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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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二七九厂(4)

初交党世才的那几年,常常听琴,甚为喜爱,很想跟他学学古琴。“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修养,一个画国画的人,若能抚弄一下古琴,实在是一件美妙不过的事了。然而由于人生坎坷,行踪难定,此缘终未能圆。世才又一次提起此事,我只是笑了笑,心里疑惑道:这琴缘还能圆吗!

2006年6月初

附记:

这篇文章写于两年前。时隔一年,去年的一天,世才突然来访,并随身携带一张古琴,声言是专门赠与我的。并告诉我是旧琴翻新,音色不错。他调好琴弦,给我讲解了初步练习的方法。临别时,我让儿子将《古琴缘》文稿打印一份赠送于他。

世才践诺送我古琴,毕竟圆了我一半琴缘。有了琴,儿子去兰州出差,竟买回一本李祥霆著的《古琴实用教程》。今年夏天去兰州世才寓所清谈,方知他也著有一部古琴教材,让他的学生复印了使用。我建议并切盼世才兄的大作能付梓出版,我更愿拥有一本老朋友的古琴教程。然而,世才送我的琴挂在书案前的墙壁上,至今仍是一个装饰而已。

那仲尼式的琴型,褐色深得近似于黑,衬着粉壁,古气而素雅。看着它,我还是免不了心里嘀咕道:这琴缘可否最终圆满呢!

2008年11月4日于甘北宽堂

第一次去北京

一九八二年九月初,由于两件作品的入选,我有幸同厂宣传科长李培栋一起去北京参观核工业部首届美展。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也是四十年里首次出省,心情十分激动。

有了李科长同行,我一切都不用操心。他是个热心人,知道我是第一次坐长途火车出远门,一路上不停地给我介绍经过的城市和景区。车票很紧张,我们只购到硬座票,沿途上下的人很多,所有的座位始终都满满的,过道和车厢两头还有些站着的人。我们有座位,白天还可以,晚上便只能靠在座位上打吨。后半夜过道里也睡了不少人,上厕所必须格外小心。

即便这样,白天的旅程,我始终处于新鲜和快乐之中。经过华山脚下时,我为大自然的伟峻而感动。火车翻越八达岭时,两个机车一前一后呼、呼、呼地喘着粗气倒着上山;过了岭,山脉连绵,远眺居庸关,不由心潮起伏,为伟人詹天佑和古关险隘感慨不已。

抵京后,我们住进和平里的一个部属招待所,在那里开了座谈会,老李在会上发了言。时间久了,具体细节巳经记不起。现在有印象的是湖南来的陈二峙画的葡萄受到好评,说是跟一位老画家学的。再就是江西来的梁春龙和老刘曾和我们在颐和园相遇,一起合影了两张照片。

展览在另外一处地方,记得是个地下厅馆似的,展品不少,精彩的不是很多。

我展出的是一幅国画雄鹰和木刻《黄河夕渡》。这张木刻后来人选了国防科工委举办的“首届神剑美术摄影展”。

首次进京,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陌生而新鲜。

李科长多次来过北京,主动陪我游览诸多名胜,并用他带来的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他似乎怕我会走失,时时事事都热心地陪伴我。过分的关心让我感到有些絮烦,曾找借口摆脱老李的“监护”,自由自在地上街游荡。他可能有点觉察,后来也主动和我各自行动了几次。

广播员小杨的父亲是厂里的老职工,退休后回到昌平老家。小杨托科长给父母带了东西,老李约我一同去小杨家。十三陵在晶平,顺便去游玩一趟。

我们是坐公交车到昌平的,小杨家就在县城里。老李过去曾来过,不很费事便找到了他们家。

杨师傅夫妇对我们非常热情。老李和他家本来就熟,现在又是女儿的领导,彼此有说不完的话题。

我到厂里时,杨师傅已退休回了北京。经老李介绍,他们便对我同样热情,只是相互生疏,无话可说。他们的谈话,大部分是厂里的人和事,我在一旁听着,也不寂寞。

杨师傅家做了非常丰盛的午餐款待我们。他儿子在酒厂工作,昌平是北京出二锅头的地方。中午我们喝了一顿纯正的二锅头酒,两个人都有些过量,走起路显出了摇摆状。杨师傅父子要用自行车捎我们去十三陵,我俩谢绝了。只让小杨带我们到去十三陵的公交车站上。

十三陵门前一段道上的石人和石马,给我留下了印象。陵园殿堂雄伟,但毕竟是墓地,又染上了数百年岁月的尘埃,即使有不少游客,仍然处处透着一种清寂感。

在北京的半个月里,我还游览了故宫、天坛、景山、北海、香山等名胜,也去过动物园,大都是李培栋带我去的。

老李也陪我去美术馆和中央美院陈列馆看画展。美术馆正在展出北京画院和日本南画院的联展。第一次见到王雪涛的小写意花鸟,发现他画花瓣时是用白粉的。女青年画家聂欧的画大气,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同时还有北大荒的一个版画展,展厅里许多人簇拥着一位身材魁伟的老画家,听他点评展出作品。一个老成点的不时与他对话,我凑近听了一阵,弄明白老画家是彦涵,那位是北大荒版画的组织者,也是一位有名的版画家。名字记不得了,但不是晁楣。

彦涵与古元齐名,都是延安革命版画家,所不同的是彦涵曾划过“右派”。他那棱角分明的方脸庞,看上去透着正气和大气,另外还有一种沧桑气。

我们在中央美院陈列馆看了年画连环画系首届生毕业展。现在还能想起的是韩书力画在高丽纸上的一组画。

看展览时,老李不时向我问一些作品的情况,他对书画有兴趣,对我的见解也很信任。人少时我们往往交换些各自的看法,观众多时,照例便不再谈论。

回来的票依然是老李帮我订购的,是硬卧。他要顺道回一趟河南老家,我则要在宝鸡下车去看望四哥,我们买了不同车次的票。

我和李培栋分道扬镳,独自一人登上回程的列车。平生第一次进了卧铺车厢,圆满结束了平生第一次的北京之旅。

2006年9月13日于宽堂

心痛

从鸾沟搬进城后,大约一年时间,上边对“文革”初期下乡城镇居民的政策有所宽松,妻和孩子们的回城申请终于在一九八二年底由定西地区批了下来。春节前办理好一应手续,一九八三年二月份开始供应口粮。

经过一年的努力,已按期归还了一半银行贷款。小杂货店的营业一直稳定正常,到年底还清贷款问题不大。

应该说,我和我的家庭总算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有了一个好的转机。

谁知,妻子的旧病又复发了。

先是腿疼,去中医院找滕润仓院长诊治,服用汤药,见不到明显好转。相反颈部淋巴结开始变大,而且发展很快。虽然她早年患淋巴结核病时,脖颈比平时要粗大一些,但如此迅速地变化却从没有过。

我还是决定请滕润仓给她检査治疗。滕是祖传中医,又是医学院科班出身,我十分信服他的医术。

四月三十日晚饭后,我去东关他家中,不巧他出去了。其夫人魏老师早就见过的,我让她转请滕大夫来我的小店为雅芬诊治。

五月一日下午,润仓大夫来到小店。检査后,对雅芬颈部淋巴结的迅速变大很是怀疑。他认为不太像结核病,建议我尽快去兰州做活检,把病先确诊一下。

虽然没有说破,但我明白他怀疑是癌症。心里便有了压力。

难道老天如此残酷吗!苦命的妻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农村熬过了贫病交加的十几个春秋。好不容易回了城,一家人团聚,生活有了转机的时候,怎么又会这样呢?

我内心无限悲凉,又没法对孩子们说。

那天,我去城关中学找到李耀星,向他倾诉了心中的担忧和痛苦。耀星听后毫不迟疑地说:“你放心,绝不会是那种病,就凭陈雅芬当年对苏妈的那种孝心,老天绝不会不长眼的。你放心陪着去检査吧!”我明知道耀星兄在宽慰我,但仍然希望他的话是正确的。

如果说,滕润仓的看法仅仅是有些怀疑的话,侄女婿赵健雄的口气和脸势却实实在在地让我害怕了。从妻住到侄女家的那一刻起,我的心上便压上了一大块石头,沉沉地无法排解。

赵健雄是二哥的大女婿,先是毕业于兰州医学院医疗系,有过好几年的临床经验。后又考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第一届研究生班,毕业后分回甘肃中医学院任教。在我的眼里,他就是医学专家。

他用手触压着检査了妻的脖子肿大部位,问了发现的时间,压迫时有无疼痛等等,脸色一直阴沉沉的,铁板一样。“发展得这样快,不像结核。压上去不疼,显然不是炎症。需要全面检査。”健雄的话虽然不紧不慢,却透着深深的担忧。我知道事情有点严重了。

妻住在侄女彦玲家,我住在侄子彦安的宿舍里。

彦安由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因为时间不久,仍然住着一间二楼的单身宿舍,三张架子床大部分空着。侄子让我住在他的床铺上,他睡一位正巧不在的同事铺位。

兰州医学院和附属一院是连在一起的,拐来拐去地就到了。东边一墙之隔的中医学院也有个豁口相通。中医学院不是很大,彦玲家住的宿舍楼在南边,从豁口过去,先是经过一栋教学楼,然后经过一块药材试验园地,好像是暖棚,在当时还很少见。最后从运动场边绕过去便到了。

健雄刚刚评上讲师,是学院的骨干教师。彦玲在校医室当护士,她毕业于兰州卫校,曾在基层医院工作过多年,已经是很有经验的医护人员了。

两室一厅的屋子,并不宽敞,但彦玲夫妇还是热忱地安置妻住在客厅侧面的一张单人床上。我们夫妻就在侄女家吃饭。

彦玲属鼠,比我小六岁,在观音堂巷住的那几年里,我是小学生,彦玲和彦欣两姐妹在家跑着玩。叔叔和侄女们也就是大男孩和小女孩,有时一块玩时也会发生矛盾的。她比妻只小一岁,对小妈非常好,很投缘似的。赵健雄和我同岁,虽然辈分有别,但是同一年龄段的人,很能谈到一块。

彦安的工作不是太忙,每天至少有半天陪我们去医院检査。他毕业不久,最后两年基本在医院实习,人很熟,给妻的检査带来了很大方便。常规检査几天里全部搞完,接下来便是活体检査。

因为等待安排时间,也为了让我们不要太紧张,在健雄他们的建议下,我陪雅芬去五泉山玩了一次。虽然风景如画,我也佯装轻松的样子,但心情却十分沉重。我和妻在公园留了影,摄影师按动快门时,我突然想:这难道真会成为我俩的最后合影吗!心中便一阵悲恸。

活检一共做了两次。先是穿刺,就是从肿大的颈部淋巴结中抽取组织液,经过化验,确诊有无癌细胞。除不知底细的妻以外,大家都很紧张。

化验结果出来的那天早晨,我很早便起来了,其实前一天晚上根本没有睡着。说好上午十点去取化验结果。如同等待判决一样,我的心在紧张、烦躁和痛苦中受着煎熬。我一个人出了医学院,没有目的地在大街上狂走,心里压着的重物沉到了极点,如同被噬咬、撕扯样的难受。我突然明白这就是“心痛”,是无法说清的一种痛苦。一边走一边在脑子里过电影似的呈现出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初结婚时,我一文不名,妻用从娘家带来的几元钱去打粮买煤,还给我买了一盒百花烟;妻子给病弱的母亲穿衣,扶持母亲上厕;妻子在瓷窑挥动锤子砸石膏、编草筐,旁边坐着一周岁的女儿彦菊;妻子在鸾沟的田地里劳作,锁在土搁梁屋里的几个孩子……刚刚回到县城,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难道妻真会患上那种不治之症,离我和孩子们而去吗?我实在想不通。

我旁若无人地疾行在这座省城的街道上,经受着“心痛”的折磨。一直到了滨河马路,才突然意识到该回去了。

回到彦玲住处,知道彦安先去医院,赵健雄下了课也赶过去了。我到了医院,远远站在化验室所在那栋楼的路口上,再也不敢往近走了。脑子一片空白,浑身软软地没有任何力气,等待着足以让人崩溃的残酷宣判。

终于,彦安从那个让人畏惧的楼道里出来了。他手里拿着单子,看见我后加快了步子。我木然的眼睛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征兆,只是准备承受严酷的打击。

“小爸,好了好了……”侄子双手抓住我,一连说了几个“好了”,才告诉我没有化验出癌细胞。这一瞬间,侄子和我眼里都溢满了泪水。压在我心上多日的重物也霎时消融了。

医生们仍然不十分放心’于是又从雅芬脖子肿大的很多淋巴结割取了一个小一点的,做了切片活检。

这一次我却一点也不紧张了。化验结果,仍然排除了癌症,确诊妻子患的是淋巴结核。

直到这时,为雅芬检查的医生和侄女婿赵健雄都一再说这种结核实在少见,有点不可思议的样子。

我心里却是明白的:早年妻每次犯病都因穷没能彻底治愈,注射链霉素不多几日,病情好转便不再治了,才有了这一次的严重发作。

户口已转到厂里,妻和其他职工家属一样,享受半费治疗。开始去厂职工医院打针,后来干脆把药取回来,我在家里为她注射。整整打了一个疗程四十多针后,怕耳朵聋,又配合服用利福平。

妻的结核病彻底治愈了,而我也知道所谓“心痛”是咋回事了。

2006年9月11日于宽堂

成都创作班

一九八四年,刚过完春节,部里点名要我去成都参加美术创作班。农历正月十一日下午,我乘坐兰州至成都的火车,离开了皋兰山麓。

我是九号下铺,对面是一位女军人,中铺是两位少女,上铺好像空着。不善于同陌生女子搭讪的我,看来将一路与寂寞做伴了。

火车开动不久,对铺的一个同伴从旁边铺间过来,两人便聊上了。中铺的两位也坐在下铺说着话。

我靠在铺上闭目养神,她们的谈话声几乎一字不漏地直钻耳朵。交谈里,我知道了两位军人是正在进修的医生,少女则是去自贡参加短训的技术员。对铺军人谈兴正浓,听得出是高干子女,家中有外出乘小车的爸爸,还有母亲、哥嫂和弟弟。一会儿讲嫂子如何地巴结母亲,一会儿用嗔爱的口气告诉同伴她四岁的儿子如何顽皮。同伴不甘心只充当听的角色,也插空讲她自己的假日生活。她们的声调始终很高,两位少女远不及她们健谈,不久便停止说话,也沦为她们的听众。

两位女军人于翌日清晨六点前在宝鸡站下了车。我已经醒了,拨开窗帘,窗外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火,宝鸡市还在沉睡之中。我把脸贴近窗玻璃,在心里祝福宝鸡的西兄一家元宵节好!

列车在凤州停下时,天大亮了。这里的山地已经铺满了淡淡的绿色,我估计是返青的冬小麦。

车过双石铺,车站在城郊,望过去远处楼房鳞次栉比,像个新兴的山城。

列车不断穿过山洞,沟里流淌着清冽的水,水上架一座钢索吊桥,上书“嘉陵桥”,想必是嘉陵江的上游。午饭以后,青年旅伴上铺休息,耳旁的聒噪总算停止了。只有车轮的轰隆声伴随着列车穿洞跨岭,疾驰在陕、甘、川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

列车行至一个叫徐家坪的山间车站,停了很久,我下去活动腿脚。山坡上的白菜长得郁郁葱葱,太阳虽然给大山里洒下了春天的温暖,早春的寒意毕竟还未离去。几个列车员端着被辣椒拌得红红的酿皮子,嘶嘶哈哈地大嚼着。

“这车什么时候开啊?”一位五十多岁的矮个男旅客向她们跟前凑了凑问道。

“不知道!”一个瘦长的列车员边抹着嘴角边回答。

“他们也不知道?”矮个男人别过脸用不无惊讶的口吻向我边说边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