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自序可知，作者虽然生于康乾“盛世”，过的却是“叠遭变故”、颠沛流离的生活。先是做了赔本生意，致使“漂泊陌路”；继而为病所困，“百药罔救”，“就医扬州，旅邸萧瑟”；后来“授直隶辽州牧，专役相迓”，“从此风尘南北，日与朱门做马牛”。这就是他穷愁残喘、浪迹他乡的艰辛生活经历。然而，他毕竟还是一个颇有才气的知识分子，因此，他的精神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家居时有“最爱谈鬼”的嗜好，后来虽然“生计日戚”，但也不失“广觅稗官野史”的兴趣，并对所读作品进行评价。文穷而后工，学积而成才，这些都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创作经过，据自序可知，本书草创于清乾隆十八年，接写于乾隆二十一年，二十六年0760，于乾隆二十七年0762）在河南完稿，历时九年。
另外，从自序中也可以看出作者不愿轻易下笔的创作态度。他认为，要写一部小说，需要有一个长期积累和构思的过程。虽然年轻时有独特的文学趣味、文学修养，以及丰富而又艰辛的生活经历，使他有较扎实的创作根基。然而，他还认为，要最后创作好一部“耐咀嚼”的小说，决不能“印板衣褶”、“千手雷同”’而要“破空捣虚”，“攒簇渲染”，加以艺术的创造。特别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他认为要描写鬼，就要做到“描神画吻”、“鬼鬼相异”，像施耐庵塑造许多不同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样。他创作《绿野仙踪》时，也正因为书中的人物经年累月地酝酿于心中，所以到后来，“书中若男若女已无时无刻不目有所见、不耳有所闻于饮食魂梦间矣”。
既有似神魔小说作家谈鬼搜神的文学爱好，又有如人情小说作家善于写实的创作精神，这就是《绿野仙踪》在题材构成方面的两重性特征，即神魔与人情相结合的主观条件。客观上，由于神魔小说发展到后来，逐渐从浪漫走向现实，于是就与明中叶以来盛行的人情小说合流，《绿野仙踪》显然是这种结合的产物。作品虽然有大量人情世态的描写，比如描写封建家庭内部的倾轧，表现世家子弟的腐朽堕落，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叙，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等等，但却是以主人公冷于冰的修道与收徒为主要线索而贯串作品的始终。因此，它的基本倾向还是在神魔小说的界说之内，只不过是由于人情小说的影响，使得作品更具现实感，更真实地展现人情世态。
二、现实与理想
在元明清的戏曲小说作家中，多为怀才不遇、发愤著书的文人。这些文人从小浸润着儒家典籍，其后投向社会，又受三教九流的影响，他们的人生哲理虽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大杂烩，但由于受社会市民阶层的影响，且都有一点文学创作的灵性，因此，他们的思想是会超出当时社会的一般水平的。由于他们穷而在下，有所不敢言又不忍不言，于是，就借婉笃诡谲之文以寄其志、泄其愤。“或设为仙佛导引诸术，以鸿冥蝉蜕于尘埃之外，见浊世之不可一日居……或描写社会之污秽、浊乱、贪酷、淫媒诸现状，而以刻毒之笔出之……”在戏剧方面，有元代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如《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明代有汤显祖的《南柯梦》、《邯郸梦》等。在小说方面，如上节提到的一大批根据宗教故事加工的神魔小说，都鲜明地表现着这种倾向。而《绿野仙踪》的作者正是继承这种传统，把幻设仙佛导引与描写社会污秽结合起来，并使超现实的与现实的两条线索、极善的与极恶的两个极端统一在向往贤明政治的这一理想上。
在《绿野仙踪》一书中，一方面表现为极恶的、现实的。在官场有荼毒百姓、杀害忠良、贪赃卖官、权倾中外的严嵩父子及其同党。他们可以随意使人科举落第、人头落地：他们还可以随意制造“叛案”，从中勒索赃银；他们畏敌如虎、祸国殃民，居然“送银六十万两，买得倭寇退归海岛”等等。在社会有淫逸浪荡的纨绔子弟，如大财主周通之子周琏，玩世不恭，贪色成性，骗娶民女，逼死前妻，暴露了地主阶级骄奢淫逸的秽行；还有帮闲无赖的儒林群丑，像胡监生，虽然通过科举渠道当了官，却是一个“好奔走衙门，借此欺压善良”、一句文墨话都不晓得、满身散发着铜臭味的土豪劣绅；另外，还有许多欺诈奴媚的市井细民。正是这些上自朝廷、下及乡野的各种丑类，组成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堕落、残酷、阴冷的“百鬼图”。
另一方面，此书又表现为极善的、超现实的。社会如此恶浊，现实如此残酷，人们在黑暗的现实中看不到微露的曙光，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于是，作者就借宗教幻想的形式，请出冷于冰这样无所不能的神仙来伐恶从善、来拯救吃人的人和被人吃的人，从而向人们提供了虚幻的希望和理想。冷于冰看破红尘弃家修道，火龙真人授其道法，嘱其“周行天下，广积阴功”。于是，冷于冰一方面凭借道术斩妖除魔，济因扶危：既斩自然界的妖魔鬼怪，如“伏仙剑柳社收厉鬼”、“斩妖鼋川江救客商”等；又惩人世间的“妖魔鬼怪”，如“救难裔月夜杀解役，请仙女谈笑打权奸”、“冷于冰施法劫贪墨”、“借库银分散众饥民”等。另一方面，冷于冰更是致力于度人出家，其中有浪荡公子温如玉、有“大盗”连城璧，有农民金不换、还有兽类猿不邪等。鲁迅曾在《小说旧闻钞·杂说》；‘绿野仙踪”条中认为，作者“以大盗、市侩、浪子、猿狐为道器，其愤尤深”，这可以说是作者的知音。因为从作品的整体看来，作者这样设置有两层意思：一是企图从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表现贪嗔爱欲的虚幻，而更深的一层是说恶浊的现实使这些人为恶，只有摆脱俗念、一心修道方能从善，最后，人世间的忠奸是非已清，善恶已各得其报。冷于冰广积阴骘，被上帝仙封为“靖魔太史兼修文院玉楼副史”，冷于冰的弟子们也均成仙身。
这里，作者通过现实与超现实两条线索或继或续的互相勾连、忽明忽暗的互相映衬，叠现出人世和仙境两个世界，以及在其中活动的人神、妖魔。虽然作品用了很大篇幅写了冷于冰等人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画符念咒、土遁缩地等仙术和法力，构思了不少除妖灭怪的情节，使作品落人神魔小说的旧套之中。但是，正如我国近代第一部文学史的作者黄人所说的，《绿野仙踪》内容“最宏富，理想亦奇特”（1）。确实的，作者鞭挞了那个社会该鞭挞的假、丑、恶，即奸、贪、淫、诈等，表现了那个社会所能表现的理想，即贤明的政治。于是，一个披着道袍、步履于云端、出入于仙境的神仙，却无时无刻不注视着人间社会；而他在人间的所作所为，正是作者向往贤明政治的理想的体现。可见，作者对假、丑、恶的揭露和抨击，并不是为了动摇其封建统治，而是为了出现贤明的政治；同样，作者对冷于冰的美化，主要也不是为了宣扬宗教教义，而是把他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如果说作者清醒地揭露现实的思想是超出当时社会的一般水平的话，那么，在理想的表现上则没有跳出儒家传统思想的框框，虽然其表现形式很奇特，但却没能像曹雪芹、吴敬梓那样表现出代表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新的生活理想，而是把理想建立在一种虚无缥渺的幻想的基础上。这虽然与双重题材的构成有关，但也不能不说是作者世界观方面的一大局限。这是作品总的思想倾向。
具体地说，《绿野仙踪》的思想意义还表现在对世态人情的描摹方面。通过精致的描摹，作品真切而多方面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比如关于周華婚姻纠葛的几回描写，作品围绕着周琏的喜新厌旧和妻室争宠，连带触及家庭上下内外诸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封建社会的人情风俗图。然而作者对周琏、蕙娘是既有谴责又有同情的，而全面谴责的是他们幕后的纵容者。如八十三回庞氏捉奸教淫女，居然唆使女儿向奸夫索要财物、字据，并进一步教唆女儿：“你只和他要金子。我再说与你：金子是黄的。”还有第八十七回何其仁丧心卖死女，为了钱，竟然在卖尸的凭据上将女儿描画得没有人味。在这些极有生活气息而又异常精致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封建末世人们精神支柱的动摇和物质观念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封建制度本身的日益腐朽，人们的传统的伦常观念日渐淡薄；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所产生的新思想观念的冲击，人们对于金钱财产的崇拜的信念，已在市民阶层中普通形成。既是风俗画，又是“百鬼图”；既是客观的写实，又是深刻的表现，因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三、冷人与热人
神魔与人情相结合的双重题材，不仅影响着作品内容既是描写现实、又是表现理想的双重性，同时也决定着作品主要人物形象的两重性，即仙与人、冷与热的结合体。张竹坡在批评《金瓶梅》曾讲：“以冷热二字开讲，抑孰不知此二字为一部之金钥乎？”这里“冷热”二字，也可以借来作为我们理解冷于冰这个形象及其他形象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