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级三兄（文升早年与瀛兄相得，晚年复与弟过往较密，在弟最困难之时，慨然相帮，颇具古君子风。谁想身患恶疾，顷刻作古，岂不令人心酸落泪。弟作一联以挽之：
一生广结交，急人之难，惊悉公噩耗，友辈肝肠寸断。
卅栽苦栽培，为国育才，堪慰君英魂，门庭桃李代接。
鲁曹为伯
初进一中时，曹为伯并不在那儿，他在“文革”中去了东湾中学。调回一中是我到校一两年后的事了。
曹为伯老师和二哥解放初在一中共过事，三哥、四哥都是他的学生。唯有我与他没有过师生关系。
后来，我被指派上初中语文课，我们在一个教研室又待了一年多。
知道曹为伯的名字很早了。一是听一中的老学生说起他们当年排演话剧，导演是曹老师。还有是在家里听母亲和二哥讲起过曹启文，他曾任旧社会酒泉专员，新中国成立前夕只身去了台湾。曹为伯乃启文先生之子。
为此，曹为伯老师在“文革”初期便难逃厄运。他告诉我，造反派吊起来打他，他便使劲地喊叫“疼死了”！他平时和学生关系好，听见他叫痛不已，他们便停住手，把他放了下来。
他有点游戏人生的意思，并不像有些老师把政治运动看得那样真。为此，他少挨了一些打。这或许是性格所致。学校里召开教职工会议，学习千篇一律的文章，或者是领导发表冗长的讲话时，突然会从某个角落响起轻微的鼾声，我一看是曹为伯老师。奇怪的是只要讲话声音一停，曹老师的軒声也随之没了，眼睛也会从紧闭状态微微开启。
曹老师性格随和，和我一见如故。他从第一次见面就呼我“宰北”，全然兄长的感觉。
一个阶段，我每天清晨在操场西边的园子里打小洪拳。他见我蹦跶地有板有眼，便连连称赞道：“宰北，不错不错。我让小儿子来跟你学拳。”
“别，别。实不相瞒，我这是没有基本功的走套路，充其量不过是拳操而已。只能自己锻炼，怎敢授徒。”我向他讲了学拳经过，他遂止了让儿子拜我为师的念头。
我的家属返城谋生，要在城里找一处铺面，曹老师也曾奔波帮忙。铺子没找上，朋友老樊帮我找了个地方自己动手建了一个小铺面，但太窄小，几个孩子没处住。曹老师又联系他的一家亲戚为我借了一个旧房间。后因鸿仪姐让几个孩子住在她家，便没用那间房子。但为伯老师的热心肠却是难能可贵的。
我到白银工作后，有一段时间跟曹老师再没见过面。一次，他给家里打来电话，我正和朋友在新疆采风。回来后给他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你跑那个荒凉地方干啥去！”我想，那一定是小时候随他父亲在酒泉生活，对“西出阳关无故人”印象很深的一种自然流露吧。
曹为伯老师的几个孩子都很能干，他晚年一直在平川的一个儿子身边。八十寿辰时，西兄和县城里的几位老同学专程去平川祝寿，还特地写了一首诗，其中“有意著述留灼见，谈笑风光语自如”勾画了他自然随心的风采。但老人的著述我却至今无缘拜读。
2006年5月25日
发德一家子
刘发德是我靖远一中的同事。因为出身相似，又同样爱好美术，便常来常往，成了信得过的好朋友。
发德比我长两岁，高中毕业时，因家庭原因没有考大学。他功课好，而且文理科俱优，便在母校一中做了代课教师。先是教俄语，后又上化学。我离开一中后，他一直教美术音乐。他这个全才教师，在靖远一中没动窝地干到了退休。从这里看出，发德兄和我性格不一样。他文静温和，好静不好动，特别能忍让。
他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朋友们都尊称刘妈。
刘妈是位讲大义、识大体，既刚强又智慧的老人。戴着富农帽子的刘爸，在一次浇水纠纷中被一家出身好的兄弟俩打残，长期卧病在床。
好多年里，他们一家人从不提刘爸的事。我在一中的六年中，常去他们家，从没见过刘爸。他一直病在院子西北角的耳房里，完全与外界隔绝了。曾经偶然提起，从发德的片言只语里知道老人似乎是处于昏迷不醒的植物人状态，又听出他们不愿说这事，我便再也不提起关于刘爸的话题。但心里对那个小房间总有一种神秘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去发德家，突然见到了隐匿多年的刘爸。长期的卧病和不见天日，他看上去气血不足，脸色苍白，走起来步履蹒跚，行动迟缓。虽然第一次见面，显然他知道我和发德的关系，对我非常和善。
几个月后，我在箭道广场口上，碰见刘爸摆了个小副食摊。货架就搁在架子车上，下午收摊时，孙子孙女儿便给爷爷帮忙。老人的气色好多了，看见我，他招呼着要给我拿食品吃。依旧那样和善。
刘妈待人极其细致周到。每逢过节，尤其是春节元宵节期间，发德家来往的亲戚很多，大部分是乡下来的。我去他家，经常会碰见炕上坐满了吃饭的远方亲戚。
刘妈总是毫无厌倦地招呼着大人娃娃。
一次，雅芬带孩子去糜子滩探亲，在城里看望我的几个朋友。在发德家突然病了。刘妈说啥也不让走，硬是留她们娘母子住了好几天，发德夫人苏志荣是县医院的护士，跑着取药打针，全家人百般照顾。病情好转才让离开的。
李耀星帮我买的木料，一直放在刘发德家，直到盖西房前才找车拉走的。
刘妈对儿子的朋友，如同对子侄一般关怀备至。记得多年后，我们家住在靖远师范外面的家属小院时，老人还曾让孙子给我们送过蔬菜。
发德兄弟二人，哥哥刘发信“文革”前毕业于名牌大学，品学兼优，被选到了国防保密单位。那时候讲阶级斗争，他和家庭的来往是有限制的，好多年没有回过家。“文革”后，我第一次见到他回来探亲，说话文雅而温和，和发德一样，性格极好。
发德的三个孩子在奶奶和父辈的影响教育下，个个发奋学习，全都考上了大学。小儿子工作一年后又去读研究生。现在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工作。
回想几十年里，发德一家在险恶的境遇里，有刘妈掌舵，全家人忍辱负重，紧紧依偎在一起。他们尊老爱幼，互相温暖着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他们是我见过的直正优秀的家庭。刘妈是一流的好母亲，发德夫妇是一流的大孝子。
刘爸早几年就走了，刘妈一直活到近九十岁。直到老人晚年，我每次去他们家，总能感觉到那种相互体贴与和谐的家庭气氛。
刘妈去世后，发德夫妇均已退休。在北京航空系统某企业工作的大儿子刘君接父母去他们身边生活。
我去北京参加周韶华先生汉唐雄风画展时，曾去拜望过发德兄和嫂夫人，给他们送去了画展请柬。发德兄对绘画的兴趣依然不减，他参加社区的老年书画活动，还为老年爱好者讲授中国画，发挥着多年美术教师的余热。
二〇〇七年仲秋，我们夫妇旅居北京一个月。其间，曾邀请发德兄到我们的临时寓所做客。
那天，我和发德喝着啤酒聊天，知道了刘爸早年的许多情况。
新中国成立前，刘爸曾担任过靖远县大芦乡和东湾乡的两任乡长。当时，东川有一家土豪，购置枪支，拉起了私人武装。县长委派担任东湾乡长的刘爸去说服他将武器缴归政府。那人桀骜不驯，虽然一向敬重刘乡长，但仍然没有听劝。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都被关进了监狱，而且同在一个号子。他后悔当初没听刘爸的说服，致使罪恶深重。后来，那土豪被枪决。刘爸押了些日子就被释放了。当时，大部分在押的乡、保长都被判刑劳改。
刘家是二十里铺的大户。当年红军过南川时，他们家不但资助粮草，青年刘爸还曾给红路带路，帮助他们过了苦水河，到达虎豹口黄河古渡口。后来他当大芦乡二保保长时，还因私下派人透风放走共产党人魏煜的妻子而坐过牢。刘爸在担任乡长期间，除暗中保护过东湾的几位地下党员外，还曾作保掩护担任西关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欧化远。
发德跟我说，刘爸并没有政治倾向，他只是凭对人对事的天良做这些事的。解放初，欧化远担任城关区委书记，刘爸的无罪释放是否与之有关？也只是刘家人的一种揣测。
发德的讲述，先是让我感到吃惊，曾在我看来是那样弱势的刘爸竟有过如此近乎传奇的人生经历。同时，也让我对人性的多样与复杂有了更深层次的思索。
2006年旧稿于宽堂，2007年12月补写
画连环画
我画连环画，是受朋友冯振国的影响而开始的。
“文革”期间，冯振国由新疆回来，因调动工作的事情搁了浅，一时赋闲在家。我去看他，他正在画连环画。受到启发，我也想通过学习连环画，锻炼人物造型能力。回到陶瓷厂，编了个七八幅的短故事，试着学画。终因工作转正、家属口粮等关乎生存的诸事干扰，未能坚持下去。
后来，冯振国调到矿区工作，出版了连环画《烟楼的秘密》。在省出版局改稿时，曾极力推荐我，也想为我搞个脚本画画，却未能遂愿。这样，我便自己改编起连环画脚本来，这一条道居然走通了。
出版局审定了我改编的两个本子。其中《涛涛》一套同意由我承担绘画任务。
一九七七年七月初，冯振国在兰州即将修改完成他的第二套连环画《红小兵黑板报》时，我也被借调到出版局改稿。
由靖远到兰州的火车晚上九点四十分到站，到了出口，看见振国在外边的人群里边喊边向我挥手。他已经连续到车站接了我三个晚上。
我们被指定住在人民饭店四一三房间。四张床，屋子里还住着宁县的马衡林，他也是改连环画的。还有一位中年人，胖乎乎的，热情而和悦，我一进房门，他便握住我的手说：
“总算把你接着了，这几天你的朋友天天晚上都去火车站。”言语里饱含对我俩友情的赞叹。
他叫拉西次仁，是内蒙古的一位大学老师，编了一本《蒙汉词典》将由这里出版，是为此事来兰的。
第二天’拉西次仁搬去西北民族学院住，四一三房间里就我们三人了。马衡林的连环画已经修改完毕，他正在画一张年画。振国的连环画基本改完，画稿已交编辑审阅，他开始设计封面。
我的连环画修改任务较大。既然单位同意来了兰州，我打算安下心来，认认真真地修改提高一番。责任编辑马负书对我的态度很满意。
到兰州的第四天，感到胃不太舒服，半夜里突然一阵大痛，实在难以忍受，我痛苦地蜷缩着身体呻吟。虽然窗外有淅淅沥沥的雨声，我的呻吟声依然惊醒了振国，他冒雨去医院买来几样药，现在还记得其中有颠茄片。值夜班医生叮嘱，天亮后去医院检査治疗。
第二天，振国陪我去附近街道上的一家小诊所看了看，开了些药。那些年经常胃疼，也没有当回事。好在吃了几天药，也就好了。
马衡林毕业于师大美术系，是振国的同学。他善画虎，也喜欢唱歌。经常哼一首歌里有一句形容谷穗肥硕“好像那狼尾巴”的歌词，曲调悠扬，微带女声的阴柔之美。
住在对面房间里写小说的年轻军人是他的歌伴，每天晚上都过来同老马共展歌喉。一时间你歌我和，颇为热闹。
拉西次仁走后，房间里又来了李槐子。他是师大音乐系毕业的，在定西的一家国营厂子工作。是出版局借来编纪念周总理歌曲的临时编辑。白天在出版局上班，晚上十点以后才回房。
我到兰州不久，省文联组织了一批画画的集中搞创作，也住进了人民饭店，是在另一层楼上。不少是振国和老马师大的前后同学。二人少不了去那边走动。
一天振国约我去看刘万里画鹰。他也是自学出身，曾去北京拜过李苦禅，花鸟画当时在省内很有影响。振国原本不认识，通过同学已经见过面了。
刘万里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我们进去时，他正在为旁边的人画鹰。他跟振国打了招呼后继续作画。给那人画完后，又画了一张，写上了振国的名字。我忍不住也张嘴求他画一幅。
看得出，刘万里是个豪爽的人，他没有推辞，便挥毫为我画了一张，竟是三张里最见气势的一幅。在旁的三人连声叫好，他也十分得意，题款曰：“宰北同志来兰索画，余欣然命笔写此”并落了下款，送与了我。
有一天，马负书老师来饭店看我们的工作情况，见到我钉在墙上的画时说：
“这个刘万里，人家是来为我们画连环画的，什么来兰索画，咋能这样题上款呢！”我说我们不认识，他就能送我一幅，已经很不错了。
没过几天，刘万里到我们房间找马衡林，老马不在，他进来跟我俩坐了好一会儿，态度很好。后来又来了一次，就我一人在房间，他依然很热情，我感觉他想说点什么。因为不熟，加之他在题款中有点小看我的意思，我也没有过多地说啥。
刘万里比我大，具体年龄说不上。他不到五十岁便因病英年早逝，是很可惜的。如果活到现在，他的写意花鸟画必定会有大成的。
我的任务重，每天伏在桌上画画，丝毫不敢懈怠。振国正在收尾，十分轻松。这天又跟住在隔壁的一个拳把式聊在了一起。那人姓王，很年轻，只不过二十几岁，一身好功夫。
振国曾学过王子平的拳术“二十法”，并会些刀术。他在新疆教中学时，曾带过学生武术队。“文革”初，红卫兵造反，不少教师挨打，但学生对他却有些畏惧，未敢轻举妄动。其实他对武术也只是初步涉足，但兴趣十分浓厚。
东岗武警中队的几名便衣在隔壁向小王讨教武术时，让振国无意中听到了。他便常去会小王，一来二往成了朋友。
小王的名字与当时很红的大庆铁人王进喜一模一样，是西安一家工厂的购销人员，要在兰州住一段时间。武警是他清晨在黄河边早练时认识的。
小王自幼拜师习武，他师父是隐居终南山的一位高人。他随身带着一个七节鞭，舞起来风驰电掣，腾挪变化，十分了得。
冯振国跟他学小洪拳。他们两人约我也学，因为毫无基础，我先是婉言谢绝。后来振国回单位，老马也走了，李槐子白天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四一三画画。小王吃过饭常过来聊天。他又劝我学拳，我讲三十多岁了，毫无基础，能学会吗？他肯定地说能行。
就这样，我也跟王进喜学起了小洪拳。那一天，李槐子回来得早，看见我打拳的样子很难看，忍俊不禁地说：“老……老……老苏，你……你是热……热情有……有余，但……但……但才华……华不足。”老李有点口吃，一笑便结巴得厉害了。
过了些日子，老李又看见我练拳时居然利落顺达，有板有眼了。便不再笑我，告诉我他爷爷武术在当地很有名。星期天清晨还和我们一起去滨河马路，看小王打拳耍鞭。
小王先是教了我一套小洪拳。快回西安时，他还要给我教双匕首，让我回家后请人打造一对匕首，为防身用。由于出身不好，低人一等，我怕别人诬我身藏利器，找我的麻烦，便谢绝了。他便又教我一套梅花桩，套路十分精彩。但刚刚教完，小王就走了。因为不熟，练习又少，过不久便忘记了。那套小洪拳我一直坚持打了好多年。后来，因为工作变动，烦事不断，到师范教书后少有练习，日子一久，也忘记了。
李槐子在大学专修过二胡，我便想请他给我指导一番，年轻时喜欢弄弄乐器，二胡自认也能拉一下。
老李从一位同学处借来一把二胡，让我先拉，他听听我的程度，以便更有效地指导。
我拉了一段刘天华的《病中吟》，李槐子听后对我说老……老……老苏，你得从零……从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