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两汉志怪小说的形成，《山海经》一书尤值得注意。它的关于远国异民和山川禽兽的奇思异想，对于富有开拓精神和好奇心的汉代人来说，十分具有吸引力。模仿它的作品相继踵武，故胡应麟称之为“古今语怪之祖”气现存的汉代志怪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地理博物体的志怪小说，它们都是仿学《山海经》的作品，如《神异经》、《洞冥记》、《十洲记》、《括地图》等。不过，这些作品中，真正可视为志怪小说雏形的作品并不多，因为这些作品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遐方异物的记载，缺乏人物和情节，因此不能算作志怪小说。另一类是野史杂传体的志怪小说，代表作有《汉武故事》、《列仙传》、《蜀王本纪》等。《汉武故事》形成于东汉，是从以往史传中分化出来的，不再附属于史籍。该书主要记武帝一生的遗闻轶事，神怪色彩十分浓厚。它以武帝为中心人物，以武帝求仙为主要情节，已具备了小说的基本要素，其中写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天上人间，自由驰骋，完全是幻想的虚构的情节，也是典型的志怪小说的笔法。《列仙传》记述七十二位神仙的事迹，这些仙人有的纯属虚构，有的是神仙化了的历史人物。这些神仙的形象与上古神话中的神相比，已有了一定的变化，形象特征完全人化，显得较亲切，人甚至可以和神仙恋爱，比如有名的《萧史传》和《江妃二女传》就是两个优美的人和神仙恋爱的故事。这也是首次把人神爱情故事引人志怪小说，对后世同类题材的小说影响很大。《蜀王本纪》主要记载有关古蜀国历代君王的神话和传说，其中望帝杜宇、开明帝鳖灵和五个力士的传说最为精彩。相比较而言，野史杂传体的志怪小说，小说的形态特征更为明显，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志怪小说在汉代已初步形成。
二、魏晋南北朝是志怪小说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发达情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观察。首先，作家、作品急剧增多。在为数众多的作家中，包括不少当权者和知名之士，如魏文帝曹丕、梁元帝萧绎，刘宋大臣刘义庆，著名学者文人干宝、陶渊明、祖冲之、颜之推、任昉、吴均等。这种情况无疑提高了志怪小说的地位和声望。同时，作品数量也大大超过往者，据今人统计，这个时期的志怪作品约八十余种，而且普遍都是多卷本，有的多达三十卷，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思想和艺术成就都较高。如《搜神记》、《拾遗记》、《搜神后记》、《续齐谐记》等，都是此间的佳作。其次，这时期的志怪现实感和时代感大大增强，开始出现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作品，这正是志怪小说在思想上走向成熟的主要特征。第三，故事奇幻多姿，艺术想像力和表现力得到提高。写仙凡相感、人鬼恋爱、死后复生、冥婚冥报、人兽异化等奇思异想的作品层出迭新。
当然，也必须指出，这个时期志怪小说的创作多数仍属于自觉或半自觉的宗教迷信宣传，作者在叙写怪异之事时都是抱着“实录”的态度的，因此还不是有意识的创作。艺术上总的看是多叙事而少描写，很不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只满足于讲故事，以情节取胜，但情节又往往简单。这些都表明，志怪作为小说尚在幼年。
三、唐代是志怪小说的演变期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人们不再满足于以往志怪作品的简短故事。在这种情况下，唐代文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他们从六朝志怪小说、史传文学、唐代变文俗讲及其他各类文体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融会各家之长，创造出唐传奇这种新的小说体裁，从而奠定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典型形态。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座辉煌的丰碑。
唐传奇的兴起，给中国文言小说注人了新的生机，传奇体从此成为文言小说的主要形式。志怪小说唐以后虽然不断有人创作，而且数量甚夥，但由于它都是一些短书杂记的“残丛小语”，在宋以后白话小说勃兴的背景下，作为小说的特征更显得苍白微弱，而一些较好的志怪小说，也都带有传奇笔意。因此，唐以后，传奇小说实际上代表了文言小说的主流。
四、宋元时代是志怪传奇小说的萧条期
宋传奇取材于现实生活的较少，多数是“托往事而避近闻”。主要取材于历史，相当一部分是写隋炀帝和唐明皇的。但由于作者揭露得十分深刻，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意义。同时，由传统儒学与佛教结合而产生的理学对传奇小说亦有影响，因此，宋传奇多明因果而寓教化，具有概念化的倾向。元代是个短暂的历史时代，传奇小说数量少、质量低，不足深论。
五、明清两代是志怪传奇小说复兴、兴盛和终结期
明代的前中期，传奇小说在经历了宋以后近五百年的萧条之后，又有了新的转机。出现了像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等比较好的传奇专集。同时还出现了一些较好的单篇传奇，如《中山狼传》、《辽阳海神传》等。这些作品寓意深刻，人物形象生动，情节委婉曲折，描写也较细腻，有唐传奇文风。到了明末，文人创作传奇之风又盛，一大批造诣较高的诗文作家积极参与了传奇小说的写作，特别是在当时思想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不少作品除了传统的反封建主题外，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色彩，艺术上也更趋完美。明末传奇小说大昌之势为清初《聊斋志异》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清康熙年间出现的《聊斋志异》，把志怪传奇小说的创作推向思想和艺术的高峰。《聊斋志异》问世后，曾风行一时，模拟之作纷纷出现。其中虽不乏佳作，但总的看来，成就都远逊于《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的出现，还从对峙的意义上刺激了笔记体志怪小说的繁荣。如纪昀从六朝志怪小说朴素的记事观念出发，认为《聊斋志异》为才子之笔，不应崇尚。因此，他写《阅微草堂笔记》时，就努力追踪晋宋志怪笔法，“尚质黜华”，记事简要，而且议论颇多。由于它文笔清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1）。同时也由于作者地位高，文名大，因此在当时文坛上影响也很大。仿效之作亦纷纷出现，但后继者功力都不及纪昀。到了晚清，报刊杂志上虽还出现大量单篇的传奇小说，然而质量却每况愈下，至此，我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发展的历史便归于终结了。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两汉出现的一些初具规模的志怪小说，仅仅是具备了小说的某些形式特征，严格地说，它还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志怪小说，它还带有草创期的粗糙、幼稚、不成熟的特点。进人魏晋南北朝后，志怪小说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作家多、作品多，而且形式上更趋于成熟，不仅有了一定规模的故事情节，而且也有了某种程度的人物形象描写，同时现实性和时代感也大大增强了。
一、繁荣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当然是在两汉志怪的深厚基础上发达起来的，但它的繁荣和进步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情况为志怪小说的繁荣和进步提供了种种有利条件，同时也规定着此时志怪在内容上所带有的时代特征。
首先，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乱时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都异常尖锐。从三国到隋，三个半多世纪，社会陷人分裂混乱的状态，三十多个朝代和小国交相更替，各统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豪征巧夺，使人民蒙受兵荒马乱的巨大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把自己的反抗精神和追求理想的愿望，通过丰富的幻想，寄托在一些神鬼故事里而曲折地显示出来，他们不仅发展了旧传说，而且也创造了新故事。志怪小说里的一些优秀作品正是这些传说故事的记录和加工，这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具有积极性内容的重要原因。
第二，志怪小说的大量出现又与当时宗教迷信的盛行密切相关。鲁迅先生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神愈炽；会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氕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迷信的规模、声势、影响都大大超过前代，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大多迷信神鬼，佛道两教广泛传布，社会上充满了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风气。灵魂不死、轮回报应、鬼神显验、肉体飞升等迷信，成为极其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宗教迷信的盛行，势必造成大批鬼神传说的出现和流传，佛教徒和道教徒为宣扬法旨和自神其术，也大量编造和收集神怪故事；同时，六朝文人普遍接受佛道思想，宗教迷信观念极大地支配着他们的写作，如干宝、刘义庆、颜之推等都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而整理创作志怪小说的，这对志怪小说的发展和传播，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谈风的盛行。谈风包括清谈和闲谈，这是六朝名士风流的表现。清谈又称清言，它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品评人物，这是受汉末清议风气的影响，又同魏晋选取人才的“九品中正制”密切相关；二是谈论老庄哲学即所谓玄理，这主要是知识分子为逃避严酷的现实政治而追求清虚玄远。清谈对志人小说的产生影响更大。闲谈主要是人们聚在一起，说些玩笑、嘲戏之语或讲故事。《陈书》卷三六《始兴王叔陵传》有“叔陵……夜常不卧，烧烛达晓，呼召宾客，说民间细事，欢谑无所不为”的记载，《魏书》卷九一《蒋少游传》也有“青州刺史侯文和……滑稽多智，辞说无端。尤善浅俗委巷之语，至可玩笑”的记载。这里所说的“民间细事”、“浅俗委巷之语”，就是指民间发生和流传的各种故事。谈风炽盛，对小说创作来说，使各种传说和故事得到迅速流传，并大量地集中到文人手里，文人就有可能较快地和较多地将它们加工创作，汇集成书。
二、重要的作家作品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从数量看是相当可观的，现在保存下来的完整与不完整的尚有三十余种。魏晋时期较著名的志怪小说有题为魏文帝曹丕撰的《列异传》、晋张华的《博物志》、题为郭璞撰的《玄中记》、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王嘉的《拾遗记》、祖台之的《志怪》、戴祚《甄异传》等。南北朝时期较著名的有署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宣验记》、刘敬叔的《异苑》、东阳无疑的《齐谐记》、祖冲之的《述异记》、任昉的《述异记》、吴均的《续齐谐记》、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可惜多数志怪小说都已失传，比较完整地流传至今的大约只有《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搜神后记》、《续齐谐记》、《异苑》等几种。那些散佚作品的部分佚文被辑入宋李昉的《太平广记》，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钩沉》也辑录了部分佚文。
值得庆幸的是，现存的志怪小说保存了魏晋南北朝志怪最有价值的部分，《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续齐谐记》都代表了那一时期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
《搜神记》作者干宝，字令升，晋新蔡（今河南新蔡县）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西晋太康中至穆帝永和间，他是东晋初期著名史学家，著有《晋纪》、《春秋左氏义外传》等书，注有《周易》、《周官》数十卷，今皆散佚。他搜集了许多古今神怪故事编成《搜神记》，目的就是要证明世上真的有鬼神，所谓“发明神道之不诬”（《自序》），这也是当时一般志怪小说作者的主观意图。从内容上看，《搜神记》主要记了些神仙鬼怪、妖祥卜梦、报应还魂、法术变化诸事，可说是神道、方术的大杂烩。但由于书中的材料大都是从民间来的，因而也保存了不少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虽也染有怪异的色彩，但在思想倾向上却反映出了当时人民的理想愿望，歌颂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品德，这些构成了本书的精华。《搜神记》可说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上乘之作。
《博物志》作者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人，生于魏明帝太和六年口，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口⑷）。他自幼嗜书博学，《晋书》本传说他“博物洽闻，世无与比”。他在当时，是像汉代东方朔一样的传奇式人物，也是一个精于数术方伎的方术家。《博物志》是一部地理博物体志怪作品，深受《山海经》的影响，书中主要记载山川、地理、异物、奇境、殊俗、神话、野史，乃至礼制、服饰等等，而着重宣扬的还是神仙与方术。由于它的地理博物体的特点，因此书中记叙的杂考杂说杂物，毫无故事性可言，这部分文字当然不能视为志怪小说。而我们认可它为小说，主要是根据它另一方面也记载许多故事性很强的非地理博物性的传说，突破了地理博物体志怪专记山川动植、殊方异族的范围，这也是它作为志怪小说的价值所在。
《拾遗记》作者王嘉。梁萧绮对该书曾加以整理，于故事之后附加议论，称之为“录”，因此明朝胡应麟认为《拾遗记》是萧绮所撰而托名王嘉。这种说法不过出于揣测，并无确据。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县）人，生卒年不详。他是一个能文的方士，《晋书》卷九五《艺术’王嘉传》说他隐居山林，不食五谷，清虚服气，弟子受业者数百人。《拾遗记》共十卷，前九卷都是记历史遗闻佚事，从庖牺、神农一直到晋代帝王，第十卷谈仙山灵物，长生不老，所记人物事件多是神话化和方术化了的历史传说，所谓“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其中记载帝王的故事，有的寓有借古讽今以示规劝的意思，也有一些故事通过美妙的幻想来显示某种社会理想和征服自然的愿望。因此从内容上看，《拾遗记》也是良莠参差的。而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拾遗记》的价值更髙，它想像丰富，语言雅畅，所述之事，大都情节委曲，描摹细腻，在六朝志怪中，它的写作技巧是比较高明的，对后世的影响也较大。
《续齐谐记》作者吴均，字叔庠，梁吴兴故彰（今浙江安吉县）人，生于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续齐谐记》并非完书，部分篇章已散佚，今只存一卷十七条，但所记都较有价值，如《田氏紫荆》、《阳羡鹅笼》、《黄雀赠环》、《会稽赵文韶》等，都是极有名的故事，不仅情节曲折有致，奇特生动，富有情趣，而且描摹细腻，文词清丽优美。在六朝志怪中，实属上乘之作。
三、良莠参差的思想内容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是在当时社会土壤中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多从现实取材，因而它具有极其深厚的时代感和现实感，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另一方面，由于六朝文人普遍接受佛道思想，宗教迷信观念极大地支配着他们的写作，他们主观上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因此这些落后的思想意识也大量地渗透在作品中。