病毒似的不敢正视。种种迹象都预示着我将要被划人四类了。
那几天，我的思想压力很大。我将自己被划成反革命分子，戴上帽子，遣送边远农村监督劳动；未婚妻和我退婚，自己一个人如何生活下去等等细节都在脑子里想好了后，才感到稍稍松活了些。
我做好了承受可能发生的最坏命运的思想准备。
那天，全体人员在大礼堂参加斗争二中教师杨志康的大会。开完会时，代表县委领导小组派在川口大学区的工作组长叶树勋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他极其严肃地对我讲道：“老苏，你要认真地对待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做出深刻检查，接受大家的批判。同时，还应该积极投人到对敌斗争中去嘛！呵一一”
叶组长的语气是严厉的，但这一声拖长并高扬起来的“呵一一”字，却突然让我心里一亮。
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在暗示我不是敌人嘛？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情绪不正常，怕我受不住压力出事，有意暗示于我的。他的一句话让我顿时从多日的思想负担中彻底解脱了出来。我心里想：叶组长是好人啊！
那天夜里我做了很多梦。早晨起来，一位睡在旁边的老师说我讲梦话，着实吓了我一跳。要在梦里说出一丁点麻搭话就不得了啦！没想到他说：“你在梦里还喊打倒、打倒的，斗争性很强嘛！”我才放下了心。我说：“对敌斗争就应该坚决嘛。”这时的我已经没有了任何顾虑。
事情果然有了转机，几天后，大组召开批判我的会，主持会议的是马应龙，他是我们大组的组长。自我批判完后，他让我坐下来认真听大家的批判。中间有一位教师言辞特别激烈，批判中间突然对着我厉声喝道：“苏宰北，你站起来听！”
他批判完后，马校长示意我坐下，我没有坐。我想既然有人还要喊我站起来，不如干脆站着听。
马应龙见我还站着，便提高声音说：“老苏，同志们批判的时候，你坐下听就行了。对大家的意见认真做记录。”他明显是说给大家听的，我这才坐了下来。果然，后面再也没有人喊我站起来了。
对我穷追不舍的老师，已没有了那种势不两立的样子，用挽救我的口气批判完后，还说了诸如今后只要站到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画画还是有前途的一类话。
批判会结束时，工作组将日记和剪辑退还了我，老师说：“让我帮你送回去吧。”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他的话让我像吃了苍蝇似的突然一阵恶心。我说：“不用了，我能拿动。”当时再也不想和他说啥了。
批判会后，我也开始有了夜里值勤的任务。原来是别人值班，怕我们想不开去跳河。这会儿我也有了值班的资格，虽然要半夜起来巡视，却不感到苦，有了一种跟别人同样也是人民的轻松感。
一个半月的白色恐怖结束了。
跳河的、投井的、上吊的，死的已然死了。活着的戴了帽子没几个月，上面的一个精神下来便全都平了反。
批斗会上的张雷老师和死了的顾有恩校长同样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张雷是石门学校的老教师，不但家庭出身不好，好像还有点历史问题。工作组给他出的大字报称得上触目惊心。标题：血债累累的漏网地主分子、老牌的反革命分子张雷，张雷二字还用红笔打了叉。斗争会上，领头人高呼：打倒地主分子张雷！张雷也跟着大家一起喊：打倒地主分子张雷！大家高呼：张雷必须老实交代！张雷也跟着一齐喊：张雷必须老实交代！虽然自我批判的调子跟着大家不断提升，但每次交代的内容却翻来覆去地重复那些老问题。
集训会结束时，张雷被宣布为三反分子，几个月后得到了彻底平反。
顾有恩的出身和提出的问题，都比张雷的轻多了。以我看最后根本定不成反党分子，他却提前自我了断了。
有人告诉我，张雷解放后历次运动都是挨整的，是“老运动员”，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味道了。
我想，顾有恩出身好，党员，又是校长。过去一定比较顺，在突然遭遇的政治打击下便难以承受。
我自己呢，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虽然见识了一些落井下石的人物，却也感受到如叶组长、马校长这种实事求是的负责人。我们的团支书张耀南老师，平时不多说话，老是一副严肃相，我开始还担心他会不会整人，危难时才发现他是一个很正派的好人。
对于老师，虽然整我，但起因还在我本身。在那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不同出身的人是不平等的。我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位置没有摆对，否则也不会给别人提意见，不提那条意见，便不会发生那些磨难了。
在那种提倡人斗人的大环境里，有优越感的老师又是个认死理的性格，加上胸怀狭溢一点，做出那样的举动本是不奇怪的。而我却从中得到了不少人生经验。会后虽然失去了代课教师的工作，走上了更为艰难的一段人生道路。过来了，静心地想一想，这一切未必完全是坏事。至于对老师，当时确实比较反感，一但事情过去后，慢慢地也不再记恨他了。
只是那次集训会刚一结束，我便将三本日记付之一炬，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十分遗憾的事。
2005年6月16日
结婚证
我是一九六六年农历八月初四结的婚。
一方面是妈妈的切盼。
另外，因为我在教师集训会上受到批判，对政治一向敏感的二哥担忧兄弟们今后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他请杨文先表兄跟陈家商量，老人同意趁暑假还没结束给我们把婚事办了。
全部经济力量只有母亲积蓄的不多几个钱和二哥有限的一点帮助。三哥三嫂托亲戚擀了两条新链送给我，以减轻我置办铺盖的困难。
集训会上的阴影并没有完全从心理上消退，当时的我既无力量也没心情像别人那样操办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