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需要提及的是，由于“三言”、“二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2），所以在“三言”、“二拍”出版后不久，便有姑苏抱瓮老人从“三言”中选出二十九篇，又从“二拍”中选出十一篇，共计四十篇，都是明代的作品，编成一部选集《今古奇观》。由于它篇幅较少，选择较精，因此出版后，深受欢迎，流行极广。清代“三言”、“二拍”原著曾一度失传，《今古奇观》就成了主要的传播媒介，因此它的流传甚至比“三言”、“二拍”更广泛，影响更大。
二、商人生活的生动画卷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被视为贱流，甚至他们的财富，也被视为不义之财，商人在文学作品中也历来都是被批判的角色。明中叶后，手工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成长，商业资本开始突破自然经济的樊笼，金钱在社会中显示了它的巨大诱惑力，传统的轻商思想开始淡化。特别是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的出现，更在理论上肯定了商人经商活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李贽认为“好货”、“好色”都是人类的自然要求，应该充分肯定，所谓“好货”，就是要求兴工商以图利。在《又与焦弱侯书》中他也曾说过：“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李贽这种对商人肯定和同情的态度，是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潮的典型反映，它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在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商人已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经商活动也被视为正当行业而受到赞颂。这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新的可喜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三言”、“二拍”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三言”中一些作品细致地描写了商人的行商生活，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丝织等手工业生产情况。如《杨八老越国奇逢》从主人公杨复“凑些资本，卖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养之资”写起，描述了他行商过程中曲折艰险的经历及其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施润泽滩阙遇友》、《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反映了机户的生活和丝织铺的情况。《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湖广襄阳府枣阳县商人蒋兴哥专走广东做买卖，贩运珍珠、玳瑁、苏木、沉香等商品，徽州新安商人陈大郎来襄阳贩籴米豆等。《徐老仆义愤成家》也详细叙述了老仆阿寄从事长途贩运的全过程，有头有尾，有声有色。
“二拍”中有关商人题材的作品，在数量上比“三言”要多，而且推崇商人的主题更为鲜明，一些作品还细腻地反映了商人的思想感情。如《乌将军一饭必酬》，正文是写一个开杂货铺的小店主受报致富的故事，反映了一种希冀飞来横财的商人心理。它的“入话”写苏州商贾子弟王生两次贩卖遇盗，心中害怕。而“甚是爱惜”他的婶母杨氏则“又凑起银子，催他出去”，鼓励他继续行商，“不可因此两番，堕了家传行业”。王生在杨氏的激励下，重整旗鼓，终于发了大财。作品盛赞杨氏，说她是有眼光有远见的人。在《赠芝麻识破假形》中，蒋生说自己“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马少卿当即指出：“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而在《叠居奇程客得助》中，作者还写到当时徽州地区的百姓“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来，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作者对商人的推崇，也反映了当时社会“重商”的风气。
在“二拍”中，对商人经商活动写的最成功的当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和《叠居奇程客得助》两篇。前一篇是写一个破产商人文若虚随商船出海，意外致富的故事。作品真实地描述了海外经商的客船往返贸易的情况，以及福建沿海波斯商人的商业活动，反映了明代海外贸易的规模。作品还成功地刻画了文若虚这个商人的典型形象。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发展过程中，商人们那种渴求一本万利、横财暴富的心理，以及为此而不惜投机冒险的性格特征。作品对经商过程的描写也非常生动，如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等，都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加深对当时商业活动的了解。《叠居奇程客得助》是写破产后为人管账的商人程宰因得到海神指点，采取囤积居奇的手段，四五年间就由十几两银暴发为四五十万两银子的巨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写海神不是给程宰现成的财富，而是给他传递商业信息，教他经商之道，要他“自去经营”。在作者看来，这样取得财富是正当的，是值得称赞的。程宰的致富之路，正是当时多数商人的理想之路。可以说这个故事真实地表现了当时商人思想的特点，反映了商人活动的本质的东西。如果说《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文若虚的发财还是天赐机缘的话，那么，《叠居奇程客得助》就是自觉地利用商业信息和囤积居奇的手段而发财致富了。
“三言”、“二拍”不仅以赞赏的笔调，正面描写商人的行商活动，而且还一反长期以来形成的“无商不奸”的偏见，热情褒扬了商人们在商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忠厚、正直、互相帮助、恪守信义的优良品德。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写布商吕玉偶然拾得二百两银子，他首先想到的是“倘或失主追寻不见，好大一场气闷”，后来遇着失主，还一路陪送他回家，将银子归还。作者肯定了吕玉这种拾金不昧、忠厚善良的高尚品德。《刘小官雌雄兄弟》写小店主刘德，自己家境并不宽裕，却“平昔好善，极肯周济人的缓急”。两次援救落难之人，不仅慷慨解囊，而且悉心照料，善始善终。作者表彰了刘德助人为乐的精神和慷慨任侠的气度。《施润泽滩阙遇友》写主人公施复在生意上锱铢必较，而当他拾到六两银子时，虽也想借此发家致富，但又想到失主失银后的悲惨境况，经过一番复杂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把银子还给失主朱恩。六年后，施复为买桑叶，途经滩阙时巧遇朱恩，朱恩以同样豪爽的态度帮助了困境中的施复。这个故事赞扬了下层市民拾金不昧、富有同情心的高尚情操，表现出下层人民对以互助为基础的友谊的追求。
“三言”、“二拍”对商人和他们经商活动的肯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意义。我们知道，商人是“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气在商品流通领域，“他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人”（2）。商业活动对生产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封建时代，商业资本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具有破坏封闭的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而在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业的发展就更显得重要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说“三言”、“二拍”对商人的肯定，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而小说对商业活动的具体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明代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形象认识。
三、惊世骇俗的市民爱情观
明中叶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出现的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作为对正统的、专制主义的、禁欲主义的思想叛逆，首先是以要求“人”的解放为其思想的主要特点的。李贽公开肯定人的“好货”、“好色”的欲望，这实际上是代表了市民阶层对物质和精神的要求。所谓“好色”，其主要内容是要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自主，这是“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个性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封建的婚姻，是以男尊女卑为条件的，鼓吹爱情自由，就不能不抨击男尊女卑而主张男女平等。因此李贽认为，只有以男女平等为条件的爱情婚姻，才是真正自由的爱情婚姻。这种代表市民意识的新的爱情婚姻观念，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的色彩。《三言》、《二拍》中一些优秀的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就反映了这种以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为核心的市民的爱情婚姻观念。
首先，“三言”、“二拍”中不少作品突出表现了市民们敢于冲破封建礼。
（1）（2）思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2页，人民出版1972年版。教所规定的门第、等级观念，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封建成规，大胆而热烈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与幸福。比如“三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写名噪一时而久有“从良”之志的名妓莘瑶琴，第一次与卖油郎秦重接触，便为他的忠厚老实、体贴入微所感动，感到“千百个中难遇此一人”。但此时她内心深处的门第等级观念，又使她不肯以秦重为从良对象：“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于他。”直到她被衣冠子弟百般凌辱后，她才从切身的体验中清醒过来，才认识到那些衣冠子弟“都是豪华之辈，酒色之徒，只知买笑追欢的乐意，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而只有秦重这样的市井小民，才是真正“知心知意”的“志诚君子”，于是主动提出嫁给秦重，并表示“布衣蔬食，死而无怨”。花魁娘子在婚姻问题上对门第观念的摒弃，是秦重对她敬重关心、真诚相爱的结果。正是这种建立在互相尊重、平等基础上的爱情，使得王孙公子的高贵的门第和泼天的富贵相形见绌。这个故事形象地表达了市民阶层在婚姻恋爱问题上对金钱和门第的蔑视。类似的作品，在“三言”中还有不少，如《玉堂春落难逢夫》、《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等。其中《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一篇很有新意。这篇小说写少女莺莺与张浩私定盟约，后来张浩为父母所迫，欲另娶她人，莺莺闻知后，一不哭泣，二不自尽，而是向父亲说明她与张浩的关系，并向官府告了张浩一状，指控他“忽背前约”，要求法律能“礼顺人情”。莺莺的举动真是达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私定盟约，这已不容于封建礼法，而她竟敢为之诉之法庭，这在过去的作品中是不可想像的。这个故事最后以喜剧告终，它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对莺莺行动的支持和肯定的态度。
“二拍”中也有不少作品表现了同样的主题。如《通闺闼坚心灯火》，写少女罗惜惜与张幼谦少年同窗，情投意合而私订终身，但她父母嫌张家境贫寒，执意要把她嫁与豪门子弟。罗惜惜得知后，就夜夜与张私会，并立意殉情，要“欢娱而死，无所遗恨”。真是情无反顾，显得何等的真挚，决绝！其他如《李将军错认舅》、《莽儿郎惊散新莺燕》也都是写女主人公私订终身，遭父母反对，她们都要以死来反对父母之命，她们只要情真，视荣华富贵如草芥。在她们面前，“父母之命”、“门当户对”等封建婚姻成规显得何等的苍白无力，而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则在她们的婚姻选择中被强调到高于一切的地步。“二拍”中另一篇《张溜儿熟布迷魂局》也很值得重视。故事写陆惠娘原与骗子丈夫张溜儿一起行骗，用“仙人跳”诈骗钱财，后来她在行骗中爱上了陷人骗局的沈灿若，便毅然抛掉张溜儿，与沈灿若一起逃走，并结为夫妻。作者对她的举动评价甚高，夸她“能从萍水识檀郎”。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所要说的是：不但未婚女子应该有恋爰婚姻的自由，就是已婚的有夫之妇，也应该有抛弃不好的丈夫而重新恋爱、结婚的自由。这对封建的婚姻观念实在是一种大胆的背叛。
“三言”、“二拍”中一些爱情小说，还敢于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表现出一种有悖于封建贞节观的新的贞操观念。如“三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较出色的一篇。故事写蒋兴哥外出经商，经年不归，妻子王三巧在家寂寞无欢，被坏人勾引失足。蒋兴哥发现妻子奸情后，“如针刺肚”，内心十分痛苦，但他并没有严惩妻子，反是责怪自己“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他一方面不动声色地把妻子休回娘家，一面却又“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在妻子改嫁时，他还把十六只箱笼送给她作陪嫁。最后几经周折，蒋兴哥与王三巧又破镜重圆，并不嫌弃她二度失身于他人。这个故事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市民的婚姻关系和道德观念，它说明封建的贞操观念在市民的婚姻生活中已逐渐失去其支配作用。又如“二拍”中的《酒下酒赵尼媪迷花》，写贾秀才的妻子巫娘子遭到流氓奸骗，痛不欲生，贾秀才不但没责备她，反劝道：“不要寻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然后夫妻又合伙设计，杀了仇人。失身一事不但没有造成夫妻间的隔阂，反而“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俩人情投意合，白头偕老。封建的贞操观告诫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失节与夫妻感情似乎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但作者却把这二者和谐地统一起来了，而谅解的基础是夫妻间信任和真情。这在封建社会里确实是很难达到的思想境界，与明中叶以前的小说，甚至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优秀作品比较，都可以看到在妇女观上的巨大的变化和进步。相似的描写在“二拍”中还有不少，如《姚滴珠避羞惹羞》、《两错认奠大姐私奔》、《陶家翁大雨留宾》、《赵司户千里遗音》、《顾阿秀喜舍檀那物》等，也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同样的思想倾向。
“三言”、“二拍”中还有一些作品反映了作者要求男女平等的主张，表现了下层妇女为争取人格的尊严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类作品在“三言”、“二拍”中成就最高。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青楼名妓杜十娘，长期苦心经营，“韫藏百宝”，以作从良之资。爱上李甲后，仍一再试探李甲的忠诚和勇气，并为他做出了一个女性所能做的一切。但杜十娘的“从良”，并不仅仅是为了嫁一个男人，而是有着更高的追求。她追求的是以人格的平等和互相尊重为基础的爱情。因而当李甲在金钱诱惑和个人利益考虑下，“负心薄幸”地出卖她时，她没有用温情的泪水去求得李甲的哀怜，也没有用财富去换取李甲的回心转意，更没有包羞忍耻屈从于孙富，而是在面斥李甲、孙富之后，怀揣百宝箱，毅然投江，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和人格的尊严，以一死来表示对那个黑暗社会的最后抗议。杜十娘的爱情悲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性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明中叶以后新兴起来的争取人权的思想潮流正成为文学作品创作的主潮。
“二拍”中的一些作品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思想，比如在《满少卿饥附饱飏》中，作者就对封建婚姻中男女关系的不平等，提出异议：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子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