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谴责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罪行，抨击黑暗的封建官僚政治，是《聊斋志异》又一重要主题。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和深切感受，以犀利的笔锋，触及封建政治的各个方面，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表达了对人民疾苦的深深同情。在《席方平》里，作者通过描写席方平魂赴阴司代父伸冤而惨遭非人折磨的故事，实际上是影射了现实社会中整个官僚机构的腐败与黑暗。阴司的官吏，从城隍、郡司到冥王，都是贪赃枉法之徒，他们接受了羊某的贿赂，强力压制席方平诉讼告状，对席方平滥施酷刑，笞打、火床、锯解，无所不至。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富人的恶行，使席方平的冤屈不得昭雪。很明显，这个阴曹地府正是人间封建衙门的写照。作者借小说中的判词写道：“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这正是对现实社会中“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封建衙门的辛辣讽刺。
而《梦狼》一篇，则借助超现实的梦幻世界，更直接、更形象地写出封建社会衙门里的官吏都是吃人的虎狼。白翁在梦中来到其长子白甲的衙门，只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白甲不仅以死人为饭食招待父亲，而且“扑地化为虎，牙齿幢螺”。这幅骨肉阴森的吃人景象，尖锐地揭示了封建官府残政害民的阶级本质。又比如《潞令》中的潞令“贪暴不仁，催科尤酷”，到任不到百天，便杖杀五十八人。《梅女》中的典史为了三百钱的贿赂，便诬人为奸，逼出人命。这一切说明贪官酷吏在封建社会里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有如作者在《梦狼》的结尾所指出的那样：“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
在作品中，作者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最高统治者。《促织》就是写由于皇帝喜欢斗蟋蟀，每年都到民间征收，而引起成名一家人亡家败的故事。作者沉痛地揭露了“天子偶用一物”，而造成民间“每贡一头，辄倾数家之产”，甚至断送人命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严酷现实。作者不但写了因进贡蟋蚌而引起的悲剧，同时还写了因此而引发的喜剧，成名儿子的生魂化为一个轻捷善斗的蟋蟀，才挽救了一家被毁灭的命运，不仅献蟋蟀的大小官吏个个得赏，人人高升，成名也因此进了学，发了财。小小百姓的存毁系于一只蟋蟀，这里所揭示的悲剧与喜剧的矛盾，是皇帝一人与百姓万家的矛盾，是一人欢乐与万家遭殃的严重对立，它十分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荒淫娱乐、不恤民命的罪恶本质。
封建官僚机构的黑暗腐败，也直接导致了地主豪绅们更为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荼毒善良。《聊斋志异》中的许多作品鞭挞了他们令人发指的罪行。《崔猛》篇写一个豪绅王监生“家豪富，四方无赖不仁之辈，出人其门。邑中殷实者，多被劫掠，或忤之，辄遣盗杀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婶，父子俱蒸之。妻仇氏，屡沮王，王缢杀之。仇兄弟质诸官，王赇嘱以告者坐诬”。《红玉》篇写冯生因妻卫氏貌美，被地方豪绅宋氏在青天白曰下抢劫了去，自己被打，他父亲也被殴吐血而死，妻子不屈自尽，他抱着幼子四处告状，从地方到督抚，也无人为他伸冤。《窦氏》篇中，地主南三复，骗奸农女窦氏，始乱终弃，逼死两条人命，窦父告状，南行贿官府，免罪不问。蒲松龄就是这样通过一幅幅令人发指的图画，揭露了地主豪绅们在官府的庇护下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罪行。
在无情地抨击黑暗现实的同时，作者怀着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也热情地歌颂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塑造了一系列富有反抗性的人物形象。比如《商三官》中的女子商三官，在父惨遭杀害，兄讼无门，举家悲愤无奈的情况下，竟女扮男装，学做优伶，深入仇家，终于杀了仇人，又自刎而死。对她壮烈的复仇，作者由衷地钦服：“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浮沉者耶！”《向杲》篇写向杲在其兄被杀，而仇人“广行贿赂，使其理不得伸”的情况下，竟化为猛虎，咬死仇人。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指出：“然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宣泄了自己对官绅相互勾结残害人民的深恶痛绝的感情。
《席方平》是这类作品中出类拔萃的名篇。为了替父伸冤，他在地府里身受毒打、炮烙、锯解种种酷刑，但决不屈服；冥王许诺“予以千金之产，期颐之寿”，以期换得他的屈服，结果又以失败告终。他一直坚持斗争到冤屈昭雪为止。席方平这种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是当时人民反抗意志的体现，也是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与封建官府矛盾尖锐化的艺术再现。
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蒲松龄虽然针砭时弊不留情面，支持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但这一切都是以不触动封建制度为前提的，他揭露了坏皇帝，却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身上；他鞭挞贪官污吏，却“惟翘白首望清官”；他支持个人的反抗，但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却持否定态度。这一切都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它表明，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毕竟不可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五、优美动人、色彩特异的人物形象
《聊斋志异》之所以能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除了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夕卜，与它精湛独到的艺术造诣也是分不开的。
《聊斋志异》最重要的艺术成就，是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色彩特异的人物形象，而在那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廊里，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由花妖狐魅幻化的女子形象。在这些女子身上，饱含着作者深沉的挚爱之情，体现了作者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作者在这类人物的塑造上，主要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作者运用想像和拟人化手法，托物写人，使这些由花妖狐魅幻化的女子既有作为动物的自然属性、精怪的神性，又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它们不受生活环境的限制，不受时空的束缚，拥有超凡入圣的神力，他们往往是人性、物性以及超现实的神性、妖性的嵌合体。如《黄英》中的菊精黄英，是马子才的妻子，爱菊、种菊、贩菊，一如常人，直到她弟弟陶生因醉酒化为菊花，才露出原形。《辛十四娘》中狐女辛十四娘，言谈话语，显示出人间女子的人情练达、聪明智慧。当冯生的鬼舅祖母为她做媒时，她要冯生明媒正娶，以示诚意：“郡君之命，父母不敢违。然此草草，婢子即死，不敢奉命。”表现了冰清玉洁、不可夺志的凛然正气。但作者并没有忘记她的狐仙身份，当冯生遇难后，她为了替夫伸冤，遣婢至京华，又旋即到大同，伪作流妓，以其狐媚妖态，迷惑天子，终于解救了丈夫。辛十四娘神通广大，人间、仙境、冥府，她可以自由奔驰，不论平民还是皇帝，她都可上下斡旋，显示了她的特异力量。《绿衣女》中由绿蜂幻化的女子，“绿衣常裙，腰细殆不盈掬”，唱起曲来“婉转滑烈”，“声细如（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八卷，第171页。版本同前。《花姑子》中香獐精“气息肌肤，无处不香”；《白秋练》中的鱼精，离开家乡洞庭湖的水就要生病。其他如《婴宁》、《青凤》、《狐技》、《阿纤》、《阿英》等等，也都具有现实性和超现实性紧密结合的特点，它们都是人性和物性、神性的有机统一体。
作者多写花妖狐魅，最终的目的当然还是为了写人。因此，作者在这些鬼狐形象人性、物性和神性的处理上，着重突出人性，使物性、神性统一到人性中。比如《苗生》篇，老虎的矫健有力，粗旷豪壮而又急躁凶猛的特性，不是依附于虎的形象，而是化人了苗生这一人物的性格和灵魂。苗生最后的化虎伤人，乃是他粗犷豪壮、急躁凶猛的性格发展所致。白秋练离不开洞庭湖水，这是她作为鱼的物性，而化为女子，料事如神，这又体现了她的神性。但这一切又有机地统一在她热情风雅的人性中，她对诗歌的酷爱和对爱情的执著追求，表现了一个少女高雅的爱好和纯真的感情。又比如绿衣女的绿蜂特点，也是作为人的语言、衣饰、歌声的特点出现的，最后虽化为蜂，“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人的思想感情。总之，作者在这些花妖狐魅身上，并不突出其物的属性特征，而是把这些幻化的形象，置身于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寓意深远地摹写各种人物的人性和人情。它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外貌和生活经历，而且还具有人的七情六欲、人的思想感情。
《聊斋志异》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能做到充分个性化，作者笔下的众多人物，大都具有自己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仅以年轻的女性形象来说，有感情缠绵、拘于叔父严训而行动谨慎的青凤，也有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婴宁；有爱诗善歌、却心境凄苦的林四娘，也有顽皮憨跳、乐不知愁的小谢；还有红玉、娇娜、聂小倩、白秋练、晚霞、阿宝、连城、黄英、细侯等等。作者不仅能写出不同题材作品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即使是在一些题材相同或相近的作品中，作者也能从种种相同、相近或相类的因素中，写出人物性格的差异来。比如《婴宁》和《小翠》，都寄托着作者对“新人”的理想，作为天真烂漫的少女，她们都聪明智慧，都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束缚，但婴宁的憨直和质朴，小翠的坦荡和伶俐，却又决不会混淆。《侠女》、《商三官》、《庚娘》三篇，都是通过复仇的情节表现了对强暴的反抗，但侠女不同凡俗的义气，商三官超人的胆识，庚娘临难不惊、警变非常的特点，又各具姿彩。又比如《青凤》中的耿去病、《章阿端》中的戚生，《小谢》中的陶望三，三人都不怕鬼魅，狂放倜傥，而且都为炫耀自己“有气敢任”而居于多生怪异的废第之中，他们的性格极其类似，但耿去病的狂放中流露出一种目中无人的富贵公子气，戚生的胆气中表现出幽默风趣的特点，陶望三的倜傥之外又显得庄重不苟，同中之异还是很明显的。
人物形象的充分个性化，与作者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是分不开的。首先，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有时善于抓住人物性格的主导方面，突出地加以描绘，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像孙子楚的迂讷，乔生的痴情，邢云飞的爱石，马子才的喜菊，张幼量的好鸽，郎玉柱的书痴等。在塑造这类至狂至痴的形象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把人物作为“某种孤立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气而是从生活中选取最生动、最富生活气息、最有表现力的情节和细节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使得这些人物虽痴狂稚气，却生动可爱。
在《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多的是既突出人物的重要性格特征，又兼顾性格的丰富性。通过人物次要性格的描写，来丰富和补充主要性格特征，从而使人物性格层次分明、生动饱满，既具有独特的风貌，又不至于“乖戾反常”。以婴宁为例，喜笑爱花、天真烂漫，构成了婴宁憨痴活泼的性格基调，为了突出这个性格的主体性特征，作者传神人化地反复描绘了她的各种明媚多姿的笑态。但是，作家也以深沉的艺术构思、灵活精巧的笔法，展示了与她这一性格“主体性”浑然一体的其他丰富多彩的侧面。比如她到王家后，“昧爽即来省视（姨母广，“操女红精巧绝伦”；与王子服成婚后，“生以其憨痴，恐漏泄房中秘事，而女殊秘密，不肯道一语”；特别是她一反常态，哭诉身世，请求王生将父母合葬的那段话，更是真挚感人。这一切都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婴宁聪明、勤劳知礼、虑事缜密、感情深沉等复杂的性格特征，显示了婴宁性格的丰富性，也使这个形象更富有真实感。
善于运用对照、烘托的手法，也是《聊斋志异》人物创造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香玉》里的香玉和绛雪，两人都是温柔多情、美丽迷人的花精树妖，他们多年相处，情同骨肉，她们一起爱着黄生，但作者在她们的共同美中通过对比，又写出了她们细微的性格差异，一个热情风流，一个冷静持重，一个与黄生结为眷属，一个却始终与黄生保持好朋友的关系。在《葛巾》中，作者除了重点刻画葛巾外，又插人了另一女子玉版，玉版的出现，不仅使葛巾与常大用的爱情故事增加了波澜，而且对葛巾有着明显的映衬作用。她强邀葛巾到她处下棋时，言语间所表现出来悠闲心境和淡雅风采，把葛巾此时“辞以困顿”、“坚坐不行”所表现出来的焦灼心情映衬得更加鲜明，也更突出了葛巾含而不露、温柔蕴藉的性格特点。在《阿绣》中，假阿绣的容颜更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0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衬托了真阿绣的美丽，而在对真阿绣及其情人的救助中，也更好地展示了假阿绣的多情的侠义的性格。上述均是正面的对比映衬，使正面人物在互相对比和映衬中，既相得益彰，又同中见异。《聊斋志异》中还有些作品是通过正反对比来突出人物性格的。比如在《鸦头》中，正是姐姐妮子的冷酷、薄幸、麻木不仁、甘于堕落，使妹妹鸦头感情纯洁、渴望自由、意志坚强、勇于反抗的性格，显得更加鲜明突出，难能可贵。其他像《姐妹易嫁》、《司文郎》、《胭脂》等篇，也都是通过正反高低的对比，来充分显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特点。
《聊斋志异》的作者还十分善于提炼和组织真实而富于艺术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来刻画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比如《王桂庵》中王桂庵和榜人女的爱慕之情，是在以下几个极为生活化的细节中表现的：先是王对女久久窥视，而“女若不觉”；接着王吟诗挑逗，“女似解其为己者”，抬头“斜瞬之”；当王把金锭投人女怀时，“女拾而弃之”；最后王“又以金钏掷之，墮足下，女操且不顾”，正值榜人回归，王焦灼万分，而“女从容以双钩覆盖之”。这四个细节，不仅突出了王桂庵痴心而略显轻浮的性格，也精微地刻画出榜人女思想感情的细微变化，生动地展现了她外冷内热、沉着机敏的性格特点。《花姑子》也有类似的细节描写。花姑正在煨酒，而安生却粗鲁地向她求爱。女厉声呵斥，颤声痴呼，使安生张皇失措，殊切愧惧。但当她父亲匆匆赶人，诘问何故时，女却从容对父曰：“酒复涌沸，非郎君来，壶子融化矣。”这一别有情趣的细节，把花姑子这样一个矜持、庄重而又多情的少女的心理活动，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了。《聊斋志异》中类似这样精彩的细节描写，可以说俯拾皆是。总之《聊斋志异》中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者丰富生动的细节描写。
六、离奇曲折、起伏多变的故事情节
情节是一切叙事文学的重要构成因素，是“某种性格、典型成长和构成的历史”气人物性格的发展，决定情节的发展。相反地，离开情节，也就谈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聊斋志异》中写了那么多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同情节的丰富性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