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上，与诗歌、散文相比，小说和戏曲是晚出的。可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里，即使产生较晚，从“粗陈梗概”的魏晋小说算起，至今也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作品。如白话小说，收入最近编写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有1157部，其中1900年前的约600部；文言小说，据袁行霈、侯忠义编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收人约2700种。当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言小说，有的则已亡佚。在小说这一百花园中，各类小说争奇斗艳，其中不乏杰构佳作，放射出璀燦的光彩，成为我国以至世界文学的瑰宝；有的虽是二三流作品，但也以各自的特色，把百花园装点得绚丽多姿。无可讳言，也有不少杂草，但它也可以转化为肥料，使奇花异草更加繁茂葱茏。整理与总结中国古代小说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于弘扬民族优良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绪论里，我们想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轨迹和特点作粗略的描述，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状况进行简要的回顾，也许对读者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概貌和本书编写的意图会有所帮助。
一、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期
中国古代小说中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是互相影响、又自成体系的两大系统。文言小说从魏晋时代起，绵延不断，伴随中国古代社会走完了它的历程。白话小说起步较晚，但从宋元时代开始，就如长江大河，汹涌澎湃，波澜起伏，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又演进为中国现代小说，奔突喧腾，更富有强大生命力。
文学的发展，总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的。中国小说的发展，与以下三个因素关系尤为密切。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壮大。因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是由“说话”这种市民文艺发展而来的。二是社会的思想、文化的解放。当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比较严密、思想禁锢严重时，小说的发展就受到压制；当社会思想、文化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小说就比较繁荣。三是印刷业的发展。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动辄数十万言，没有高度发达的印刷业是不可能大量编撰和印行的。
除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约与影响外，还有文学特别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我们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
1.准备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
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是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它们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后来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多方面的准备。
2.成熟期（魏晋至唐）
魏晋时代是个动乱的年代，封建专制统治相对薄弱，各种“异端”思想得到了发展，老庄思想和外来佛教也日趋兴盛。于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志怪志人小说产生了，它们渐渐从野史杂传中分离出来，开始走向独立的文学形式，展现了中国小说的雏形。但它们仍然没有最终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作家还不是有意为小说，形式也比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
到了唐代，随着经济的高度繁荣发展，各类文学作品的普遍繁荣，由于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的推动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古代小说开始成熟，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一传奇体小说。唐传奇的作家是有意为小说，自觉地进行想像和虚构，作品从记录神怪异闻，转向描写现实的社会人生；在艺术上篇幅加长了，描写细致，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也较鲜明，是成熟的短篇小说，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转变期（宋元）。
宋代城市经济十分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说唱文学由唐代主要宣扬佛经的“变文”、“俗讲”，发展到“说话”。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文言小说向白话小说转变。虽然文言小说仍在继续发展，但白话小说成为古代小说的主流。二是从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转变。虽然文言短篇小说仍在继续发展，但由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体小说，成为我国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蔚为大观，量多质高，成为古代小说中的主力军。三是民间艺人大量参加小说创作，并与专业作家结合。四是小说题材从描写文人生活，转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描写，小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小商人等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五是小说由史传体向说唱体发展。宋元以前的小说主要接受史传文学的影响，从宋元时代起开始了说唱体小说的新阶段，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形式和风格都与说唱文学的特点密切相关。
标志着这个历史转变阶段的是宋元短篇话本和在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杰作虽然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它的基本骨架却是在宋元时代形成的，严格地说，它们不是明初社会的产物，而是宋元时代市民文学的硕果。
4.繁荣期（明代）。
明代初年，农业生产有一定恢复，经济得到发展，但是，政治上强化君主专制，社会思想遭到禁锢，商品经济受到压抑与摧残，宋元时期发展起来的市民文学受到打击，明代开国后的一百年，小说几乎处于一片空白的断层时期。到明代中叶，政治上的严峻形势开始缓解，商品经济渐趋活跃，资本主义萌芽迅速成长，市民意识重新抬头，以李贽、三袁、冯梦龙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反对理学，提倡人性的解放，重视小说、戏曲创作，生气勃勃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动着小说创作的发展；印刷业十分兴旺，为长篇小说的出版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于是明嘉靖、万历年间到明末，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个繁荣期的代表作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等白话短篇小说集。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潮。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小说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其总体趋向来说，是从文人与群众相结合的创作转向作家个人创作；从说书体小说向文人创作小说过渡；从描写历史、颂扬英雄转向描写市井细民；从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转向日常生活的细腻描写；从类型化的人物典型向个性化的人物典型过渡；长篇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转向写实主义、暴露文学；作家的主体意识、作家的思想情感在作品中有较多的显现，即使如《西游记》这样文人创作与群众创作相结合的作品，其作家的个性也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作品的个人风格更加鲜明。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
清王朝的建立，使明代中叶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打击，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思想文化上的高压政策，使清初的小说创作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局面。康熙的晚期，商品经济再度发展，市民意识重新抬头，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所倡导的启蒙运动又推动着小说的发展，小说创作在康熙晚年到乾隆年间再次出现高潮。文言小说在唐传奇之后，虽然并未断线，但没有取得多少引人注目的成就，而在清初，《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聊斋志异》是清代小说繁荣的先声。接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个时期小说的新特点是：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认真反思；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作品中，作家个性更为鲜明；人物形象达到高度个性化；在封建社会即将解体前夕，作家已敏锐感到时代的变化，反映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出现了；对封建社会已经失望，作家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的情绪。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小说创作却没有立即反映这种变化，从1840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时期，近代小说尚未出现，这时期兴盛的公案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小说的余波。所以，我们把虽然出现在1840年以后，但仍属于古小说范畴的作品也在这个时期介绍。（演进期1895—1911）
近代小说的出现，实际上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即从1895—1911年，算是近代小说时期，也就是古小说终结演进为近代小说的时期。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时代的斗争需要小说，于是小说创作又一次大繁荣，出现了至少六百种以上的白话小说。近代小说从内容上反映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倡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艺术上说，逐渐接受西方小说影响，在继承古代小说传统的同时，在人物、结构、语言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这个时期，可以不算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时期，把它们作为现代小说史的一部分也许更为恰当。
二、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每个民族的文学都与这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具有独特的民族传统。只有确立自己民族文学的主体地位，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在这个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才能使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百花园中独放异彩，为世界文化作出独特的贡献。拒不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本民族的文学也就不能丰富和发展；否定自己的民族传统，崇洋媚外，全盘吸收，也会使民族文学失去特色；丧失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独特地位，也会使世界文学的百花园变得单调和乏味。
中国古代小说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造成中国小说迥异于西方小说的主要原因是：1.以儒家为主，儒道佛互相融合与碰撞的政治伦理思想；1.注重纂修历史和史传文学的影响；3丨说唱文学的影响；毛中国富有民族特色的其他文艺形式的融合、渗透。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使中国古代小说在下列几个方面，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1.创作思想：
儒家哲学思想把本体论、认识论始终融合在道德论中，强调道德修养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它的文艺思想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倡导文学的教化作用。因此，小说作家在作品中总是按照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的道德观念来塑造人物，达到文艺的教育作用。
历史学家编纂历史，也是要在历史著作中树立完美的理想人格，作为后代的楷模。史传文学的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小说创作。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民间说唱文学也是强调“喻世”、“警世”、“醒世”的教化作用。同时，强调文学作品的娱乐作用，“寓教于乐”，“娱目醒心”，通过“娱目”达到“醒心”的目的。
“诗言志”，“文以载道”，戏曲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等等，这就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在这样浓厚的教化至上的氛围里，小说创作是难以例外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小说始终密切关注现实社会，把重大社会问题作为中心题材，把塑造“仁人志士”形象作为小说的神圣使命。不容讳言，这使古代小说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成为封建说教的工具，而丧失其艺术魅力；强调封建道德，抹杀了人物灵魂深处的矛盾与斗争，而使人物类型化、模式化、绝对化。
但是，儒家思想虽是封建伦理思想，但它在一定历史时期也有进步意义，特别是当作品中所歌颂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时，那么忠于国家，为保卫民族利益赴汤蹈火，为社会的公正而刚毅不阿、不懈斗争，都与历史的进步潮流、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因而起着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受到人民的欢迎。
同时，中国古代小说在创作过程中，许多作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深深地渗透在人物形象中，当时人民群众还不可能用其他语言概念来表述他们的道德观念，也只能借助“忠、孝、节、义”这些概念来表述自己的道德理想。因此，在小说“劝善惩恶”中，人民也强烈地寄托着自己的理想与情感。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运动兴起了。先进的思想家、文艺家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但却对神圣的道德规范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已不是全忠全孝的“仁人志士”，而是“离经叛道”的浪子；已不是封建社会的进取者，而是冷眼旁观人；他们并不想为封建王朝建功立业，显身扬名，而是带着悲观迷惘的情绪，离开那即将坍塌的大厦，在佛道思想中寻找自我解脱的道路。《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作品已逐步摆脱封建教化思想的影响，走向抒写作家心灵、抒写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切身感受的新路。
2.作品题材：
中国古代小说在题材方面的特点是历史题材多，重大题材多，因袭继承现象多。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大体可以归为历史演义、英雄传竒、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讽刺谴责、灵怪神魔这六类。如果再概括一些，可以归纳为讲史（包括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世情（包括人情和讽刺久神魔（包括志怪和神魔）二种。
中国古代小说重大题材多，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思想是以伦理化、政治化为特征的，注重封建社会的秩序化，追求人格道德的完善化，关心人伦关系的规范化，因而，选择重大题材是作家的神圣使命。作家相当自觉地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在关系国家命运、世风道德等重大问题上，因而历史小说、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谴责讽刺小说就应运而生了。即使灵怪神魔小说，与佛教道教的流行有关，但仍以儒为主，儒佛道三教合一，“言诞而旨正”，通过灵怪神魔故事，达到教化的目的。当然，在其他各类小说中，也常渗透着因果报应、归隐避世的佛道思想，反映出三教合一与互相碰撞的思想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历史题材多，与注意编纂历史的传统有关。中国有着编写史书的传统，而《史记》等历史著作在中国有着与儒家经典同样崇高的地位，因而“史贵于文”的价值观念使我国的古代小说出现了把历史通俗化的历史演义小说，出现了取材于历史的英雄传奇和公案侠义小说。即使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人情小说，也往往要假托历史，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作为小说源头的神话传说，早就被历史化和政教化了，因而神魔小说中存在着大量把历史幻想化的作品。
在封建社会里，人民大众深受封建制度的压迫，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深切感受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国家统一，政治清明，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因此，关怀国家命运，反对外族侵略，歌颂明君贤相，颂扬英雄侠客，希望淳朴忠厚的人际关系，是人民愿望的表现，也是“说话”中的集中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