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感谢白总的盛情服务，我和肖冰在他们一个活动室的大台球案子上画了十多幅画，写了二十条字。白总和一位负责接待的李部长非常满意。李部长叫李治华，甘肃秦安老乡，他听说我计划去西藏，还提供了他西藏商业厅的一位老同学的电话，到时可以找他帮助。可惜九年过去了，去西藏采风的梦至今未能圆。
休息了一天，段芝璞又让小郭送我们去了一号冰达坂。是从白杨沟后面的一道山沟进去的。到达时，有一辆大轿车停在那里。还有几辆小车，游人不少。大家对着那晶亮雪白的冰山欢呼雀跃，我看着因融化流淌而成的一道道纹路，心想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这冰达坂还能存留多少年呢？
从冰达坂再往上的山路很险，过了顶上的岘口便是通过南疆的一条路。我们的车子上到只剩一段字盘山路处便折回了。已经是海拔四千多米，我们几人都毫无感觉，估计去西藏是没问题的。由齐台回来的三天里，与关维晓联系，开始电话不通；后来总算打通了电话，他正在和田谈一项工程，因为扯皮一时难以脱身。他拟托一学生与我们联系，也没见打电话来。克拉玛依没能去成。几年后他来白银时说起此事，方知他由和田回乌鲁木齐的路上出车祸受伤，住医院好些日子。
离开乌鲁木齐市，我们起程去库车的克孜尔石窟。计划那里完了直接坐火车返回甘肃。肖冰离家时夫人有病，日子一久便开始着急。因而我们决定新疆的其他地方这次就不再去了。
乌鲁木齐开往阿克苏的火车沿途经过许多大山，我透过车窗拍了不少照片。有些山的结构和形态非常壮丽。
列车奔驰了半天一夜，于二十六日早晨六点前到达库车站。下车后天尚未亮，三人在车站前一个小卖部的茶摊凳子上坐到天明，搭乘女老板介绍的一辆出租车向克孜尔进发。车子进到山里后，有一段地貌十分奇特，山的结构节奏分明，变化很大。离开克孜尔，所里的吉普车送我们到库车，途中曾请司机停车拍了不少照片。司机告诉我们地名叫盐水沟。
不到九点，出租车便把我们送到克孜尔石窟的大门口。我们来到院子里立有鸠摩罗什铜雕像的花坛平台上等了一会儿，见到了陈所长，他叫陈世良，样子像个农村干部。听段芝璞讲，他是位很有学问的研究员。
因了段芝璞的信和电话，陈所长安排我们住进招待所。随即陪我们吃了早饭，派解说员小乔带我们去洞窟参观。这里的洞窟外表跟山一样朴素，窟内的壁画脱落比较严重。
参观完石窟，我们三人又去沟的最深处看泪泉。那泉是从石壁上面檐一样前突的崖间滴流而下的，是一种渗水，不大，下流时断续若泪珠，故有泪泉之称。水流形成的锈黄色条条纹路，泪痕般地布满那巨脸一样的崖面，看上去悲兮兮的。
沟里树木很多，有不少百年大树。林子里有几棵胡杨树，是运来指认给我们的一树基部是柳树的条形叶，而树冠却是杨树叶子。沟口一带的树林里有许多姿态奇异的巨大树干，还有沙枣、红柳，大家只顾了收集素材一或拍照片或画速写，回到食堂吃午饭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那天晚上，所里美术室两位年轻人陪我们吃饭后聊了很久才走。刚刚准备睡觉，一阵摩托车的引擎声由远而近，停在了门外。骑车人进了我们房间，住到空着的一张床上，一进门便跟我们聊上了。他是位驾着摩托车只身走完塔里木的探险家，名叫陈戈。豪爽健谈，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天刚一亮，便骑上车走了。
离开克孜尔时，陈世良派了所里唯一的吉普车送我们到库车县城。司机小陈一路上告诉我们许多所长的事，原来他是个政治上三起三落的专家型负责人。被免去所长职务时，曾应邀去日本讲学，所得讲学金三十余万元全部捐给了研究所。平时和职工一起下塘捉鱼，搞许多杂活。怪不得看上去那样朴实，真了不起。
我们在库车老城见了典型的维吾尔族街市风情，然后搭上一辆去库尔勒的长途汽车。车上除了我们三位，几乎是清一色的维吾尔族人。听他们用维语谈笑，让人有一种置身域外的感觉。
在库尔勒汽车站旅舍住了一夜，旁边一个小饭馆的老板是兰州人，见了老乡非常热忱。
第二天，我们登上回程的火车一一由库尔勒发往西安的直达快车。在新疆境内跑了半天一夜，二十九日上午八点到达甘肃柳园。我们下车去敦煌，打算由河西一路坐长途汽车边采风边返回。
下车后，由同车下来的一位在敦煌工作的旅伴率领，一齐坐上一辆夏利出租车，十点多到了敦煌市博物馆。这里的傅馆长是苏运来的大学同学。正巧是星期日，不在家，未能联系上。
我便打电话给劳动局的副局长吴永成，他是冯玉雷的朋友，我们出发前玉雷曾打电话说过。他很快找到我们，叫了出租车，接我们到一家招待所，约好晚饭后带我们去月牙泉，第二天上午送我们去莫高窟。如此顺利地落脚了敦煌，几个人都很高兴。
夏天的傍晚很长，我们游览了月牙泉。院子里有很多胳粧，不少游人骑上胳酿上鸣沙山，我们只是徒步上了半截沙山，如许多游人一样，坐着溜下了山。然后去月牙泉，泉边建筑的色彩和样式古色古香，很能引发人的思古情怀。
吴局长让我们自己游览，他经常接待内地来的客人，陪着来的次数多了，只在门口管理处等我们。第二天上午去莫高窟，也是他陪着去的。
莫高窟许多洞子不开放，因有吴局长带领，算是多看了几个洞子。观瞻了不少雕塑、壁画和藻井，领略了敦煌艺术的风采；感受了古代佛教的盛况，以及历史地演变和岁月沧桑。
接下来的几天，在傅馆长他们的安排下，我们去了玉门关、阳关故址和榆林窟。
在去玉门关的途中，远远看过去，有一溜土红山很像一尊仰睡着的大佛。傅馆长得意地说是他首先发现的。
阳关是司机单独送我们去的。回来时，他带我们去了一处葡萄种植园，园里无一人。那主人与司机是朋友，他径自带我们进去吃了不少葡萄，马奶子和无核白葡萄，味道好极了。阳光下大片不加修饰的葡萄园晶莹若珍珠。我想画一组“丝路明珠表现那种西部烈阳光感下的“珠玉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表现办法。
旁边还有桃园子，那师傅又带我们大嚼李广桃种不同于家乡大水桃的个儿不大的桃子。味道并没有葡萄留给我的印象深。
离开敦煌，我们沿途又去了张掖的马蹄寺和武威的沙漠水库和沙生园。沙生园在民勤县境内，园内种植了不少沙生植物，有些还正开着特殊的小花。前一年夏天，我曾同苏运来一起去过宁夏沙坡头，也有个沙生园，园子后面就是沙漠，那里的植物人工种植的痕迹不明显，一片原生状态，各种沙生植物混杂生长，自然而然，一派野趣。而这里的各种植物分开种植，一块一块整整齐齐，没有我所向往的那种原生状态，让人很失望。好在他们的展览室里陈列的沙漠鸟禽标本比沙坡头的多，我拍了些照片作为资料的补充，也算没有白去。
最后一站是景泰县，肖冰因夫人要做手术，提前回了白银。我因在新疆没能见到大片的胡杨林，便由苏运来带着去了一趟梧桐沟，同去的还有县文联的张翔。果然是一沟的胡杨树，只是没有太粗大的，树的形态也特色不够，加之夏季，叶子灰绿，所以仍然没能满足我对胡杨树的向往。我猜想梧桐沟可能是胡桐沟的误传。胡杨也叫胡桐。
在景泰我又去了一次鸵鸟养殖场。还是去沙坡头那一次，运来曾带我第一次去了鸵鸟场，引起我对蛇鸟的兴趣，结合沙生园的感受，画了一组名叫《非洲移民》的鸵鸟画。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三日离家，九月五日中午返回白银。历时二十几天的新疆河西旅游采风结束了，伴随着快乐经历的同时，拍了几十个胶卷的生活资料，算得上收获颇丰。当然，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许多地方没能去成，也留下了遗憾。
有遗憾便会激起新的向往，进而采取新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遗憾和收获同样具有价值。
2007年7月7日
世纪的纪念
早在一九九六年，四哥宰西怀着对父亲的爱，撰写了《金城昔日情一怀念苏振甲》一文。他让侄子彦宏在电脑上打印了若干份，装订成册，分送亲友。我也得到一本。读完后，对先父毕生追求光明，爱国爱民，曲折坎坷的磊落人生；以及他关心家乡教育，前前后后共创办师范、中学、纺织职业学校和多所小学，造福桑梓的光辉人生有了更完整的了解。掩卷之时，对父亲的思念之中无疑更多了崇敬之情。
先是建议四哥将这本册子正式出版，以为对先父的纪念。四哥认为只有五万多字，显得单薄。两人便动议在父亲一百周年诞辰前，编辑一本纪念文集，自费印刷，赠送亲友及关心和了解父亲的人们做个纪念，也可把父亲的业绩留传给子孙后代。
县上亲友的约稿由四哥出面，兰州的由我跑。
一九九九年元月下旬，我在兰州搞画展，贾承谊先生也来了，他是二哥的朋友，和我仅仅认识，并不熟。是看到前一天晚报上登出的展览消息专门来祝贺的，还给我留了他的住址。
新中国成立前一年，父亲因病由兰州回来，赋闲在家，全家的生计陷人困境。兰大即将毕业的二哥休学谋生，大哥随父亲回糜子滩务农。家里缺少牲口，贾承谊从高湾老家支援了一匹马帮助我们。我还很小，只听家里人讲马是从屈吴山拉来的，经过一番驯服才使唤开的野马驹子，我只记得是个花青色的马。母亲和哥哥们说起贾家来，很感激的。我也记下了贾承谊这个名字。
画展开幕后的第四天，我去了贾承谊家。他跟二哥相当的岁数，已届古稀之年，同老伴一起生活，二人身体俱病弱，但承谊先生精神很好。他曾在国务院和新疆省委工作过，后调回甘肃省委，管过文艺工作。“文革”时与剧作家铁军一同下放靖远煤矿，任过宣教处长。我当时在冯振国那里见过他，因为有过去的一层关系，见面时我心里总有一种亲和感。他最后是由省科协主席的位子上离休的。
他谈过去的事情：与父亲的师生关系，同二哥的友谊。我便有了一种兄长样的感觉。我跟他说起给父亲编辑纪念文集的想法，他非常支持。不但自己答应写怀念文章，还给我提供了魏晋贤、王学仁、马耀南几位与他有关系的知情人。
六月初，我去他家取稿子时，他说已跟几位都打了招呼，他们都愿意写缅怀文章。我便分头去拜访几位先生。
记得那天从贾承谊家出来，去振国家吃的午饭。李滋美做了不少菜，振国取出一瓶茅台，老哥儿俩共饮了几杯。
下午三点略过，去兰大拜访魏晋贤。他是地理系教授，八十四岁，鹤发童颜，精神颇佳。魏教授是父亲在兰州一中教书时的学生。回忆往事，说他新中国成立前曾写过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半文言的。写出后，他和父亲都认为不错，后来《民国日报》用了别人写的白话文稿子。白话文作者的名字魏先生可能讲了的，我却没在意听。
那天晚上，我住九州大女儿家。女儿下岗，在厂里的基修队临时挖土方，虽然很辛苦，但精神状态还可以。国企改革是个大趋势，能正确对待让我放心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十里店找王学仁。从艾黎广场下车后，几经打问，终于在市场的一条深巷里找到了“王学仁诊所”。唯一的女护士说王大夫不在，让我等一会儿。
四十分钟后，终于和王学仁大夫见了面。他原是师大医院副皖长，退休后自己开了个诊所。虽是初次见面，却很热情，答应尽快写好稿子。后来他还约请展学儒先生，写了一首怀念诗。与他同时进来的也是位老乡，名叫徐仲碧，是省社科研究院的院长，三滩人。喜写作、好书法。将他带在身边，发在阳关杂志上写书法家雪祁文章的复印件送了我一份。
下午，我找到住在大教梁附近一栋楼里的马耀南先生，他是省民革原副主委。年轻时在省政协工作，我上初中时住政协大院经常见面的。高高的个子，年近古稀，还是那样精干。听我们要为父亲出纪念文集，他很高兴，愿意联络父亲当年民革的同事楼挺和李春海一起回忆，联名写纪念文章。
七月下旬，我去兰大取到魏晋贤写好的文章后，又去西关拜访了表兄董宝藩。他也是在秋田会馆的画展时见面留了地址给我的。他是大哥、二哥的同学，又是我七妈的娘家侄子，素以表兄弟相称。与之交谈，才知道其父董廷宰同先父既是同学，又曾金兰结义。宝蕃表兄写的文章题目不大，却情真意切，足以看出当年两家关系非同一般。
父亲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担任过甘肃《民国日报》社社长，听张慎微老人和张尚瀛先生说，父亲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
为了搜集父亲的文字，我让儿子彦锼暑期里专门去省图书馆，找在那里工作的学生张层林帮助，查阅了馆存的《民国日报》。遗憾的是只存有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报纸，没有找到父亲的文章。却意外地发现了《合作生活》杂志创刊号上父亲的题词一“一视同仁”，复印下来作为手稿印在了纪念文集里。
县上的作者大都年纪大了，但对父亲的怀念之情却很殷切。
清明节，我与四哥去糜子滩樊家大山上坟，正巧碰见侄子云霞和林霞也在坟上。下山后让他们带路去找彭献璞，也是一位堂表兄。早就听说他为父亲写过一个小传’正好收人文集中。
献璞表兄不在家，听彭仲义讲，他父亲骑自行车去公社商店了。怕我们等得时间长，仲义骑摩托车捎回了父亲。八十三岁的老表兄须发皆白，但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其子仲义比我稍大几岁，多年不见，头发也白多于黑，但面容看上去饱满丰腴，比我显得年轻多了。他们父子都是医生。我在靖远一中教书时，曾在杨文升表兄处见到彭仲义，他当时是公社卫生所的医师，还给雅芬治疗过下颌骨脱落的毛病。他双手托住患者的下巴，不知怎样往上一推，只听轻微“嘎巴”一响，掉下来的下巴便复了位。
彭家表兄是父亲的学生，对父亲十分崇敬，他答应充实修改好《小传》后交我们用。
其他几位也是四哥登门约稿。青年农民杨廷友写稿热情很高，四哥很是喜爱，为了保证稿件质量，他骑摩托几次去糜子滩与之交换看法。
在撰写缅怀文章亲友们的共同努力下，全部稿件于十一月下旬陆续收齐。四哥修改定稿，于年底编撰完了全书的各个部分。
由彦宏和彦锼负责版式，封面设计，并打印出样书，两个孩子为爷爷的纪念文集也熬了不少夜。
青年作家冯玉雷帮我联系了甘肃地质印刷厂。
第一次是他陪我去找副厂长马继祥的。冯玉雷是鸾沟老乡冯泮耀的儿子，陕西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写了不少小说。他那时正在编一本西部美术家画集，来信向我约稿，并寄给我一本他写的长篇小说《敦煌百年祭》。小说是地质印刷厂印的，质量不错。这样才说起给父亲印纪念文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