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徐师傅在“文革”中，却因一贯道的历史问题，站在五类分子的队伍中挨斗。
不少分子都挨打，可基本上没人动徐师傅。只有一位来厂不久的转业军人，记得他不时从低着头站成一排的被批斗者后面走过，边走边狠狠地打他们的脖颈，一人一巴掌，依次打过去，徐师傅自然也难以幸免。站在批斗人群后面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的做法十分反感。
另一位烧窑的张师傅是个极为老实的人，他沉默寡言，只是埋头干活。慢慢地我发现，张师傅虽然不多说话，但偶尔讲几句有关工作上的事，却往往掷地有声，令人敬佩。他和徐师傅配合得非常和谐，组里的年轻人对他也很尊重。
后来，我在二七九厂工作时，去兰医一院探望住院的朋友，碰见陶瓷厂的一位老同事，他是厂里派来伺候张师傅的。他告诉我张师傅身患癌症，已到晚期。
我去病房看望张师傅，他巳经很羸弱，面容让人不忍心看。没想到是我去看他，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脸上透出一丝苦涩的笑意来。我虽然安慰着他，但心里清楚，他的日子不多了。
不久，听说他去世了。
到瓷窑不长时间，就听说张师傅的妻子比他年轻，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我离开厂子后，又听说他妻子的苟且行径愈演愈烈。张师傅虽然是个能忍耐的人，但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他是个好人，也是个非常不幸的人。
2005年8月三伏大热之时
补发工资
到陶瓷厂时间不久，听说一九六六年暑期教师会上挨了整的人都给平反了。厂里有人建议我也去找一找。我想自己没有被戴上帽子，谈不上平反不平反。
关心我的人说：“连工作都丢了，比戴帽子还厉害，更应该去问问他们。”
这话不无道理，让我想起了刚结婚便失去工作的那段日子。我决定去找文教科讨个说法。
文教科的主管先是以代课教师并不是正式职工，不需要时便可以不安排为理由，说明我的被辞退与运动无关。
一九六三年，县上招聘了四十名长期代课教师，是白银市管辖时的事。当时好像还告诉过我们不随意辞退，以后有机会就转正之类的听了很让人受鼓励的话。
我便与主办有了如下的一段对话。
“我是一九六三年春天招聘的四十名长期代课教师之一，这没错吧？”
“没错
“四十人中除了我，再有没有被辞退的？”
他想了想，回答说：“好像没有。”
“那为嗜独独要辞退我呢？”
话说到这里，主办难以回答。便让我去找领导。
我在隔壁的房间里见到了文教科长强有隆。
问答几乎一模一样。
最后他说：“那次是县委五人领导小组的意见，我们做不了主。”
到了这个份上，我也顾不了许多，便去找县长张得炳一他是当时的五人领导小组组长。
见了县长，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的态度非常好。听完了我的口头申诉后，他明确表态：那次会上对我的批判是铕误的，会后解聘我的代课教师也是错误的。本来这次是要重新安排的，因我已去了陶瓷厂工作，考虑到更能发挥我的绘画特长，就没再做变动。
我提出是否由组织上给我写个改正证明，他说因为会上没有戴帽子，写证明就不必要了。并向我保证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遗留问题。至于没有安排工作的七个月，牵扯到工资补发问题，等他和文教科研究后再通知我。
这时候，有一中的几个学生来找他。我便离开了县委大院，在城里碰见几位朋友，从他们口里知道了北京上海的学生已经开始对政府机关造反。并说县一中的学生也有了动静。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张得炳，对我的态度十分热情友好的原因所在了。但无论如何，这位县长留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好的。
回到瓷窑日子不多，县上带来话让我去文教科领补发工资。
从一九六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七年四月底，我到陶瓷厂之前，中间共七个月，补发了二百一十元工资。这对我来说，无疑是进了一笔巨款。
考虑到今后生活的需要，我们用那笔钱买了一架缝纫机，上海的蝴蝶牌。那年头购买缝纫机很困难，是在百货公司工作的姐夫帮我们买到的。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孩子多，缝缝补补是经常要做的事。这架用补发工资购买的缝纫机给妻子帮了很大的忙。
孩子们大了，虽然早已不用自己缝补，但那架机子至今还放在“三壹室”的一个角落里。它陈旧的模样染着岁月的风尘，脚踏板和机头轮上留下了妻子辛劳的印痕。
十多年后，我调到国营二七九厂工作。在一次调工资时，有一项十五元的高原津贴，是发给有二十年以上工龄职工的。按说我也有份，但却没有。这才知道了自己档案上根本没有四年代课教师的工龄。
我去文教局查找六十年代的票据，给我补发工资的领条居然找到了，又请文教局写了证明，厂里总算发给了我应得的那份津贴。
天真的我以为工龄不再有啥问题了。谁知调到靖远师范工作后，又出现了这个问题，而且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后来，我调到白银市群艺馆工作，当时已经五十周岁了。因为没住房，只身住在办公室里，家属仍旧住在靖远师范。周末坐火车或长途汽车来回奔波。
一九九三年，赶上市政府给职工分房。不算四年代课教师，我的工龄便不足三十年，就会分不到房子。这四年工龄对我有了很大的利害关系，人事局说，要得到认可，必须要有靖远县委的证明。我去县上开证明时，当年的文教科长是县委副书记，正好是知情人。听说我的那几年工龄一直没算上，表示同情。证明很顺利地开上了。
证明交给市人事局有关科室，可并没能得到解决。后来，听那位科长说，上过一次局务会，因局长没同意，便搁下了。
结果，当然是我的住房分配没能得到合理解决。
以后我也没再为此事去找人事局。我想，许多没有公职的人不是也在生活嘛。自己好歹还有份工作，少算四年工龄不就吃点亏吗？几十年都过来了，何必太计较呢！
2005年7月27日
大女儿出生和妻子的病
大女儿是出生在县城里的。
先是雅芬由瓷窑回到城里。临近预产期，我也请假回到家里。
当时，县城里接生最有名的是张茵灵。她是朝鲜族人，丈夫是志愿军，由东北转业回家时，她跟着来到靖远的。
她丈夫叫陈克敏，回到家乡后在附小教书，是我小学时的老师，一个非常好的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城里时，看见陈老师每天清晨都在街道上跑步锻炼。
张茵灵接生手法高明，尤其对人古道热肠，备受群众信赖和赞誉。三嫂的几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我回到城里，便立即提前请好了她。
农历八月十四日深夜两三点时，雅芬开始腹痛。因为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这个日子我记得很牢。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我非常紧张，立即去南房叫醒了三嫂承兰。她和南兄听到后都起来了。承兰嫂来到东房里，让我去请张茵灵。
张茵灵住在西街陈家铺子后边的小院里。陈家早年开着县城里有名的点心铺，当然，那年头早已关门大吉了。院门开在铺面旁边的半截小巷里。
我喊了没几声，里面就应了。很快张茵灵出来开门，问明情况，她背着药箱便出了门。她这个职业，经常夜里被人叫起来去接生，所以一切药物用具总是早就准备好的。
张茵灵来到家里，我的心便放下了一大半。经过检査，她说还得一会儿，并安慰妻不要紧张。她那爽朗热情的东北口音，给产妇和亲人们增添了信心。
三嫂留在东房里给她帮忙，我和三哥躺在南房里两张黑漆摇椅上抽手卷的老旱烟，侄儿侄女们在炕上睡得正香。
夜很静。彭家老院的东房和南房亮着灯，等待着一个小生命的降临。我心里不安，不时走出屋子听东房里的动静，里面传出张茵灵和三嫂的说话声。
我轻轻推开东房门，想看看情况，张茵灵说还得一会儿，让我放宽心。三嫂说：“这屋里有我帮就行了，你到南房里和你哥说话去，等着当爸爸吧。”
话虽这么说，可我这个马上要做父亲的人，心情既激动又紧张，为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的安全担着心。
等待的时间总是显得漫长，我已记不清这中间曾到院子里转过几次。直到天快发亮，巷道里开始有人走动时，东房里终于传出了新生儿的啼哭声，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是个女儿，一生下来就不难看。不像许多初生婴儿一开始显得丑，以后会越来越好看，人家叫巧长。
妻子很虚弱，岳母专程由糜子滩来伺候女儿，这便让我省心多了。
因为马上要报户口，得给女儿起个名字。原来想请父亲给起一个，在当时的形势下，父亲一直没见过我的妻子雅芬，请做爷爷的给小儿子的第一个孩子起个名儿，好留个永久的纪念。
可时间太紧，报户口又是大事，耽搁不得的。
想来想去，还是由我给女儿起了个“彦菊”的名儿。“彦”字是跟着叔伯姊妹们叫的，生在秋天，想到父亲平生最爱菊花，便起了这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依旧寄托着对孤身在外日见年迈的父亲的思念。
四十天后，妻子抱着女儿随我来到瓷窑。
孩子会坐以后，雅芬先后给车间里砸过石膏，编过草筐。干活时，女儿就在她身边爬着玩，身上脸上满是灰土。
我每月三十元工资，供应口粮不够吃，需要从黑市上买些高价的粮油补充。雅芬便带着孩子做些零活。
干了时间不长，她病了。主要是腿疼，而且越来越严重。厂医务所的老中医诊断为产后风，说是月子里受了风寒。
城里东房的炕不利，只有炕炉子附近不大的一坨子能烧热，其余都是凉的。雅芬把女儿放在热处，她自己便只能睡在烧不热的冷炕上，一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老中医为雅芬配制了一大包散药，很自信地说，服用一段便会好的。
每日三次温开水冲服，妻子的腿痛不但未见丝毫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甚至下炕都很困难了。
组里的工友们看在眼里，都劝我赶紧送雅芬去矿区医院或县医院检查治疗，不要把病耽误了。
我知道大家都在关心我们。可带个不到一岁的孩子，又没有钱，去大医院看病谈何容易。我再请假陪她，连吃饭钱也没了。
这时候，来厂里不久的万大夫在职工中的反应不错，我突然想请他来看看。若能识得病，就在厂里治疗；若他认为治不了，便设法去矿区医院检査。
万大夫名叫万兆新，也是糜子滩人，和我们家是远房亲戚。他父亲万廷栋我们叫表兄，旧社会曾当过国大代表。解放初，我们在糜子滩时，他曾一度住在二哥给东街烟房北面盖的高台台砖房里。应该说和我们家是老关系了。万兆新也知道这层关系，他虽然比我大好几岁，但见面仍叫我表叔。
万兆新是西医，他用听诊器给雅芬听了听内脏，仔细询问了病的情况。最后明确告诉我们：雅芬患的不是产后风，而是淋巴结核。
这个诊断结果让我着实吃惊，并有些半信半疑。他还告诉我们，淋巴结核就是咱们民间说的老鼠疮。
在民间，过去大家认为老鼠疮是一种不好的病，这个诊断给雅芬的思想压上了无形的负担。
夜里，她怯生生地跟我说：她得了这种病，把我害了。我说：谁都会害病的，你是我的妻子，无论得了哈病，我都不会嫌弃你。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设法治好你的病。
妻抱住我无声地流泪。她的话让我有了一种患难夫妻的责任感和作为男人的自信。
万大夫的诊断无误，在他注射了两天链霉素时，雅芬就能下坑行动了。
这种神速疗效，让我看到了正确诊断对于治好病的至关重要。同时，也让我从此十分看重这位表侄大夫的医术。
当然，我也因此而知道了他颇带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万兆新是宝积煤矿的绞车工。在一次事故中，他被人栽赃陷害而判了刑。当时还不满二十岁。
开始是在兰州红山根下修铁路。也是老天有眼，年轻的万兆新竟然被劳改局的领导从众多的苦役犯中挑选出来，送到医学院为劳改队培训医生。虽然不只他一个人，但他毕竟是很少数幸运犯人中的一个。
年轻聪明的他抓住了这个突然降临的机遇，刻苦学习医术。在医院见习期间，他的用功以及勤劳乖巧深得指导老医师的喜爱和同情，特别精心地带他。用兆新的话说，给他过了不少绝招儿。
学习结束后，万兆新被派往遥远的新疆劳改农场，做了一名给犯人看病的医生。当然，他的身份也是犯人。
有一天，他骑马去一个劳改队出诊回来，经过农场政委的家门时，被站在门口的政委叫了进去。
原来政委的小女儿拉痢疾好几天了，去医院里治疗，打针吃药却毫无效果。政委让他看看咋回事。
也是该他厄运满圆了，那孩子服了他开的极普通的几包成药，每包不过几分钱。病情居然好转，很快便痊愈了。
从此，政委对这位年轻的犯人医生非常看好，他也成了政委家的常客。闲谈中政委曾问起过他的犯罪情况，他如实谈到了自己的冤屈。
又过了一段时间，政委专门把他叫到家里，和他们全家一起吃饭。
就在饭后，政委郑重而严肃地和他谈他的案子。告诉他上面有精神，如果确系冤狱，可以复査甄别。若不属错判，就安心服刑，刑期已经快满了。将来留在农场职工医院工作也不错嘛！
政委让他一定要实事求是。
他跟政委说，自己确实是冤枉的。
就这样，经过申诉，甄别平反后，万兆新提前回到了家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宝积山煤矿还是县办企业，他回来时早已归省上管了。所以平反后的万兆新被安排在县工交系统，被派到陶瓷厂来当医生。
在万兆新的治疗下，雅芬的病很快好转了。
遗憾的是，结核病的治疗要经过一两个疗程才能治彻底，当时一则没钱，加上也缺少这种常识。妻子能行动了，也就以为病好了。后来下放农村时，她又曾一度犯病，仍然是行动艰难。注射些链霉素又好转了，便又不再治疗了。
直到十几年后，我们全家由农村返回县城时，妻子再一次犯病，其严重程度曾让我经受了一场极大的惊恐。
当然，这是后话了。
2005年8月5日
毛主席像
“文革”初期，我失去工作后，曾一度靠写毛主席语录维持生活。
到陶瓷厂当临时工后，又赶上了对于毛泽东个人迷信达到顶峰的阶段。到处在竖忠字碑，画毛主席像，不少地方还立起巨型雕塑像。
我被从车间抽调出来，专门画毛主席像，先是给厂部院里大碑上画了两幅油画像，正面是毛主席去安源，那是当时大量印刷流行的唯一一幅油画。背面是临摹的彩色照片毛主席在北戴河。接着又给厂部周围好几处醒目的墙上画了几幅油画头像。全是临摹的彩色照片。
这其间，旱平川红峡水电站农场的人来厂里办事，看上了我画的像，跟厂里领导讲，要请我去给他们画。因为厂里没有搞完，领导推掉了。
当我从一位厂部负责人口里听到这个事时，想起了跟着徐大肉当小工的日子，正是给他们盖房子。
油画像刚刚搞完，去临洮取经的人回来了，那里的“三忠于”搞得更火，是定西地区的典型。各县都组织人去参观学习。相比之下，陶瓷厂只画几幅油画像便显得远远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